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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文学经典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人民日报》2014年05月1 张江、张炜、张志 参加讨论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 炜(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教授)
            白 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核心阅读
    ●看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前途,最终要看个体素质,看精神面貌。就像文化不仅仅是一项产业一样,文学不仅仅是一门专业,它显现了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力,对于美的感受力
    ●不必讳言“红色经典”的局限,但是,它对于物质至上、欲望横流的警示,它对于正义、平等的吁求,它对于底层苦难和受压迫民众的同情和尊重,都是当下的许多文艺作品所忽略乃至根本无视的
    ●我们有一种错觉,仿佛一说“经典”,就是指古代人或者至少是前代人的作品。也许时间可以造就经典,但经典不是个时间概念,而是品质的概念,当代文学同样可以“经典”起来
    ●经典不会自动呈现,经典是在阅读中建构起来的。文学的永恒性不是指意义、价值的永恒,而是指它具有意义、价值的永恒再生性,可以不断地延伸价值,不断地被创造、被发现
    ●在评判作家作品时,往往距离越近,标准越严苛,所以才有当代文坛缺少大师、当代文学没有经典、当代文学不及现代文学等种种言论
     
    张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经典。这些经典历经岁月沧桑依然散发着永恒魅力,它融化在民族精神的血脉之中,成长为集体无意识。正因为如此,各民族的人民才会像珍爱宝藏一样珍爱自己的经典,反复地阅读它,持久地阐释它。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尤其不乏经典,从《诗经》开始,皇皇巨典,源远流长。经典是民族精神存活的证据。没有经典,就难有民族精神的表达。捍卫经典就是捍卫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不能也没有权利与经典隔绝
    张炜:10年前西方有一本著作教人如何快速阅读,即在很短的时间内读大量的书并记住,但书中专门指出:文学书例外。说实话,文学经典的阅读没法不慢下来。
    我们今天的阅读面临的危机在哪里?主要是提供给我们的读物太多,似乎到处都是可以读的东西。我们每天的时间不是被填满,而是根本就不够用。不停地产生“大师”,不停地诞生“杰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都是糟粕。有的人一定要坚持“繁荣说”,认为空前多的出版物一定是创作的黄金时代,进入书店,架子上、地上堆的都是印刷品,网络上也都是,这怎么会贫瘠?可如果我们的阅读稍微苛刻一点,标准稍微抬高一点,对文学有一点深入的爱与认知,就会感到悲观。可读的文学作品真的是太少了。那么,读什么呢?最为可靠的方法,就是多读经典。经典最能打动人,也能给人以多种滋养。经典的美是经过千百年筛选、确立和检验的,历久弥新。大学课堂上推荐中国的经典,会一次次说到“屈李杜苏”和诸子百家,说到鲁迅。经过漫长的时间筛选出来的经典作家,我们无法遗忘。这就像阅读外国经典,不可能略过英雄史诗,还是要提到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和歌德一样。
    如果昨天我们曾经被它感动,那么今天就尝试着重温那种感动。这是一种巨大的享受。人到中年,读了那么多所谓名著,充满了阅读体验,什么样的感动和失望都经历了,可是再读20多岁时读过的一些经典作品,仍然无法放下,仿佛又一次进入了作家所描述的那片草原,进入了他的乡村、他的天籁、他的故事。那真是没法说出来的复杂感情。经典对文字的还原,会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变得美不胜收、深不见底。
    看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前途,最终要看这个民族的个体素质,看精神面貌。几十万人口的城市竟然找不到一个能读诗的人,找不到一个热爱经典的人;虽然读了中文系,可是从未热爱过自己的专业——这样的族群是可悲的。就像文化不仅仅是一项产业一样,文学不仅仅是一门专业,它显现了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力,对于美的感受力。
    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力让自己与经典隔绝。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阅读最好的作品上,即经典的阅读上。当然,这里的经典不只是文学经典,还应包括其他人文学科。
    “红色经典”仍是精神建构的重要资源
    张江:还有一个“红色经典”问题。“红色经典”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时过境迁,这些作品的价值还在,仍然值得阅读。但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人对“红色经典”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认为它够不上“经典”。事实上,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承认,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中,“红色经典”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在国家建设和繁荣的艰苦探索中,“红色经典”号召、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人。这些作品所塑造的形象、所张扬的精神,使中华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它的力量已大大超出了文学的含义,它的影响是同时期其他作品无法企及的。我们不能忘记“红色经典”。
    张志忠:21世纪的现实,与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但是,“红色经典”仍然是今天精神建构的重要资源。近年来,《红旗谱》《青春之歌》《吕梁英雄传》《红日》等作品先后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根据左联作家叶紫的小说改编的《星火》还创下了当年央视收视率的新高。那些为了民族的新生而浴血奋战、舍生取义的英雄,无论在哪个时期、什么样的社会语境下,都是需要的,都是必须肯定的。韩少功曾经说“文革”结束多年之后再度观看《红色娘子军》,尽管时过境迁,新一代芭蕾舞演员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情爆发力也大不相同,但是剧作的感人力量仍然让他沉思。我们不必讳言“红色经典”有其自身和时代的局限,但是,在文化和文艺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它对于物质至上、欲望横流的警示,它对于正义、平等的吁求,它对于底层的苦难和受压迫民众的同情和尊重,都是当下的许多文艺作品所忽略乃至根本无视的。
    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学传统,“红色经典”类的作品,是今人进行创作的重要阅读前提。今天活跃在文坛的“50后”“60后”作家,可以说都是在少年时期、在文学的启蒙时代、在可供阅读的作品甚少的文化匮乏中,接受了“红色经典”的熏陶。当然,这种接受因人而异,随世移易。不过,很多有成就的作家都把它作为创作的必要参照,有所借鉴,有所发扬,也有所规避和自省。孙犁《荷花淀》的清新俊朗,不但影响了刘绍棠、徐怀中等老一代作家,也影响了贾平凹、铁凝等今日的文坛大家。铁凝笔下那些鲜明的女性形象,确实是传承和发扬了孙犁的精神血脉。莫言自叙他最初的创作就受到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影响,《红高粱》里很多有关战争场面的描写,包括对日本人的描写,实际上都跟《苦菜花》这样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关。余华也讲过,他在少年时代最喜欢的小说是《闪闪的红星》,这让人联想到他在创作中屡屡选取成长中的少年作为主人公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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