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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明治时代的日本文话探析(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 卞东波 参加讨论

    三、日本文话与古文辞之争
    享保年间(1716—1736),荻生徂徕倡导的古文辞学派大行于世,加之徂徕众多弟子的推波助澜,古文辞学派声势更加浩大,其理论主张也渗透到文学理论的各个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文辞学派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在日本汉文学界也形成了反古文辞学派的潮流。由于古文辞学派直接与古文的学习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关于古文辞学派的争论自然也成为日本文话讨论的议题之一。
    荻生徂徕《徂徕集》卷二三《与薮震庵》中交代了其发起古文辞的原因:“不佞始习程朱之学,而修欧苏之辞。方其时,意亦谓先王孔子之道在是矣。是无它,习乎宋文故也。后有感于明人之言,而后知辞有古今焉。知辞有古今,而后取程朱书读之,稍稍知其与先王孔子不合矣。夫然后取秦汉以上书,而求所谓古言者,以推诸六经焉,则六经之旨,了然如指诸掌矣。是亦无它,习乎古文故也”(荻生徂徕b 2a-b)。徂徕认为,要领会“先王孔子之道”,不能依据宋儒的“近言”,而要通过秦汉以上的“古言”。明人提出“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所以可以通过学习明人来达到秦汉以上的“古文辞”。其《蘐园随笔》中又说:“文章之道达意、修辞二派,发自圣言。其实二者相须,非修辞则意不得达。”秦汉以前的文学“达意、修辞相为表里”,“李(攀龙)、王(世贞)崛起,以修辞振之,亦一以古昔为则,是岂可不谓豪杰乎?[……]大抵韩柳以后,古今之间,成一大鸿沟,及王李出而后浑然为一,岂非大一快事耶”(转引自关仪一郎47)。由于徂徕及其弟子的推动,徂徕的古文辞主张很快流行起来,学习明人,特别是学习李王等人的文学成为时尚,东海长济美《艺圃鸡肋》序云:“方今本邦文明之盛也,自郑里、紫阳之徒,迄于萧宇、黄面之流,家拉李何,户毙王李”(释良范序a)。
    但荻生徂徕关于古文辞的理论设计有很大的缺陷,他设想通过学习明人的复古文辞,来达到秦汉以上的“古言”,最终掌握孔子之道。换句话说,李王只是他达道的方法,而非最终目的;但过度强调学习李王等明人,方法最终成为了目的,以至于古文辞学派末流只知学明人,而不知要学习秦汉古文。从实践上来看,学习李王也未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徒学得其模拟之术,后来竟衍为剽窃之习。这一点连徂徕的学生太宰春台也看到了,其《文论》第二篇云:“今我党学者,才知弄笔,即言古文辞。观其为文,乃抄古文成语而联缀之而已。文理不属,意义不通[……]予观今之为古文辞者,务剽窃古人之成语云云。夫鸟有反舌,善作百鸟之声,而不能自名,故亦名为百舌。今之为古文辞者,何以异于是”(太宰春台11a-8b)。所以徂徕的古文辞主张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弊病,这在日本文话中遭到了猛烈批判:
    《文章绪论》:余观近世诗文亡论模拟剽窃,陈腐满目,即其稍可读者,亦浮言成章,游辞成篇。(熊邦阪b 18b)
    《拙堂文话》卷一:向者天下尽奉李、王古文辞,大阪中井履轩作文斥之曰:[……]近世为复古之学者,妄以古为号,剽窃蹈袭以为古文。朵颐冷炙,流涎残沥,模经之烧痕,放史之阙文,寸断咫割,凑合成篇,锦绣百结,间以卉服,险怪腐烂,丑态万状,乃大言以钓誉,其为奸工也不亦大乎?(转引自 王水照9840)
    《文法详论》卷上:及于物徂徕出,颛主张古学,又反陷于李王之窟。其徒春台、南郭、东野、周南之徒,纵横驰突,百怪为群。至明和、安永之际,四分五裂,互相雠视,至不可收拾,盖亦文运一厄也。(石川鸿斋9a)
    其实,荻生徂徕古文辞理论之所以后来走到死角,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在经典的选择上走了弯路。斋藤正谦《拙堂文话》卷一批评徂徕云:“余常谓物徂徕有才而堕于邪径”(转引自 王水照9838)。“邪径”就是指他选择学习的对象不正确。所谓经典(canon),最早就有规则和法则的意思,所以经典的选择必须示范性,能够成为文学创作效法对象。荷兰文学理论家佛克马(Douwe W. Fokkema)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佛克马 蚁布思50)。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得好“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所以学习对象的选择必须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就古文而言,时间已经证明上古的《左传》、《史记》,以及唐代的韩柳文、宋代的欧苏文都是值得效法的经典,而明代的李王等人的作品,在中国始终就没有成为效法的对象,更遑论经典。所以徂徕选择他们作为研习的对象,实在是取法乎下。日本学人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针对这一点,日本文话纷纷提出重新确立学习经典的问题:
    《白云馆文罫》附录熊阪邦之语云:故余诲初学之士,必先学韩文,既得文理,而后左、马、扬、班。唯其才,物子推尊李王者,则以其由古文辞之学,以得明圣人之道也。然韩柳者,班马以后,始自成一家者。李王,则韩柳以后,始修辞以求胜之者,其杼轴由己,与步趋逐人,固不无小优劣矣。[……]初学之士,自于麟入,则或有终身学之,而不得文理者,亦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余诲初学之士,必先学韩文者,为是故也。(熊阪邦a 21b)
    又曰:六经子史,皆可以取法修辞焉。若乃论具体者,则昭明之《选》,及韩柳而已矣。故虽李、王亦不得不法韩柳也,亦唯修辞以求胜之耳。物子于李王每多溢美之言,学者最不可不知也。(熊阪邦a 22b)
    《文章绪论》:学文章者,当自昌黎始,不当自沧溟入,盖昌黎之文所以杰出乎千古者,以其能置身于三代两汉之间,而与古为徒也。其务去陈言者,耻与古人雷同也,而其文自己肺腑中流出。其气浑然,绝无弥缝之痕。沧溟则反之矣,好剽窃古言,行之以己法,而其文为辞之所使,其气索然,斧凿之迹不可掩焉。故初学之士,欲自沧溟入则有终身学之而不能成文理者,可不慎欤?且耻雷同与好剽窃,其气象相去不啻天冠地屦,则其优劣亦不言而可知也已。(熊阪邦b 8a)
    《拙堂文话》卷三:故学者作文,宜效宋人由唐而溯秦汉,慎勿如明人弃唐宋,直趋秦汉则可。(转引自 王水照9864)
    尽管这些文话的作者与荻生徂徕的思维方式不无相似之处,即通过学习唐宋文(上文特别提到学习韩柳文)最终到达古典,但这比徂徕提出的通过学李王而达到秦汉,显然在境界上要高。
    日本文话中关于古文辞的争论实质是经典选择的问题,也是日本汉文学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是继续走模拟李王等明人,还是选择学习真正经典的道路。包括古文辞学派内部的反思,以及外部的批判,古文辞派的古文主张逐渐失势,为日本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廓清了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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