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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时代的记忆与彻悟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华读书报》2013年01月 李传玺 参加讨论

《百岁忆往》,周有光口述,张建安采写,三联书店2012年11月第一版,25.00元
    

107岁的周有光先生又出新书了。此书由老先生口述,张建安小先生采写。
    此书叫《百岁忆往》。当建安兄前段时间告诉出版消息时,我就期盼着早点读到,前几天他把书寄来了,我是那样爱不释手。腰封上的那段话,更让我震惊与钦敬,我想所有的读者看到这段话,心中也肯定会涌起我同样的情感。“在暑天里,他检点平生,三次删改,竟刊落一多半文字”,如此高龄,在高温难耐的暑天里,以如此严谨态度对待文字,以如此审慎精神对待历史,其毅力与境界不能不让我们这些后学高山仰止。
    周有光先生出生于清光绪乙己年十二月十九日(1906年1月13日),之后又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以及今天的新中国时代,有人喜称他为“四朝元老”,既然是百岁忆往,不能不触及时代,而先生的“时代观”很启人深思。在说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时,他据史得出,“古代就讲,不以成败论人。论什么呢?要看它对历史是推进的还是拉后的。如果它能够推进,即使打了败仗,也是成功的。如果是落后,打了胜仗也是反动的”,以此来衡量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意义,“戊戌政变是一件大事情,是中国第一步走进现代化”,“民主运动在许多国家都是失败成功、失败成功,慢慢爬上去的。有失败有挫折,这是必然的。挫折了,也是影响很大”,历史的前进,“慢慢一步一步走上去的。也可以说,是半步半步走的,很不容易”,正是如此“时代观”,促使他是那样乐观坚信,“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有一个规律,规律可以暂时离开,不能长期离开,迟早要按照规律前进。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进,中国的方向也一定是一样的”。
    忆往中体现出的周有光先生的“生命观”非常值得当今所谓盛世中的任何人学习。他说,“这107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八年抗日和十年‘文革’,是两次最大的灾难”。特别是“文革”,使中国倒退了许多,人也死了很多,而他之所以能活下来,并活得如此高龄,主要是“母亲影响我乐观”,母亲的教导是“度量要大,遇到困难不要消极”,“船到桥头自然直”,“受我母亲的影响,遇到抗日战争的困难,遇到文化大革命的困难,我处之泰然”。他和张允和晚年恬静甚至“举杯齐眉”的生活方式也让人羡慕不己。虽然书房只有九平米,放上书架后,再放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茶几,余下的空间已经很小,但他仍和张允和每天上午10点并坐于此,或喝茶或喝咖啡,并且举杯齐眉。“古意”盎然,一切又是那么自然,于相互尊重背后,透着的是对生命规律的洞彻与把握,以及廓大感情空间对生命对生活的包容。张允和2002年8月去世,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一时透不过气来,但很快便回归到正常的作息轨道上来,7点左右起身,下午要午睡,晚上10点或者稍晚些休息。在老先生那里,生命似乎已与时间化合为一,且随着时间自然且舒缓流淌下去。
    从2010年8月至今,张建安23次拜见周有光先生,这本书就是这些拜见聆听忆往的真实记录。如此高龄的忆往,闪现出的必然是其人生中最难忘、最沉痛、最深刻、最华彩的篇章。张建安按照“往”时间顺序将这些篇章独立成节,再加老先生自己几近严苛的删节,就使得这些“最”得到了完美意义的凸显,不仅简洁凝练,而且可以说是字字珠玑,无一字无意义无神采,不仅使每一节浓郁着《世说新语》的神韵,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并融,更在于无论叙事还是思考都像一枚枚浮雕迅疾镌刻上你的记忆,时而让你会心一笑,时而让你拍案叫绝,时而让你无奈唏嘘,时而让你乐观感叹。比如张建安后记中举的那个谈欧美教育的例子,原稿114个字,经老先生自己两次修改,竟只剩34个字,“欧美式教育,称博雅教育。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觉能力;知识基础要广,便于将来发展”,字数简到了无可再简的地步,意义完全包容,而且由于“简”,意义更加抢眼入脑,更加撞人心智。还有那个大雁粪雨的故事,一万年才能遇上一次的事让他们赶上了,要不是强制集体学习训话根本不可能,天空上黑压压的大雁,地面上一行行呆坐的人群,连接两者是一道道大粪的“墨线”,读了那则故事,谁都会浮出这般景象,而其背后整个民族的时代苦涩也会一起涌上心头。
    此书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让读者感到无比亲切。张建安很好地保留了老先生“忆往”的表述方式。虽然至简,也只是删除了口语常见的“习惯性过渡”和“重复性的阐释”。相反由于至简,更加突出了所欲表达的“亮点”和口语化本身的亲切味,并且成功营造了一种情境: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在场者提问者和参与者,就坐在周先生的对面,看着他一边沉思,一边回忆,一边用老人特有的语速语调语句给我们讲述那四个时代和他自身的“纠结”。比如说到他和沈从文不同的恋爱方式时,“我跟张允和的恋爱是流水式的。沈从文不一样,他是冲击式的”,“沈从文本事大,你不理我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地写”,“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哈哈”。他在评述他和沈从文先生不同的恋爱方式么,分明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姐妹兄弟”见面相熟后的随意玩笑。说到现在的身体与生活,“牙不大好,吃一些软和的东西。每天都吃水果。这两天吃草莓。这两天草莓好得很”。几如《论语》中孔子和弟子们的家常话,又如禅家于日常中散落的禅意。说到现今流行的文化发展趋势,他不同意季羡林先生前些年提出的河东河西论,而是借一位女记者口道出自己的“双文化论”,并且指出了它们的共通点,“欧亚大陆有很多文化摇篮,后来慢慢归并成四个传统文化……四种传统文化彼此融合,形成一个新的高层文化,叫国际现代文化。国际现代文化是大家共同的。五四运动提出科学、民主。这就是国际现代文化”。“文化论”也能说得如此口语,只有对自己的思考真正做到大彻大悟,才能体现出如此自然、明白、通透。读着此书每个小节,我们感到亲切更感到亲近,我们体味着阅读的畅快,更体味着领悟的欢欣。
    《百岁忆往》,四个时代的亲切记忆与深切彻悟!

责任编辑: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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