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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长篇小说:新文明的建构与结构上的整体转型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光明日报》2014年01月1 吴丽艳 孟繁华 参加讨论

    (原文标题:新文明的建构与结构上的整体转型——2013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
    乡村文明的崩溃和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的建构,是当下中国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这个大变动的过程中,混杂、多样、丰富和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对于小说创作而言,这一状况既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可资选择的多种可能,同时也带来了对世事认知的困顿、迷茫和难以穿透的难题。因此,2013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没有一个整体性可供概括——这仍然是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但是,这一年名家作品集中出版,不同的路数、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讲述方式,在证明中国作家长篇小说讲述能力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边界清晰的文化共同体。
    这个文化共同体,是指在同一核心价值观念的约束和引导下,持有共同的文化记忆、接受大致相同的文化理念、拥有共同的文化精神生活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传统文学写作的接受者或读者。这些读者是不同作家的“粉丝”,他们也是作家讲述潜在的倾听者。2013年长篇小说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整体结构上的转型。或者说,过去以乡土题材作为主流的创作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城市题材近年来在中、短篇领域非常普遍,2013年,逐渐在长篇小说中占有较大的份额。
    “乡土文学”的新收获
    严格地说,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它们是以乡土为背景、表达不同人物情感世界和精神变迁的小说。《带灯》从一个女乡镇干部的视角关照了当下中国社会。通过她与崇拜者的通信,表现了一个乡村女性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小说以真实的人和事为基础,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可读性。特别是对带灯形象的塑造,为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经验。贾平凹对乡村文明的崩溃深怀感伤,但在感伤中也寄予了他微茫的理想。小说不变的是贾平凹的文人情怀和趣味,“贾氏风格”一目了然。
    韩少功是当代中国富有思想能力和文体实验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日夜书》书写的是他同代人——几位50后知青的命运。这应该是一部最具时代气息的小说。作品的核心是一代人性格、情感及价值观的冲突。从知青到“后知青”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虽然有共同的生活背景,却有不同的选择和命运。但一代人的日日夜夜,都不免荒诞并带有悲剧意味。因此,这是50后的一曲挽歌。小说叙述上质朴平实,与韩少功以前作品相比,显然多了亲和性。
    当下中国乡村的“空心化”以及带来的诸多问题,在各种资讯里已经耳熟能详,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代性后果之一。这个后果还在变化中,它究竟会走向哪里没有人能够预期。如果说这个笼而统之的判断还过于抽象的话,那么,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听到了它的回响。凡一平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就是这样的作品。作者把一个本来可以宏大叙事的题材,通过谋杀和侦探的方式表达出来,非常有想象力。作家通过通俗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乡村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道德化的问题。人物也不仅仅是用好人或坏人的判断就可以简单地说明白的。在一个看似简单的形式里,包裹着远要复杂的现实和人性,有着对当下乡村中国世道人心的深刻表达。
    新文明视野下的城市生活
    余华的《第七天》、苏童的《黄雀记》、陈希我的《移民》等,也不是典型的“城市文学”。但是,这些作品与新文明的兴起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没有多种文明元素集中在当下城市,这些小说是不可能写就的。如果没有这个大变动过程中的混杂、多样、丰富和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的现实,这些作品就是无源之水。
    余华的《第七天》发表后,褒贬不一。这部小说通过一个魂灵的讲述,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小说中有很多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有很多社会新闻的热点,与现实保持着切近关系。作家应该关注现实,这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传统。但如何面对和书写现实,也是作家绕不开的共同难题。如果说在其他资讯里可以实现和完成的现实报告,文学就应另辟蹊径。作家应该坚持其他形式难以或不能完成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创作。但是余华要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的初衷并没有错。而且他以极端化的方式将一个时代的荒诞呈现出来,也是需要胆识的。
    苏童的《黄雀记》,延续了他的香椿树街的故事。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它讲述的是一起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强奸案。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三个标题就是小说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同时,小说的主人公仍然是苏童钟情的“小人物”。在三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背后,隐含了时代的流变。而小说的主题则是“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苏童不变的,是他一贯优雅从容的叙事姿态。
    陈希我的《移民》写的是正在进行中的第三次“移民潮”。其中有“偷渡客”、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官二代”、外逃官员、老板等。小说探究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要移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态,小说的尖锐就是直面了这样的心理现实。抑或说,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国内辛辛苦苦赚的钱,却成了付给别的国家的“买路钱”?
