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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瞿秋白将知识分子与“普洛文艺”的论述结合在一起，在构建“普洛文艺”的同时，质疑与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创造革命文学的实施者。这一论述的本质是文化领导权的归属问题。瞿秋白与葛兰西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认识及实施策略大体相同。瞿秋白认为知识分子不是文化革命的主体，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是可能的。瞿秋白的知识分子观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创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理论做出了贡献；但其也包含着不可忽略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不能辩证地认识知识分子作为群体的独特作用，在祛魅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压抑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积极领导作用，这不利于革命在夺取政权及执政后建设远高于过去阶段的文化成就，也不利于整个社会向更高的文化阶段攀升。 关键词：瞿秋白；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普洛文艺；五四文学；葛兰西 作者简介：陈朗（1977—），女，讲师，文学博士，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 瞿秋白关于知识分子特性的论述，是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论转向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论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政策的思想基础。其论述的中心是立足于文化革命，夺取文化战线上的领导权，实现无产阶级的整体革命目标。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另一个理论兴趣，即瞿秋白（1899—1935）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活动时代，恰好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1891—1937） 的活动时代相仿佛，后者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其实，瞿秋白也同样探讨了“文化领导权”问题，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创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理论做出了贡献，尽管其观点也有片面性，但仍然值得学界重视。 一 瞿秋白出身于封建士绅家庭，因此他投身革命后，如何摆脱自身的文化身份成为他的思想焦虑。这也造成瞿秋白从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及知识本身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早在五四时期，瞿秋白就以相当激进的方式论述知识分子问题，指出：“中国的知识阶层就是向来自命为劳心者治人的一班人。只要看一看《儒林外史》，就知道从明太祖以制艺取士以来，一般读书人，为社会所尊敬的程度了。” ［1］14瞿秋白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封建制度的选择中成为高高在上的人群，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立，与统治阶级沆瀣一气。尤其是他受空想社会主义者浦鲁东的“财产是赃物”观点的影响，认为“知识就是赃物，财产私有制下所产生出来的罪恶”［1］46。 瞿秋白坚持人人共有财产、共有知识的大同主张，视拥有知识与拥有财产一样，都是对他人的剥夺。瞿秋白甚至设计了破除知识私有的计划：其一，改变人生观，抛弃一切为“我”的观念，既不盲从名人，也不标新立异；其二，去掉为求知识而求知识的观念，去实行泛劳动主义；其三，改革文字，让人们易于接受知识［1］44。 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知识观，一直存在于瞿秋白的论述中。 因为一开始就将知识分子置于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将知识当作罪恶，当瞿秋白的阶级分析思想成熟时，他强调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也就十分自然。他指出：“一是社会的阶级，医生、律师、教员、教授、大学生、工程师、官雇的普通职员等，所谓的自由职业者。既不是资产阶级，又不是无产阶级，亦不是出产的小农手工业者，然而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无确定的立足地，以社会心理而论，大半都有小资产阶级性。二是思想的流派，非阶级的，非职业的（伊凡诺夫腊和摩尼克明所著《俄国社会思想史》亦有此定义）。凡是一国社会，必有其思想的机关，此处所言知识阶级即指此而言，一社会中指导思想往文化进程而去，永永为新的美的善的灯塔，就是此知识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社会，甚至于贵族阶级社会，都可以有知识阶级。以思想方面而论，他必是革命的，而往往因‘思想者’的特性，自然而然倾向于个性主义。前者在革命中以社会环境而定，或为革命的，或为反革命的，全依当时阶级的经济利益之接受而转。后者在革命中永久突显而为先驱，实在此处已非阶级性而成个性。”［1］363-364 此处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指明了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虽然瞿秋白也认为知识分子具有进行思想领域工作的特性，不过也只是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在瞿秋白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它一部分是士绅阶级的，是以议员、政客为职业的旧的知识阶级，他们是‘社会赘疣’；另一部分是经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知识阶级。’” ［2］不过，这只是承认现代新型知识分子有走向革命的潜力与愿望，可他们仍然只是革命所争取的力量而非革命所依赖的力量。 瞿秋白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的不可靠性，如容易想入非非、不愿彻底斗争、易动摇、不相信群众等等。他说：“小资产阶级，甚至于最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之后所希望的，所预先想象的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一般幸福和安宁’（例如衣食住行样样齐全，或者‘预防贫富战争’而空想一些一劳永逸的计划）；而无产阶级的方法是绝对和肃清一切中世纪的封建残余，并且并不是为什么和平安乐的天堂，而是为着廓清阶级斗争的道路；使阶级斗争能得到最广泛最自由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望——如果革命始终是不可避免的了——那就更加是一些阶级和平的梦想。他们本是只想尽可能的用和平手段达到所谓高尚理想的目的。而无产阶级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阶级斗争变更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斗争——镇压和消灭一切种种资本主义阶级的残余和根源，还要继续一定的时间，一直到一切阶级分别的完全消灭。”又说：“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尤其是中国，往往极端的怀疑‘愚昧和守旧’的群众，而只相信杰出的个人，进步的光明的英雄和圣贤，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教育群众，能够超越凡俗，把这世界领导到天堂里去。”［3］590-591在批判党内的错误路线时，瞿秋白也是将其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用“发狂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小资产阶级的拼命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害怕心理” 等加以描述［3］98。虽然瞿秋白承认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可以参加革命，但因小资产阶级自身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在革命的过程中是摇摆不定的，甚至会损害革命进程。所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哪怕是看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也只能成为革命进程中的摇摆不定者。 当瞿秋白对于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定性演化为知识分子政策时，决定了革命对于知识分子既迎又拒，迎其加入革命队伍，为革命添加一份力量；拒其为革命添乱，即知识分子会用自己的思想来影响革命进程，甚至扰乱革命进程。这就使得革命阵营时时保持着对于知识分子的高度的甚至不必要的警惕，从而不能更加深刻认识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及在文化创造上的先进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