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阿让（休·杰克曼饰），我们的同志
    

《悲惨世界》实为西方罕有的一部电影，它不是要为少数边缘人争取机遇，而意在改变整个制度。
    电影版音乐剧《悲惨世界》将于本周五（1月11日）在伦敦公映，坊间讨论多集中于其该片宏大的场面、出色的表演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现场演唱，但作家和社会学博士内森·纽曼（Nathan Newman）认为，人们低估了该片深刻的政治意义。片中对1832年巴黎街垒的占领，实为2011年蔓延全美的“占领”式抗议的先祖。
    纽曼说，《悲惨世界》的激进主义并非系于其正面人物，亦非他们所受的种种迫害，而在于剧中的大坏蛋沙威警长。在很多政治性电影里，坏人只是奸商或贪官，但沙威奉公守法，两袖清风，尽职尽责。他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打无比正确，当自己也变得不合格时，严打亦须及于己身。如歌中所唱，沙威即法律的化身。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不仅不是制度的坏守卫，而是正相反，沙威堪称制度的劳模。
    那一制度让母亲死在街上，让孩子成为孤儿，让好人半生坐监，只因要替家人讨口饭吃而犯下小罪。《悲惨世界》实为西方罕有的一部电影，它不是要为少数边缘人争取机遇，而意在改变整个制度。
    同样，激进之所在，也不因冉阿让是好人，并且救了沙威的命，而是因为从警长本人的立场看，沙威自己也是好人——只是过于专注，去保卫一个非常坏的制度。
    纽先生说，剧中的小男孩伽弗洛什代表着当时的巴黎工人，他们在1832年的起义中还没有成熟。但是16年后，他们已经长大，革命之火便燃遍欧洲。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也要为这个新时代的到来而欢呼。
    雨果毕竟不是马克思，但他的宗教信仰里混合着阶级激进主义。有人或许会说，《悲惨世界》只是一个爱与政治诉求发生了冲突的故事，但这种紧张关系——而不是冲突——正是雨果的人道主义所在。来在街垒，爱神附体的马吕斯·彭眉胥与革命领袖安灼拉合唱一曲《红与黑》，争论了一番爱情红是否比革命红更重要，但后来，他还是加入了革命青年的大合唱，并最终参加了街垒保卫战。
    看一看贫穷是怎样剥夺了芳汀对女儿的贴身照料，再看被卞福汝主教感化之前，贫穷又是怎样杀死了冉阿让身上的几乎所有人性，那么便可明白雨果对一场革命性变革的满怀期望：革命将让世界成为一个能够安全地去爱、去怜悯的所在。雨果或许也有值得商榷的浪漫主义的一面，他同样认为要用爱来使革命变得更为安全——而这正是20世纪的多场革命所缺失的东西，最糟糕的、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了爱，毒害着革命。
    纽先生说，2011年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将历史上阶级激进主义最好的一面与人道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其诉求是，要为美国和世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争取平等。许多人看不起那些学生娃，但是不要忘了，在1832年的巴黎街垒，沙威警长也曾用同样的口吻，蔑视ABC的一众革命青年。
    内森·纽曼最后说，《悲惨世界》提醒我们，正是阶级激进主义和人道主义促成了过去几个世纪的社会革命。这部伟大的作品仍然能拨动我们的心弦。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