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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桃花女故事产生及流行的原因 我国的男权社会形成很早，而传统的婚礼婚俗对各个阶层的影响也十分深刻而普遍。那么为什么一部以反抗男权社会、重新阐释传统婚仪为主旨的《桃花女》杂剧得以在元代形成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母系氏族残存势力的反抗，以及少数民族婚俗的影响。 恩格斯指出：“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50)把母系与父系的对立与“阶级对立”相联系是否合适可以讨论，但我国婚姻史表明，“夫妻间的对抗”所反映出的母系与父系的对立的确长期存在过。尤其是在少数民族那里，母系氏族对父权制的反抗更加明显。 宋元婚俗，女方出嫁时有“跨马鞍”仪式。《桃花女》杂剧是这样描述这一仪式的： (正旦云)且慢者。今日是星日马当值，我过的这门限去，正汤着他脊背，可不被这马跑也跑杀，踢也踢杀，那里取我的这性命来?石小大哥，与我取马鞍一副，搭在这门限上波。(石留住做搭马鞍科)(彭大云)他把门限上放上这马鞍子，又做甚么勾当?(正旦唱)【上小楼】你争知就里，阴阳凶吉。现如今星日马当日，降临凡世，正是该期。我可也怎敢的、擅便道汤他脊背?先与他停停当当，鞴上这一重鞍辔。 《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条记新人下车后，“一人捧镜倒行，引新人跨鞍驀草及秤上过，入门于一室内”。两相对照，元曲变新娘被人“引”上马鞍为本人主动鞴鞍、跨鞍，其原因前文已述，不赘。而婚礼上的“跨马鞍”仪式，很可能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跨马鞍”条云： 《苏氏演义》曰：唐历云，国初以婚姻之礼，皆北人之法也，谓坐女于马鞍之侧，此本人尚乘鞍马之义也。《酉阳杂俎》曰：今士大夫家婚礼，新妇乘马鞍，悉北朝之余风也。今娶妇家新人入门跨马鞍，此盖其始也。 马之骕《中国的婚俗》根据某些文献曾对“跨马鞍”来自胡俗一事提出质疑。(51)但实际上，这一仪式来自胡俗当无疑问。《辽史·礼志》记“皇帝纳后之仪”，当皇后所乘车舆距离便殿东南七十步时下车： 负银罂，捧縢，履黄道行。后一人张羔裘若袭之，前一妇人捧镜却行，置鞍于道，后过其上，乃诣神主室三拜，南北向各一拜，酹酒。(52) 这一记载虽较唐代为迟，但却是对契丹皇帝大婚的记录，应当是出自本民族的礼仪。正如明黄一正《事物绀珠》卷十五“跨马鞍”条所云：“北朝坐马鞍为尊礼，今新妇入门跨马鞍本此。”(53)也就是说，新妇“跨马鞍”是对新妇及其家族深表尊重之礼。这一习俗后来发生了变异，宋欧阳修《归田录》记云： 刘岳《书仪》，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不知用何经义……今岳《书仪》十已废其七八，其一二仅行于世者，皆苟简粗畧，不如本书。就中转失乖谬大为可笑者，坐鞍一事尔。今之士族，当婚之夕，以两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凡婚家举族内外姻亲男女宾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视者，惟婿上高坐为盛礼尔。(54) 不难看出，从女坐鞍到男坐鞍，从对新娘的尊崇到对新郎的尊崇，正出自强大的中原汉族男尊女卑传统对少数民族婚俗的改造。 少数民族婚俗较多地反映出母系制的遗迹。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记云： 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55) 此处所记载的“以杖打婿”仪式，明显体现了父权制下母系氏族的反抗。又，宋洪皓《松漠纪闻》记“渤海国”习俗云： 妇人皆悍妒，大氐与他姓相结为十姊妹，迭稽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56) 渤海国(公元698～926年)，是唐朝时期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统治东北地区的地方民族政权。从上文所记可看出其地在已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女子对丈夫纳妾、嫖娼等婚外性关系的严格限制。“十姊妹”这样的组织形式，显然不是个体行为，而带有母系时代女性为尊的遗风。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十九记载了女真人“男下女”的婚俗以及男子成婚后留女家服役三年的习俗： 金国旧俗多指腹为婚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既成婚，婿留于妇家，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57) 此俗意在屈折女婿之锐气，故汉人谓之“下婿”。