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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青春的桥头 相对于诗歌江湖上的山头林立和好大喜功，校园诗歌以及围绕在校园周边的年轻诗人，一直是汉语诗坛上一种值得珍视的、相对清新和纯粹的存在。2014年，这种存在似乎尤为醒目。 在上海，4月份有“星丛诗系”出版，收有胡桑《赋形者》、茱萸《仪式的焦虑》等六种，9月，复旦诗人肖水也出版诗集《艾草》。和那些大学毕业工作之后就匆匆罢笔的上一代校园诗人不同，这几位诗人有幸长年在学院里生活，或工作或读书，而这几本诗集也均是他们各自近10年以来的自选集，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校园诗歌在写作者日趋成熟之后可能呈现出的新风貌。11月，《上海文学》杂志推出“新人场”专辑，刊发一批“90后”校园诗人的诗作，也颇可观。大体说来，他们的诗歌都比较讲究字句的锤炼、意象的丰润，以及情绪上的沉静，肖水的《便利店》：“面包由如下成分组成：雪，沙砾，石头的嫩枝，适量带边锋的语言，朝两三点钟方向摇摆的梦。”吴盐的《午间土豆》：“细雨中沉默的人，生长出鹿角。” 而在北方，《诗刊》的下半月刊集中刊发年轻诗人作品，并组织锋芒毕露、坦诚相见的诗歌讨论会，显得颇有生气，比如丛治辰在针对戴潍娜作品的研讨会上就直言不讳，“我们这一票人可能都背离了诗歌技艺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准确。表演性的东西占了上风，看起来丰富，但恰恰失去了准确”。我想，这种准确可能会包括很多具体指向，但最终都会落实在用词的准确上，而正是这些准确的用词，才使得一个诗人有可能区别于另一个诗人。在批量化生产、同质化严重的诗歌现场，这样对于“准确”的反省弥足珍贵。9月，第30届青春诗会召开，随之出版了15种青年诗人的诗集。10月，北京的一些年轻诗人策划举办了主题为“桥与门”的北京青年诗会，他们明确地宣称，“今天在北京从事写作的诗人，我们惊叹于他们的创造能力和生产规模，这里并非冷清寂寥，而是写出的作品太多了。我们宁可诗人们少写一点，多想一点。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提出‘一次性’的概念，把每一次写作都当作第一次，把每一次写作也都当作最后一次”。这，是新一代写诗者的清醒和抱负。 就诗风而言，北方的年轻诗人烟火气似乎更浓烈一些，句法上也显得更加放纵多变。比如李宏伟的《有关可能生活的十种想象》：“有些男人试图拧紧你的发条，有些则要免费你的肉身，你一面挡住绝望，一面对撞上来的废墟传神写照、随物赋形。”黄茜的《室内乐》：“它们结伴而来，抽象的弧线的系列，饱满的光的花序，浪花里缠斗的健硕的孩子”。 才学兼备的新气象 严羽《沧浪诗话》里有名的句子：“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有很多诗人常会津津于此，却忘了这只是原文里的半截话，后面还有半截话作为补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此得力于后天者，学力也。非才无以广学，非学无以运才，两者均不可废。有才而无学，是绝代佳人唱《莲花落》也；有学而无才，是长安乞儿着宫锦袍也。”一种重才轻学的空疏倾向，曾长久笼罩诗坛，以至于有些年长一点的新诗作者，直到如今对于古典依旧存在一种源自无知的极其轻薄的态度和大而无当的傲慢。他们对于古典诗和古典诗人的谈论，每每令人喷饭。 但这种状况近年来也正在逐步好转。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自觉地向着中西古典传统深入，而不仅仅满足于拿着屈原、陶渊明、杜甫发发诗兴。限于篇幅，我在这里抱歉只能挂一漏万地略微提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的王炜，一个是上海的朱琺。 2014年，王炜开始撰写诗论随笔集《近代作者》，计划对拜伦、海涅、莱蒙托夫、普希金等十余位19世纪诗人进行重读和评述，从已经问世的几篇来看，结合他自己的长诗和诗剧实践，他正在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写作谱系，同时也正在呈现出更为强力的综合作者的自我形象。如他在《大陆桥未来史·献辞》中所说：“于是我访问被迫停止工作的人/整理敌意的历史。/在冻土与军管各省/安扎语言营帐，它将包含/几种粗率的样式：/对话、叙事诗和散文。” 与田野工作出身的王炜所具有的强烈实践感相比，在上海高校教书的朱琺走的是博古通今的趣味书斋之路。他真正令我吃惊之处，是他的那些尚未完成的诗经今译。2014年他自印《一个人的诗经2》，收入《国风·召南》的今译14篇，在那些诗里面，源自古典的绵绵深意，转化成一种强劲新鲜的现代汉语语感，如《召南·草虫》：“去往南山只是一个借口/我顺手摘下薇和蕨的叶子/草丛不再奏鸣，草虫/都停下来看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