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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有意义。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城市化的人类社会的必须趋势……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由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带来的，我们出现了‘最不融入的城市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赖实质性的、生产方式的改变。”董晨鹏记录的人物虽然岗位平凡、工作琐碎重复，箪食瓢饮，生活窘迫，但他们常常设身处地地为他人作想，待人接物有礼有节，自食其力又自得其乐，过着当下平民有尊严的生活，指向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者选取的23位平民家庭的口述史，撷取出共和国60多年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的社会生态标本。文中出现了多处“城郊结合部”，按照现代汉语规范是“接合部”。作者执拗地用“接合部”写法。新世纪以来，是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现代化社会转变最快的社会，是新中国城市化、市民化最迅猛、变化最显著的一个阶段。作者用真实细致的笔触记录了“结合部”以及与征地拆迁开发运动相关的城乡家庭和人物的喜怒哀乐。作者无意于构建宏大叙事的悲壮史诗，却在家长里短的叙写中具有了三线城市变迁的史诗意味；作家似乎无意于描绘全景式的苏南城乡景观，却在“结合部”的历史嬗变中见出社会的风云变幻。从政府到一般的群众，有歌颂，有批判，有思考，内容很丰富，材料很扎实。书中曝光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推导出的数据纯属数字游戏，蕴藏许多施政经验教训的讯息，这些不仅本地日报、晚报看不到，年鉴志书记不了，恐怕有些在档案馆也寻不着！难怪作者在新书扉页背页留言“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以民为镜，可明得失”。本书的写作特殊意义亦即在此！这本周记文本的家庭史书，与官方历史恰好是两个维度，真实反映出共和国民间最“草根”的平民生存轨迹和精神历程，是传承一个现代文明大背景潜在影响下而产生的文学现象。 这本书有意蕴。通常说，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一是形象问题，二是思辨性问题。形象的厚度决定作品的厚度，思辨的高度决定作品的高度。把东西写透了，它的引领和启示意义就出来了，不需要用很多抽象的材料去延续一开始阅读，总觉得作者写作有些拉杂，不仅空间上牵连到西藏、新疆、内蒙古以及北大荒的建设，时间上牵扯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变迁、上山下乡运动、知青回城一直到棚户区改造，内容上还牵合上林林总总地方街巷掌故、风土人情的讲述“噱子”。此外还有特殊的场景描写，如采访孙健家庭之前，“刚刚下过一阵春雨，整个村庄笼罩在乳青色的濛濛水烟之中，恍若海市蜃楼”。这些实际材料蕴藏信息丰厚，其实就是试图以“文字文脉”来回看“国史国脉”，从家长里短中展现家国情怀，从而构成了作者叙事风格的特质。福克纳曾说过，做一个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和想象。无疑，董晨鹏的现实历练和心理体验成就了他较为丰沛的经验资源，然而，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而言，对经验的穿透与转换可能更为关键。 作者在采访保洁员王云娣家庭结束文字中说“我没有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博大胸怀，唯愿2015年12月31日这一天，王云娣和老刘一家不在住在金山巷的旧房子里，而我的母亲也不再坚韧地守着她已住了一辈子的会莲庵街上的那座老屋！”就是这样！作者在写作中始终充溢着真情，以感同身受的历史感，保持了异常独特的个体感悟，通过细节、场景叙述，执着地显示了他对叙事艺术的追求，营造“家访周记”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话语氛围等，形成了特有的审美情趣及对报告文学的贡献。 当然，读完全书欣悦之余，也还有稍许的不满足：感觉还缺少一个过目不忘的形象，一个内涵丰富、个性独特的形象。或许，报告文学不是小说，也许是作者为了掩饰保护采访对象隐私，也许是作家特殊职业和政治身份的囿限，有时又像敬业的保姆，把笔下的人物视作了顽童，看得太紧，生怕逃逸出自己的视线控制。这样人物的“跳跃腾挪”便多少会显露出某些“规定动作”的痕迹。这些表现出来的缺憾可能是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董晨鹏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作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