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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自觉品格的文学早已不被历史束缚，文学也不再担负记录和叙述历史的责任，严格意义上人们也不必从文学中去获得历史知识和认识历史规律。但“历史”依然是文学和作家要面对和思考的重要范畴。历史的主体是人类、群众和个人，最终是每个具体的个人，是每一个具体个人能力的发展和自由的逐步实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实现的过程。文学所面对的正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以此为引领，我们可以对近40年中国乡土的变革和叙述再度梳理和思考。人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历史的人，它既是人类历史的前提，也是其结果。人类自身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人类历史的过程，人与历史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实现了统一。30多年的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是中国农民创造性实践的30多年，也是中国农民自身生成和发展的30多年。从安徽小岗村到全国的土地承包，揭开了中国农民从物质极度贫乏的饥饿年代向温饱时代的转折。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1979年)中，“李铜钟”正是为了解决紧迫的饥饿问题而成为了“犯人”。渴望土地并对土地拥有支配权是温饱的前提，当然是中国农民亘古的梦想。《山地》(尤凤伟，1985年)中“五爷”对土地的“贪婪”就是一个代表。通过《种包谷的老人》(何士光，1982年)我们看见了实现温饱的曙光。此时的刘三伯不是担心吃不饱，而是担心有人来追究。而在《李顺大造屋》(高晓声，1979年)中，李顺大终于可以建房了，为此他梦寐以求了40年。严格地说，此时的中国农民还是与他们的祖先一样的传统农民，他们追求实现的温饱是千百年中国农民仍未实现的生存权利。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工业化悄然兴起，乡镇企业蔚然成风，中国农村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开始，而且一开始就进入一个异常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至今我们还可以从《分享艰难》(刘醒龙，1996年)中体味到当时乡镇财政的窘迫和乡镇干部的无奈。这一时期中国乡村的复杂远远不是基层财政体制问题，广大农民巨大热情的释放，使得农产品的流通成为问题，剩余劳动力成为问题，农村市场体系的缺乏很快导致高额的农民负担和粮食问题。《抢劫即将发生》(楚良，1983年)叙述了一个农民密谋抢劫运输化肥的车辆的故事，它无疑较早地触及了农资价格和供应中的双轨制问题。《虾战》(邓刚，1990年)整个故事的发生和推进充满了国营、集体、个体养虾户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乡长》(林和平，1989年)中的“乔乡长”面对的是矛盾交织的农村工作局面，作品正是在这复杂的矛盾中塑造出工作经验丰富却不受上级欢迎的“乔乡长”形象。在乡镇工业兴起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恶性竞争、破产倒闭、大规模的污染。《癞花村的变迁》(星竹，1987年)、《九月还乡》(关仁山，1996年)、《年前年后》(何申，1995年)等作品不同程度呈现了当时乡村经济和农民生存问题的复杂性。《村支书》(刘醒龙，1992年)、《沂蒙九章》(李存葆、王光明，1991年)以不同的方式折射出当时中国农村基础建设和设施贫乏。《我的天堂》(何建明，2009年)以报告文学形式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苏州乡镇企业的繁荣与衰败及其带来的污染和破坏。这是中国乡村从传统乡村走向现代乡村的一段艰难的历程，是中国农民从传统农民转向现代农民的一次涅槃，无疑，无数的农民、广大的乡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事业投入机制的改变，农村税费以及基层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广大农民在追求富裕与幸福的道路上迈入了如何与城市一体化发展的阶段，传统的干群关系演变成农民与社会职能、社会公共服务部门之间的关系，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面临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农民的梦想与实现不再仅仅依赖于土地，而是更紧密地依赖整个社会特别是城市的发展与机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