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最直接的感受是，我们原来建立在某些显赫文类（比如小说、诗歌）之上的文学判断是不是准确？是不是存在偏见，存在被掩盖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的部分？我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任何一阶段的文学史描述，包括对正在发生的当下文学现场的观察，常常依据的都是小说、诗歌等文类的发展情况，那些被我们挤到研究视野边缘的文体也许可能恰恰是某一个时代文学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最有力量的部分。以报告文学做例子。当代文学中至少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十七年”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新时期文学之初、问题报告文学大行其道的19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不但不边缘，甚至是那些时代的中心文学问题。因此，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一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报告文学与其他文类对话、互渗，参与到我们整个文学进程的历史景观。这本著作的第2辑“文体行旅”中，以《1980年代报告文学文体的自觉》、《1990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和《新世纪报告文学观察》等论文为代表，不但厘定和勾画了报告文学近三十年的版图和疆界，而且对近三十年报告文学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时代的精神症候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的辨析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近三十年报告文学的贡献和局限作出建设和富有创造性的思考和判断。尤可注意的是，丁晓原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
    在丁晓原的理解中，报告文学的繁荣或者式微不仅仅是一个时代对于某一种文类的无意识择选，而是彰显着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进退。因此，丁晓原显然不是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孤立封闭的文类来看待，而是由报告文学的文势文运进而去观察知识分子在近三十年的精神生态史。这就使得丁晓原的报告文学研究有了一种当下思想史研究的参考价值。所以在丁晓原的研究视野里，在20世纪的报告文学史上，30年代与新时期写上了它们各自的辉煌。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是，新时期开始建构的开放多元的现代文化生态，为报告文学作家的人格自主和精神原创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机遇。走向自觉的报告文学作家只有到了这时，才开始真正地运用自己的话语独立地写作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成为他们关注现实、参与人文精神重建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也只有在这时，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被恢复并得到强化。躲避现实前沿是90年代报告文学中存在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90年代的报告文学描绘着此间知识分子的一段心路历程，反映着他们的思索、进取以及某种无奈，甚至也能从中看出他们中一些人的蜕化。思想启蒙、文化批判，在90年代已不再是一种社会时尚。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对新兴的网络文化的向往以及由通俗的感官的大众文化泛滥等所导致对享乐主义的亲和等等，无不给予思想之剑以重挫。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写作的知识分子特性有所弱化。在新世纪社会非启蒙的总体规约下，报告文学作家自觉、不自觉或可能是无奈地放弃了报告文学“启蒙唯一性”的坚持。一般而言，新世纪报告文学思想性是比较缺失的，以对象的呈现代替主体的思考成为一种通常的方式。
    按照丁晓原的时代“观察”，文的衰颓和堕落背后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退化和萎缩。丁晓原显然没有将他的研究仅仅视为一种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经由他研究对象的观察试图分析世道人心的肌理，同时也把自己的悲欣忧乐渗透在文字中间。丁晓原当然清醒自己和自己研究对象的边缘性，但即便处身边缘，从边缘出发，同样可以抵达时代的大问题真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边缘的力量。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