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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的符号物质性 文本(text)是文学系统的核心要素，20世纪以前的文学理论多认为，文学文本要么是外在物质现实的反映再现，要么是作家心灵或宇宙精神的体现，无论喻之以“镜”或“灯”，文本自身都不具备独立的物质性和物质价值。将文本的物质性还原为文本中的词汇和符号的结构系统，承认文学文本自身的物质性，这是经历漫长的理论探索过程才确认下来的。在此过程中，索绪尔的语言学、俄苏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理论学说确立的文本物质性，主要是文本的语言符号物质性；换言之，它们将文本置于朴素物质观念之下，以传统上对待自然物理物质的方式解释文本，从而使文本拥有了传统文本所反映或表达的物质对象的实在性特征。 索绪尔语言学为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若干重要观念，“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即是其中之一。这个听起来不过如此的论点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把语言从仅仅被视为具有描述性的思想，提升到另一个层面，进而认为“语言是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McGowan 15)。如果说语言是事物的组成部分，那么其存在就必然会改变事物间的秩序，“打造”事物而不只是“反映”或“表达”事物，从而使语言自身实质性地成为特殊事物，具备了传统上专属于“物”的物质性。 传统文学批评将文学作品缩减为外部世界或作家心理的透明窗户，而文本自身的物质性以及文本的具体语言程序则处于被抛弃的危险之中。如果作品是其隐在“深度”的顺从反映或表达，那么作品外在特征就可缩减为一个“内在本质”。俄苏形式主义改变了这一传统，它以实践的科学精神，将注意力转向文学作品自身的“物质现实”，转向文本的实际运作和语言的特定组织，研究文本的法则、结构和技法，认为文学作品既非观念的传声筒，也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或超验真理的体现：它是一种物质现实，人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分析其功能。它由词语而不是由对象或情感构成，将它看成作家心灵的表现或外部世界的再现都是一种“错误”(Eagleton “Literary” 3)。作品以及其中的语言、文字、技法和组织就是作品的物质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文学性”，应该作为拥有自身价值的东西得到凸显和揭示。 新批评将诗歌转变为“物恋”的对象。瑞恰兹将文本缩减为诗人心理的透明窗户，把文本“去物质化”(dematerialized)。美国新批评则将诗歌“再物质化”(rematerialized)，把人物、进程和体制再度转化为“物”，坚持作品的“客观”身份。典型的新批评严格调查作品的“张力”、“悖论”和“暧昧”，展示它们如何被作品的固定结构决定和激发的过程(Eagleton “Literary” 42)。它将传统上视为外在现实的反映或内在心灵的表现的作品，看成是作品自身物质性结构的体现，是物质化的“肌质”(texture)；它在物质性方面是自足的，其自身便具有真实性，就像其他物质一样。 以上理论批评在与传统抗衡时主要强调了文本符号的物理物质性，赋予这种物质性以真实性和自足性。以这种观点看待文本的物质性，就将物质性主要理解成了“作品”(work)的物质性，而“文本”(text)的物质性则包含着更大的空间、更广的时间和更复杂的抗拒性。“作品”是某种自足的、固定的、坚实的东西，同时也是某种封闭的东西，一旦达到作品的终点，这种物质性也就随之完结终止。索绪尔“语言是事物”、俄苏形式主义“形式即内容”和英美新批评“作品即物质”的观念，将传统上视为“非物质”的文学作品、作品话语或文本组织等统统看成物质性的，它们是符号媒介但不只是手段，这种媒介即是信息，是目的本身，具有独立的物质真实性。这种理论观点一直回响在其后有关文学物质性问题的当代思想之中，成为进一步考察文学物质性的条件和起点。 然而，在此基础上人们如何进一步思考文本的物质性呢？一种可选择的方式即是：在承认语言、作品、媒介的物质性的前提下，将此前排除出去的社会性再次吸纳进来。比如，通过收音机倾听文学作品时人们意识到了听觉进程的物理物质性，也注意到了由技术支持、激活并模糊化了的社会物质性，包括主体与客体、宣示者与聆听者、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参与的问题；潜在的社会影响；公众话语的规约等等。进而言之，就连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和语言，也受制于特定时代的物质性，“恰当描述资本主义文化的批评方法和语言都参与到它们所描述的经济之中”(Veeser 10)。仅仅强调语言文本的物理物质性的理论，本质上只是机械唯物主义“颠倒了的影像”。文本的物质性必须向社会性开放，才能使其自身具有合理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