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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此相应，瞿秋白在构建“普洛文艺”的理想图景时，再次质疑与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瞿秋白曾有“普洛文艺”“无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众文艺”等不同提法，究其实质，可用“文艺大众化”来概括。瞿秋白认为，大众文艺在反映普通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不高，欣赏通俗流行的大众文艺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七侠五义》、连环画、《火烧红莲寺》等通俗小说、电影等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和建设功能。因此，要清除封建主义、市民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对普通民众心理的影响，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革命精神，就必须借助大众文艺通俗易懂、受众面广泛、易于接受的优点来建设“革命的大众文艺”。这样，如何利用大众文艺传达革命思想以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也就成为“争取文艺革命领导的具体任务” 。 然而，“普洛文艺”的创造却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在题材和内容上，新文学的题材狭隘、内容苍白，往往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只限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描写，如自恋、失恋、三角恋及家庭内部的各种冲突等等，充斥着小资产阶级的“罗曼蒂克”。在语言上，虽然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但此时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大众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中国的现代文艺还没有成就”，“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 ，群众还生活在精神的荒漠里。 在瞿秋白看来，新文学不能实现大众化的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态度，在于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学运动还没有跳出智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这些革命的智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因此，他们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 在此，瞿秋白也表达了对于作家态度的重视：“文艺上反映着现实的时候，作家没有可能不表示某种立场的某种态度。他的每一个字眼里，都会包含着憎恶或是玩赏，冷淡或是热烈的态度……他是在可惜，是在感动，是在号召，是在责备，总之，他必然的抱着一种态度。” 作家的倾向性无处不在，文学反映现实的客观真实与作家的主观情感是可以统一的。“文艺的反映，简单明了的说句‘痛快话’罢，这也包含着文学家所表示的对于社会现象的态度。高尔基自己说：‘艺术家观察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心理——表现给人看他的伟大和卑劣，他的理智的力量和他的兽性的力量。’这里，他明白的说出来：艺术家首先要有点儿分辨‘伟大’和‘卑劣’，‘理智’和‘兽性’的能力。这是要从一定的立场——阶级的立场去分辨的。” 瞿秋白主张从阶级立场去分辨作家的倾向性，并进一步强调阶级立场对文艺创作的重要性：“智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必须完全铲除”,知识分子“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 因此，他号召作家们要“去观察，了解，经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像无产阶级一样的去感觉。”［4］481 无产阶级自身能够建设大众文艺吗？瞿秋白并不乐观。他曾分析过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和前景：“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至于工人的数目则很少。……大多数中国工人是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的状况是非常可怜的，他们所受的压榨不仅来自中国资本家，还来自外国资本家。他们一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工资却少得可怜。他们的知识水平也很低。农民的状况更加凄惨。“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尽管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条件非常可怕，但他还没有觉醒，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认识，没有组织。”在这样的生存状况中，“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文化”［1］173， 很难凭借自己的能力，发出自己的文学之声。 因此，建设大众文艺的重任，就落到了从其他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的肩头。但是，对于他们是否能够担此重任，则是备受争议的。比较流行的看法是知识分子外在于他们的表现对象，原因在于他们的阶级属性和精英身份使得他们不能真正体验大众的生活。所以说，从其他阶级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仍然无法充当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瞿秋白曾经形象地用“红萝卜”来打比方，用“皮红”而“肉白”来暗示那些表面上是无产阶级文学、而精神实质仍然体现了小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文学作品，“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4］407。 不可否认，出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长背景注定了他们与劳动人民的情感和思想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隔膜，但这并不意味着体验不了劳动人民的情感和思想，创造不出表现人民情感和思想的作品。阶级性并不是唯一的划分情感界限的分水岭。在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内部存在着不同领域和层次。在某些领域和层次中，情感和道德的体验是可以共通的。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性格中也有不失天真的一面，对待生活的某些方面仍然会抱有淳朴的情感；哲学家或批评家，也会有着朴素的思维方式，也会有用良知支配意见的时刻。歌德谈过对于诗歌统一性的看法：“诗只有一种，也就是纯正的和真实的诗，其他则为其近似物和表面现象。农民所得到的诗的天赋也和骑士一样好。关键只是在于，是否每个人都能把握住他的状况，并且按其身份地位对待他。这样，最简单的境况也能获得最大的优势。因此，即使是那些具有高尚地位和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倘若他们要赋诗的话，太多也是在淳朴中寻求自然。”［5］可是，处于激烈阶级斗争状态中的瞿秋白，哪里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也不愿承认这个问题。他继认定知识分子具有阶级斗争上的软弱性以后，又认定知识分子不具有创造“普洛文艺”的权利，其实限制了“普洛文艺”的创造途径及创造质量。事实证明，瞿秋白关于知识分子的见解，在开创“普洛文艺”的阶段里具有推动作用，但并没有带给“普洛文艺”更好的创造前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