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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后，成千上万置身于底层、边缘的“草根”以诗为渠道诉说、释放自己的心灵，其冲击力和艺术水准令一些专业诗人汗颜。这种内涵着诸多新质的诗歌现象，已然不容小觑。 ●苦难的遭际、悲伤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把底层的生命体验，通过炼意、取象、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升华，达到真与善、美与爱的高度协调与统一，这才是值得草根诗人毕生去追求的。 诗歌给了他们放飞理想的另一个世界 □吴思敬 这些年，网络对诗歌的炒作大多是偏于负面的，诗歌的核心价值被解构，越来越沦为大众娱乐的工具。然而关于余秀华现象更多地体现了网络的正能量，反映了网民对当代诗歌的理解正在深入。 余秀华确实属于底层诗歌写作的一位佼佼者，她坎坷的经历、病残的身体、不幸的婚姻，正应了陆游的那句诗：“天恐文人不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她在孤独的处境与艰难的日子里，寻求一种心灵对话的方式，用自然明净的语言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毫无虚假、造作。她的写作是超功利的，用她的话说，是“为了自己安心”。当然，受生存环境与知识结构的限制，余秀华的视野尚不够开阔，作品尚缺乏大诗人所应有的历史深度与哲理内涵，这也是无可回避的。面对网络炒作，她的态度是清醒的，她说：“我身份的顺序是这样的：女人，农民，诗人。这个顺序永远不会变，但是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余秀华的走红符合了网络要求传播对象具有新奇性的特征，网络造成了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与普泛化，特别是为名不见经传的草根诗人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大舞台。按照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对于诗坛固有格局的挑战和消解，使诗歌进一步走上平民化的道路。然而并不是身处底层的诗人都有余秀华这样的机会。网络上关于余秀华诗歌的热炒很快就会过去，但是余秀华引发的对当下“草根诗人”的关注，倒是触及当下诗歌生态的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回顾新诗发展史，最早的作者多是留学生、教授、学者，真正底层出身的写作者极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涌现了一批来自底层的工农兵作者，但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背景下，他们写的是洋溢革命豪情的颂歌与战歌，与底层的生存处境是无关的。新时期以来，较早触及到底层生存状态的诗歌，是舒婷的《流水线》。舒婷以作为流水线女工的亲身经历，真实地写出流水线上工人被机器捆绑，失去自我的感受：“一切我都感觉到了/凭着一种共同的节拍/但是奇怪/我唯独不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然而，这首诗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后，立即遭到严厉的批判，认为诗人没有写出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的战斗豪情，情绪阴暗。就朦胧诗人整体而言，有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与使命感，更多地采用了象征主义与意象派的表现方式，呼唤人的尊严，呼唤自由，像《流水线》这类诗歌的写作属于特例。此后的“第三代”诗人，醉心于形形色色的语言实验，诗歌中充满了困惑与焦虑、喧哗与躁动，在他们的笔下，直面底层的写作也不多。 底层写作渐成声势、草根诗人不断涌现始自上世纪90年代，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如白连春、杨键、谢湘南、郑小琼、刘年、笨水、郭金牛、曹利华、王单单等人带着挥洒在乡间的汗水，带着流淌在工地和流水线上的血痕，带着野性的发自生命本真的呼唤，借助互联网信息传达的快捷与高效，登上了诗坛，他们自身也成了值得关注与研究的文学现象。 我认为，草根诗人的大量涌现，不只要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思考，而且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各种改革措施，使整个中国的经济与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隐藏在深处的社会矛盾也逐渐显示出来，“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劳动者共同富裕，反而加剧了两极分化。如今，以农民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要社会重视自己的存在、要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草根诗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即使在底层普遍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时代，底层也从来不是无声的。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算不算底层？历来的民歌、今天广泛流行的段子，不就是底层人民的心声吗？历史上，出身底层的诗人层出不穷，乌克兰的诗人谢甫琴科本身就是农奴，但他同时也是诗人。这些年来，在工厂、农村的知识青年中涌现了一大批像谢湘南、郑小琼这样的打工诗人，像曹利华、余秀华这样的农民诗人，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