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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重读阿来的《尘埃落定》，发现其被读者经典化的奥秘可能有两点。一是主人公傻瓜二少爷是一位憨而智的艺术形象，具有杂糅与多义性，包含狂人、丙崽、班吉、鲍赛昂子爵夫人及本地藏族民间叙事曲等多重中外文学形象因子，属于中国四川藏族作家阿来对中国文学传统、从而也是中国文学传统对世界文学的一份独特贡献。二是“旋风”在小说中是现代中国的彻底决裂式或摧枯拉朽般的革命世纪的隐喻。旋风是历史兴亡大势即革命大趋势的实际执行者。这部小说在寓言意义上可被视为穿越古今历史迷雾的中国现代革命历史演义，既传达智者的历史反思，又不失对个体悲剧命运的悲悯情怀，其地方性与普世性的交融特点使其有可能在世界文坛释放更强的影响力。 【关 键 词】阿来/《尘埃落定》/经典化/傻瓜二少爷/旋风/革命 【作者简介】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15年前，四川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脚印、洪清波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出版，就给了我一种意外的惊喜。在尚未走出惊喜之时，就不得不应约匆忙地为它寻找一种新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我那时只能找到的作家文化身份视角。从这一作家身份视角出发，我那时把这部小说视为一次新的“跨族别写作”，认为作者着意探索关于少数民族生活的一种新写法。跨族别写作是一种跨越民族之间界限而寻求某种普遍性的写作方式，意味着对新时期以来关于少数民族生活的两种写作浪潮的跨越：无族别写作和族别写作。阿来尝试跨越族别之间界限而寻求普遍性，这既有别于不大在意族别差异的“无族别写作”(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着眼于无民族界限的普遍性)，也不同于强调族别差异的难以消融的“族别写作”(例如张承志的《心灵史》等作品)，而是要跨越上述两重境界，在特定族群生活中去寻求全球各族别生活体验之间的有差异的普遍性。正是这样，这一“跨族别写作”为“我们解读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的、从而也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感人的美学标本”①。 15年后的今天，《尘埃落定》已经通过持续的常销不衰直到突破百万册这一销售业绩，而被一拨又一拨读者实际地奉为一部文学“经典”了，确实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在这个特殊时刻去重读这部“经典”，有意思的是，我的上述看法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改变，只是确实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阅读兴味，包括好奇地去想它为什么会被读者予以“经典化”。这里有两点想法说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② 一杂糅而多义的人物形象 首先，我的重新阅读视线不得不再次凝聚到小说的绝对主人公傻瓜二少爷身上，发现这一人物形象在内在身份构成上具有一种杂糅而又多义的特性。这部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其独创的这一特色独具而又兴味蕴藉的人物形象。这一人物形象的内涵具有一种奇异的多元杂糅性：他仿佛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狂人日记》，《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4卷5号)，又是与韩少功笔下的“丙崽”形象(《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之间一种跨越时空距离的奇异交融和跨越的产物。他一方面具有“狂人”那种超常的历史透视能力，另一方面又有“丙崽”那种反常的憨傻、笨拙。重要的是，他的性格特点在于，看来反常的和否定性的憨傻和笨拙性格，反倒常常体现了一种正面的和积极的建构力量，尽管最终还是落得悲剧结局。再有就是，他的身上明显地还有外来文学影响的因子，其中颇为鲜明的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先天性白痴班吉的投影，以及《百年孤独》人物群像中传达的那种四处弥漫的魔幻气息。 从更深层次上着眼，他或许还笼罩在巴尔扎克笔下的鲍赛昂子爵夫人等没落贵族的令人哀婉的身影下。当然，这一切都需要落实在藏族的民间叙事歌谣的特有曲调及其渲染的悲剧性情调之中。如果这个体会有点道理，那么，阿来笔下的中国川西北藏族傻瓜二少爷，其实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熏陶与西方文学影响及藏族民间叙事传统感召之间的持续涵濡(acculturation)的产物，至少涵濡进了狂人、丙崽、班吉、鲍赛昂子爵夫人以及本地藏族民间叙事曲等多重中外文学形象因子。这些因子(当然不限于此)在这个形象内部形成奇异的杂糅式组合，具有令人回味无穷的功效。正是由于涵濡了多重中外文学形象因子，傻瓜二少爷体现了外表憨傻而其实内在睿智的神奇特点，成就了一位憨而智的艺术形象。这样一个杂糅式及多义性艺术形象的诞生，是此前中国文学画廊和西方文学画廊里都没有出现过的，属于中国四川藏族作家阿来对中国文学传统、从而也是中国文学传统对世界文学的一份新的独特贡献。 由此看，这部小说之被读者经典化，该与这个艺术形象的杂糅与多义性本身有关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