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巫颂》，[伊朗]西敏·达内希瓦尔著，穆宏燕译，重庆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36.00元
    

伊朗人把西方化带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每每当作“错误”推给西方，造成人为的“西方/伊朗”对立模式，缺乏在自己身上寻找错误的勇气和纠错的诚意。“伤害者”固然难辞其咎，“受害者”就真的“无辜”吗？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中，西敏与丈夫纳德打起离婚官司，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无人照管，纳德遂聘请护工瑞茨照顾，不料后者玩忽职守被纳德逮个正着，推拉中瑞茨倒地流产，瑞茨丈夫将纳德告上了法庭，两个家庭从此拉锯不断且彼此伤害。情节到此，我们已经无法区分孰是孰非，触目的是“受害者”意识牢牢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受辱的自尊伴随影片表达的时代主题以一种压抑的方式道出，不见惊雷却处处惊心。
    较之着眼于个体经验的《纳德和西敏》，今年3月去世的伊朗女作家西敏·达内希瓦尔的《萨巫颂》，则把“受害者”情结上升为家国意识。萨巫什是10世纪伊朗史诗《列王纪》中的一位王子，受国王宠妃挑逗不为所动反遭诬陷，虽自证清白却不得不流亡，最终被害于他国。勇士不是光明磊落地死于战场而是阴谋诡计，使这个故事更添悲剧色彩。“萨巫颂”即是悼念被害勇士的一种半宗教半巫术仪式。
    “萨巫颂”有其复杂的历史渊源。伊朗人从种族上迥异于阿拉伯和以色列人所属的闪族，属于曾创造了波斯帝国辉煌成就的雅利安族；宗教上秉承注重血缘观念和世袭制度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又使之大大有别于占中东主要地位的逊尼派。种族、宗教、文化上的边缘化在伊朗国运衰弱之际，尤其表现为异族统治者对伊朗民族的打压、迫害、凌辱，由此，“少数”、“无辜”、“受害”和因此而生的反弹心理成为伊朗人民族观念中驱散不尽的群体意识。
    《萨巫颂》将这种意识追溯至《列王纪》，无疑把伊朗前现代民族精神与当下现实融合为一体，其曲折与跌宕可谓其来有自。小说成书年代（1969）适值1963年伊朗“白色革命”和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间，国家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尚无定论，而作者为小说选定的时代背景，是同样波诡云谲的1941年。彼时英美盟军为与苏联形成对德统一战线，出兵攻占伊朗，使原来与战事无干却不幸在外交上亲德的伊朗沦为俎上肉，先前渐进式的现代化改革，如今更是如洪水猛兽般袭来。小说男主人公优素福的父亲本是德高望重的《古兰经》权威学者，在此大潮中也不免随波逐流，与暧昧女子出双入对，甚至不避人耳目，致使妻子愤然离家。如许洪流从家庭领域汩汩涌向社会层面，小说即是通过家庭不同成员的种种遭遇，以小见大地折射转型时期伊朗国家民族的困惑和纠结。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以女主人公扎丽而不是优素福的视角讲述。作为中产阶级太太，扎丽无需如许多底层妇女那样为生计操劳；她是不太虔诚的教徒，但碍于社会习俗而无法四处走动。这样的逼仄空间一方面把她拘于不出大门的喜宴、茶会、客厅和浴室（顶多在仆人保护下每周走访一次监狱和精神病院做慈善），使她无法从全知视角来亲身体察广泛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这种稍显游离的姿态又使她保持一份局外人的清醒。在大部分篇章中，作为家庭主妇，她需要为家里的（其实是丈夫的）访客端茶送水。英国军官、爱尔兰记者、大资本家、叛乱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男人们唇枪舌剑，激情满怀，而扎丽作为妇道人家，则总是回以礼貌的微笑，和冷冷的一瞥。厨房虽小，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人对事，扎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比如对于英美占领伊朗，国家主权受到严重践踏，大量资源流入外国人和官僚腰包，而伊朗民众则因饥荒和时疫饿死病死，扎丽和优素福目击心伤，不仅开仓救济灾民，而且拒绝卖粮给占领军，以至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这无涉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而与受辱的民族自尊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伊朗在19世纪与西方的冲突中吃了大亏，引入西方经验是唯一的自救之路。随西方化带来的经济结构、传统信仰、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改变，便必然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妖魔鬼怪吗？特别是，当社会财富激增而分配不公导致传统秩序混乱、道德沦丧、价值失落、物欲横流、唯利是图、贪污腐败，是该由“西方”来负责吗？
    不同于负笈欧洲却主张从“根”上推倒西方化的优素福，受过一点本地教会教育的扎丽却从中感受到平等、人权、人道主义、女性主义等普世价值的好处。她敏锐地发现，伊朗人把西方化带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每每当作“错误”推给西方，造成人为的“西方/伊朗”对立模式，缺乏在自己身上寻找错误的勇气和纠错的诚意。上至总督下至公务员公然索贿，得到粮食援助的部族转眼卖粮换武器打内战，资本家与军火商沆瀣一气大发战争财，等等，使扎丽认识到西方化（亦是现代化改革）产生的负面问题只是表象，实则是伊朗内部早已糜烂不堪而又讳疾忌医。孟子说得好：“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伤害者”固然难辞其咎，“受害者”就真的“无辜”吗？
    这样的叩问贯穿小说始终，且在优素福死亡时达到了巅峰。优素福死于冷枪，民众为他举行“萨巫颂”式的葬礼，评价直追鲁迅笔下“黑屋子中的清醒者”，但如是美誉在扎丽眼中全无意义。从优素福本人来看，他颇似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满腹经纶，感时忧世。但他自身却是土地贵族，所维护的不过是一个“开明恩主”的地主形象，在改善民生方面无任何创见。他抨击外国势力，却提不出振兴民族的建设性纲领；他痛恨官僚腐败，却在儿子被拘时束手无策，待扎丽疏通关系，又甩手给了一巴掌，斥其懦弱；他读了一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思想论著，被弄得“绝望、疲惫、厌倦、理想破灭”，最后发表了一通意义含糊的信仰回归论：“（我们）需要的是一颗敞亮的心，才能够用开明的思想、不受人左右地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做点事”……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愤世嫉俗者，身上有萨巫什的“少数”、“被害”性，但难说“无辜”，更不是所谓的“勇士”。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作者基本回避对宗教－政治哲学的看法，但我们不妨从书中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童话故事管窥一二：“天空老爷”将代表人类命运的星星全部奉送人类，“其中一些人很快就将星星弄丢了，一些人把星星藏在衣领中，因为他们有了一颗星星，但是也有一些人，很好地领会了”。这第三类人翻出他们的人生词典，将诸如前定、命运、信条之类的字眼尽数删去，而创造了一些如自由、解放之类的词根。作者显然赞赏第三类人，扎丽便自承活在丈夫阴影下曾一度“弄丢”了星星，而在遭遇一连串重大变故、尤其是与优素福的“别离”后，重新感到“心中闪耀起星星的光芒”。扎丽的形象正是从结婚之初对丈夫的盲目崇拜，到后来的审慎思考中逐步丰满起来的。扎丽的成长，也暗示新时代独立女性的横空出世，是民族未来的希望所在。
    如果作者能够预知10年后的伊斯兰革命，我想她还会加上第四类人，他们将星星把玩一通之后，又乖乖还给“天空老爷”，而觉醒中的女性权利意识也随之被迫戛然而止。人性同民族命运一样诡谲复杂，作家的笔力终究是有所不逮的。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