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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历史的凝望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过程是文学自觉的过程，也是文化自觉的过程。“文化自觉”，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来说，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近年来，在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的双重作用下，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得到充分发扬，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自觉立足于民族现实生活或走进历史深处，再现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视野开阔、认识深刻，不再受民族属性所束缚，对文学本质的追求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超越了对民族性的追求。 侗族作家袁仁琮几十年来关注现实，沉思历史，笔耕不辍，年过古稀而老当益壮。近10年来创作了《血雨》《王阳明》等8部长篇，2014年又新出版了近百万字的长篇巨制《破荒》。作品真实叙述了解放前几年到“文革”结束期间贵州侗乡社会的坎坷发展历程，在那个充满强烈政治色彩的时代，每个人物都与政治、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作者在凝望这段历史时，不是抽象地解读政治，而是从生活、从人性出发，在事业、爱情与家庭中刻画人物，借人物命运演绎时代风云。袁仁琮不惜笔墨，笔下人物有名有姓者多达90余位，这些人物群像的故事构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展示，使得作品既包含深厚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人性内涵，又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其中人物命运的多舛，社会发展道路的曲折艰辛，生动说明“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的深刻命题，也阐释了国家必须科学发展的道理。 2014年土家族出现了几部回望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长篇小说。吕金华的长篇小说《容米桃花》叙述容米土司从清顺治三年到雍正十一年近百年间由盛到衰直至改土归流而分散瓦解的沧桑巨变。小说以鲜活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复活民族历史的生动记忆，在复杂、动荡的重大历史转折期再现三代司主在乱世中保民安邦、励精图治、波澜壮阔的一生。作者对历史生活既不猎奇，也不戏说，而是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高雅的笔法和飞扬的诗情展示各种生命形态，书写生命的酣畅，让读者领略民族历史的辉煌、人性的丰盈和精神的高贵。尤为重要的是，作者不是书写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的土司世界，而是将土司的命运与中原王朝的发展紧密相连，深刻阐释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经受历史风云的动荡与波折，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这部作品视角独特、内容扎实、思想深刻，提升了少数民族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艺术境界。羊角岩的长篇小说《花彤彤的姐》通过跨越了红军时期到新世纪的百岁老人——田钟乐的人生命运起伏反映时代的沧桑巨变，举凡生活的苦难与生命的多艰都通过田钟乐的生命历程加以呈现，反映了中国百年发展的沧桑与辉煌。雨燕的长篇小说《盐大路》，小说回望古盐道上各色人物的生命形态和命运挣扎，作者的要义不在于猎奇，不是描绘地域风情，而是通过鲜活的生命群体展示生生不息的民间精神，特别是青苹、花喜鹊等女性形象的善良、果敢、大义，在中国历史题材小说中都是独具特色的存在。 作家们用各种文体的作品来描述自己民族的发展进程。回族作家马瑞翎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怒江峡谷采风调研多年，并用5年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怒江往事》。作品生动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怒江峡谷怒族、傈僳族从贫弘、荒蛮、落后走向科学、文明、进步的沧桑巨变，展现了怒江大峡谷独特的地域生态文化与人文景观，内容厚重，气势恢宏。藏族作家丹增的散文《百年梨树记》借梨树的命运反映云南长头白族村的历史发展变迁，折射百年中国的时代变化和百姓命运起伏，以物喻人，展现了坚挺、顽强的民族精神。侗族作家陆景川的散文随笔集《向世界敞开大门》展现了在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人们从闭塞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作者笔下的人物进行着不屈不挠、孜孜不倦的人生求索，彰显了他们勤劳、善良、坚韧的民族精神。 关于革命历史的叙述，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土家族作家龚爱民的中篇小说《我的前世的亲人》以一个将军的警卫员——红军战士谷茂林的亡灵作为叙述者，深情凝望红军长征之初到“文革”结束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岁月，叙述“我”的遗孀玉莲、遗孤谷满穗和梁三，以及留守红军参谋老颜的命运遭际，以个人与家庭的命运牵起中国厚重的革命史。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散文《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以父亲及自身的经历为重点，真实记录了滇军和云南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悲壮历史。回族诗人高深的长篇叙事诗《巍巍长白山 滔滔鸭绿江》饱含深情地追述辽西义勇军歼灭日本骑兵团的过程，歌颂这支部队英勇无畏的精神。达斡尔族作家鄂胜华的小说《葛根庙的枪声》以纪实笔法记录了1945年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官兵通过起义蜕变为反抗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民族解放战士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