“下婿”之俗，早在唐代文献(如《通典》、《封氏闻见记》等)中已经出现，惟语焉不详。而男子成婚后留妇家“执仆隶役”，三年方能携妇回家的习俗，实际上是“入赘婚”的一种形式，为母系社会遗风，蒙元时期亦流行。 在《桃花女》杂剧出现的元代，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基本上沿袭了汉族传统婚姻礼俗的形式和内涵，但也受到蒙古族婚俗的影响。例如，蒙古族向人求亲，往往会备下许亲酒，对方若饮下，就表示同意婚事。据《元史·太祖本纪》，成吉思汗欲为长子术赤求婚于汪罕女，“汪罕父子谋欲害帝，乃遣使者来曰：‘向者所议姻事，今当相从，请来饮布浑察儿。’原注：布浑察儿，华言语许亲酒也。”(58)《桃花女》杂剧写彭大在周公的逼迫下，以答谢桃花女救命之恩为由，欺骗任二公喝下“肯酒”。所谓“肯酒”，就是许亲酒，当事人一旦饮下，便不能反悔。这样的描述在元杂剧中俯拾皆是。可见汉语中的“肯酒”即来自蒙语的“布浑察儿”，而元杂剧中频频出现饮“肯酒”的场面反映出蒙古族婚俗对中原汉族的影响。 元朝婚俗中遗留了不少母系制遗迹，典型的有入赘婚。《元朝秘史》卷一写帖木真的父亲也速该看上了德薛禅的女儿孛儿帖，欲娶为儿媳，德薛禅说：“我将女儿与你儿子，你儿子留在这里做女婿。”也速该就留下了儿子和一匹马做定礼，一个人去了。(59)这一习俗，与上文提及的女真人的上门女婿要在老丈人家打工三年相类似。按《通制条格》的记载，元朝的入赘婚分“养老女婿”与“年限女婿”两种形式。养老女婿一般终身在妻家为丈人丈母养老送终；年限女婿则须订立契约，年限期满可携妻出舍归宗，故又称“出舍女婿”，(60)上述女真人婚俗及帖木真暂留德薛禅家都属于这种情况。公元13世纪以前，蒙古族社会流行抢婚制。如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与诃额仑夫人的成亲，就是抢婚形式。从根源上说，抢婚制反映了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的尖锐对立。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如上所述，《桃花女》杂剧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时代原因。一方面，汉族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传统以及体现在“周公之礼”中的对女性的种种驱煞、辟邪仪式依然盛行，在给广大女性造成了难以抚慰的身心伤害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激起她们的反抗；另一方面，母系时代遗风的存在，特别是少数民族中母系制的遗存及其在婚礼上的反映，诱发了反抗情绪的总爆发。于是，作者谱写了一曲以桃花女为代表的女性，变被动为主动，变弱者为强者，从而战胜了以周公为象征的男权社会的颂歌。 婚礼与婚俗的功能是多元的，它具有公开宣示两姓结亲的功能，也有倡导夫妇和谐，预祝新娘早生贵子、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功能。但同时，父系对母系的镇压以及母系的激烈反抗，也常常在婚礼上通过象征性的仪式来表现，只是不容易被人察觉罢了。例如对于婚礼中夫家对新娘采取的种种“驱邪”、“避煞”手段；新娘家族对夫家接亲的队伍闭门不纳，乃至哭嫁、抢婚、入赘婚、不落夫家等一系列婚俗，人们见怪不怪，熟视无睹，很少与母系与父系的斗争联系起来。实际上，在男尊女卑、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父权时代，在现代乃至后现代男女平等、女权主义意识萌发之前，这些零星存在的女权主义的潜意识，往往深藏于婚俗以及反映婚俗的文学作品中。 在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创作和评论文学作品盛行一时。新时期之后这一理论受到批判。事实上，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难以抹杀，只不过不可“扩大化”而已。阶级斗争之外，还有男女两性间的斗争。例如宫廷内部的帝后之争，常常血雨腥风，已是文学作品常用的题材。而民间的男女两性斗争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于是，元杂剧《桃花女》的象征性意蕴也就被人们忽略了。此外，《醒世恒言》中的《苏小妹三难新郎》、近代戏曲中的《三打陶三春》，都或多或少留下了男女两性在结亲时一争高下，而女性占上风的鲜明印记。而五六十年代风行的歌剧《刘三姐》，把西南地区男女对歌的日常婚恋习俗往阶级斗争上靠，从而使男女对歌中蕴含的朴素的女权意识完全被遮蔽。这都需要我们耐心挖掘，细心清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