    须一瓜《白口罩》,以一场“疫情”作为背景,通过“白口罩”这一象征,将社会众生相、社会风气、社会流弊和在危机时刻各种人的心理,做了形象而深刻的描摹。异常疫情的出现,首先是人们的自我预防。但是由于信息的不确定,人们心理的恐慌可能比疫情更具危险性:它不仅加剧或放大了疫情的严重性,而且也引发了未作宣告的、潜伏已久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和责任的缺失浮出水面。而且,每个人在问题面前似乎都可以质问、推诿,而担当却成了一种被悬置的不明之物。如此看来,《白口罩》既是一种对社会缺乏信任的揭示,也隐含了作家对人性询唤的良苦用心。
    邵丽的《我的生存质量》,酷似一部沉思录。小说中不同的爱情是不同时代文化和情感生活的写照,既是一种检视也是一种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看清楚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也才能看清楚这个时代,这也就是生命追问的“价值”之所在。“我”所经历的世间之恶并没有让“我”充满仇恨,而是陷入深深的反思,力求自我救赎,这使得小说洋溢着一股中和刚正之气。
    不过,2013年最具城市文学意味的,是李兰妮的《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2008年,她的《旷野无人》出版之后,在国内刮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李兰妮旋风”——这部作品太重要了。但是,它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五年之后,她推出的《我因思爱成病》是一部苦难的抑郁病史,是一部艰难的非虚构的精神自传,当然更是一部用爱作良药自我疗治的试验记录。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看成一个隐喻——那是这个时代共同的病症。治疗这个病症或走出这样的困境没有别的良药,只能依靠我们自己,让每个人都拥有发自内心的善与爱,捆绑心灵的绳索才可能解脱。
    青春、成长和情感演绎
    红柯的《喀拉布风暴》,是他西部书写的一部分。西部生活经验是红柯创作的重要资源。他的西部小说大都写得威武雄壮、气吞山河。但这部《喀拉布风暴》却在阔大的西部背景下讲述了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几个年轻人在经历了生命的风暴之后,在爱情的瀚海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当下的青春文学是城市文学的一部分。青春的经历、成长和情感,大都是在城市的环境中展开的。青年作家王萌萌推出了“志愿者长篇三部曲”,即《大爱无声》《米九》《爱如晨曦》,分别书写了支教志愿者、环保志愿者和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比如支教志愿者,他们深入大山深处,在与山村教师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不仅改变了孩子的心理和精神面貌,也使志愿者自身的心灵发生了重要蜕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王萌萌个人经历和心理经历的自述。
    《桃园遗事》一改老羿过去正大、英武的创作路数,而更多地突显了婉约、悠远、空灵、恬淡或静穆的风格。小说以小Y童年或少年的成长为基本线索,以眷恋和怀旧的笔触书写了前现代时期岳麓山下的童年生活。其实,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本质上都是对童年记忆的书写。后来的写作,是成年后的阅历和经验照亮了童年生活,激活了童年记忆。阅读这部小说,似乎又看到了沈从文在《边城》中对世风世情的描写,看到了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塑造的小英子形象,以及小英子眼中的北京城南生活。在老羿的讲述中,童年岳麓山下展现出的是没有任何虚饰和雕琢的原生态生活,就像是一幅波澜不惊、风和日丽的长沙日常生活的风俗画。
    秋微的《莫失莫忘》的主线是林枝子与许佑伦的四次离散聚合。他们在非典期间相恋,那时的许佑伦在香港还有一份尚未了却的情缘,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情感的建立和发展。但是,这个爱情故事一开始就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抑或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原型,也不是琼瑶、亦舒一览无余的通俗爱情故事。当下男女的情爱故事,早已注定与石破天惊无缘。即便是四次聚散离合,也是寻常日子寻常事。因此,即便有十年历史作为背景,也难以演绎出“革命加恋爱”时代的汹涌波澜。秋微对这个时代言情小说的语言表述提供了新经验。
    李凤群是一位值得关注的青年作家。2013年她推出的《颤抖》,可以看作是一部心灵史、精神成长史。“颤抖”是生理现象,更是一种精神现象。每个家庭都有它的秘史。一个农民家庭三代同处一室,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家庭阴霾密布,从来没有任何欢乐和爱。一个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其身心感受可想而知。家庭气氛一般来说是由女主人掌控的。但主人公的母亲却是一个心灵扭曲、极不和善的女性。家里的许多矛盾都与她有关。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我”与一凡的关系。他若隐若现,面目并不十分清晰。但作为现代青年,他让主人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像阳光一样照耀着“我”。在鲜明的对比中,前现代的乡村中国并不是田园牧歌,那里更像一个无边的泥淖,谁都会在那里越陷越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凡,尽管多有理想化的色彩,但与前现代的昏暗比较起来,总算给人以乌托邦式的指望。
    这是2013年长篇小说创作现场的一部分。通过这挂一漏万的阅读分析,能清楚地看到长篇小说总体结构的变化:乡土小说的式微和城市文学的兴起已经是同构关系。可以预言的是,未来一段时间里,这种状况不会发生改变。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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