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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文本的社会物质性 文本包含社会内容，文本的符号物质性与其社会物质性难解难分。但在承认文本的符号物质性前提下思考其社会物质性，并不意味着回归机械唯物主义和决定论，而是将社会物质性吸纳到符号物质性之内，从而使“互文本”(intertext)的社会物质性凸显出来。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文学性”观念的蔓延，文本概念的内涵进一步扩容，不仅包括书写的文本，更包含了视觉文本，即电影、摄影、广告、有声品(例如音乐、广播等)，同时还包括其他各类符号人工产品(如时尚)。巴尔特《神话学》将文本概念扩展到诸如摔跤竞赛等活动，以及像汽车、儿童玩具等消费商品，还有广告影像与语言上，彰显意识形态的本质，吸纳了广阔的社会物质内容。这类文本与物质之间的联系更为明显和紧密。“文本与实践两者都是社会世界的产物，也是构成社会世界的主要成分。［……］因此，任何试图了解文化与文化过程的努力，都必须仔细思考这些复杂的物质条件”(格雷 17)。 文本概念范围无限扩大，从文本层面将文学与人类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将不同社会文化文本之间的交互关联即“互文本”问题推到前台。在一般文化研究中，“互文本”指的是一个文本通过其他文本建构而成，承受了其他文本的符号，也译作“文本间性”。“文本间性可以指一个文本从一个或多个其他文本中吸取材料，把它们当作前文本，也可以表示一个文本是如何作为前文本而被其他文本利用的”(伯克霍福 39)。沿着符号的物质性向度推进，“透过交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我们所要指称的是，在特定的阅读关系条件中，文本之间关系的社会组织”(史都瑞 97)。“社会组织”的卷入，表明文本的物质性向社会性开放，不仅在作者创制的文本的符号性意义上，而且在阅读实践中与社会物质领域相关联，在“再语境化”过程中体现出其社会物质性。 巴赫金认为，一切符号都是物质的——正如躯体或汽车一样，没有它们就不会有人类意识。他的语言理论为意识自身确立了一个唯物主义基础。人类意识是主体与其他人之间主动的、物质的和符号的交流，而不是与这些交流隔离的内在封闭王国。意识就像语言，是同时既内在又外在于主体自身的。语言不能被看成“反映”或“表现”或抽象系统，“而毋宁是一种物质生产手段，借助这些手段，符号的物质躯体通过社会矛盾和对话的进程而转化为意义”(Eagleton “Literary” 102)。符号必然通过话语运作而发挥作用，而话语又必然是社会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实际存在的语言必然是对话的，而对话不仅包含了说话者，也潜在地包含听话者，因此无可避免地将主体的社会物质性带入了语言符号。但是，这些社会物质性因素的存在，并不是否定或决定语言符号的物理物质性，而毋宁是，符号的社会物质性存在于符号的物理物质性之内。文本因此保存了社会物质性，同时又摆脱了“被决定”的命运。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文学被归入“意识形态”领域。威廉斯发现，“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介乎两种意思之间的：一是“一种某个阶级所特有的信仰体系”；一是“一种可能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矛盾的虚幻的信仰体系，即伪思想或伪意识”(Williams 55)。阿尔都塞赋予这个重要概念以物质性内涵，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个观念或表征机理的事情，而是一个物质实践问题。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存在，通常存在于国家机器以及国家机器的实践之中，它以装置或体制的形式存在着，如学校、教堂等。文学不只是一个文本，而且是法律、教育和文化体制的生产(Wolfreys, Robbins and Womack 53)。研究意识形态就是要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实践，以及主体通过哪些程序被构筑在意识形态之中。与之相应，对文本意识形态内容的阅读应是“症候阅读”，批评家应该使文本中那些“沉默”的事物说话，并获得关于意识形态的知识；从文本中的矛盾、省略、裂隙和不充分中读出其意识形态局限来。这样，文本在物质性方面的特征恰恰就成为意识形态的表征，成为与社会物质性内涵联袂而行的语言符号躯体。 文化唯物主义不是将文化视为孤立的艺术丰碑，而是将其视为“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ation)，包括其自身的生产方式、权力效应、社会关系、可确认的受众、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形式。面对正统批评视为“物质”之对立面的“文化”，它旨在将文化作为总是在根底上已然是社会的和物质的东西来考察，而不是仅仅将文化与社会联系起来。它可以视为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强化”，又是对它的“淡化”：“强化”，是因为它勇敢地将唯物主义注入“精神”本身(这事实上承继了“语言论转向”的新传统)；“淡化”，是因为它模糊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至关重要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界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架起了桥梁”(Eagleton “Literary” 199)。与此同气相求的文化研究强调，文化的表述和意义具有某种物质性；它们植根于声音、铭写、客体、意象、书本、杂志和电视节目，在具体的社会和物质语境中被生产、制定、使用和理解。因此文化研究的主流是研究处于生产、流通和阐连的社会物质语境中的表述的指意实践活动(Barker 45)。作为表述的文化和话语总是与物质性无法分离，它们在根本上就是自然物质性与社会物质性的结合。 从共时性上说，文本的符号物质性与社会物质性同气相求、彼此构成，共同彰显了文本的物质性。这使文本成为一个不协调空间，它自相矛盾、不可化约，与例证、引文、回响和文化语言复杂交织，汇集成一个巨大的立体声音，携带密集的“社会能量”负荷，在文本空间里“秘响旁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