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即在当下的时代诗歌写作的可能性与难度。可以肯定地是，当下的时代给诗歌写作和诗歌阅读所带来的问题和难度并不比以往任何时代少。当我们在不断加速度“前进”的城市化景观中不断丧失了观察事物和反观内心的能力，当新媒体时代以数字科技和鼠标图腾掏空了现代人日益荒芜的内心，诗歌写作和诗歌阅读不能不同时出现了最为显豁的问题甚至困境。而悖论又恰恰在于在各种媒体和场合写分行文字的人越来越多了，真正的诗人却越来越稀有了。这种悖论甚至成了当下诗歌写作的一种难以规避的宿命性存在。随着社会的分层和生存状况的愈益复杂，现在的诗人身份越来越复杂。而值得强调的是何郁作为一位有着繁重工作压力的高中语文教学研究者，他的写作难度是可以想见的。我们都不得不在生活的“右岸”循规蹈矩地生存，在日复一日的呆板和枯滞中青春连同纯真被季节冲刷殆尽。而诗歌写作就正如人生的“左岸”，它成为个体生存下来的最为可靠的依据甚或存在的勇气。黑夜中肖邦的左手正反复证明了诗歌的力量和生存的重量。何郁的身份和工作关系应该说离诗意的诗歌状态较远，但是他多年来仍不停地用纯净的情怀追寻缪斯的脚步就显得难得耐人寻味了。然而这似乎也敞开了一个出口，这无论是对于新诗教育而言还是对于学生的写作指导而言，一个懂得诗歌、敬畏诗歌的“老师”是如此的不可替代。而当回到作为诗人的何郁，其诗歌写作在地理版图上的不断迁移（从武汉到上海再到北京）这又一种不期然的异乡的惆怅与精神漂泊感。正是在此意义上，当下的诗歌写作更为显豁和尴尬地呈现了诗人和诗歌写作不能不是在悖论性的境地——“有用与无用之间”——展开。何郁无疑是用诗歌打开了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他小心翼翼满怀敬畏地用诗歌震落时间的灰尘，也据此得到了“获救之舌”——“你用一块小抹布 / 擦着生活的灰尘 / 其实在我心里 / 我也在擦着 / 用我的泪光”（《粗糙》）。
    在这个时代，我看到了那么多不纯粹的诗歌写作者，看到了那么多心事重重、心怀鬼胎的诗人，看到了那么多的“诗人”在用非诗歌的东西招摇撞骗，看到了那么多被诗歌选本、诗歌奖项、诗歌活动和诗歌批评“宠坏”的时代献媚者和个人趣味的极端主义者。像何郁这样的在“黑暗”和“自省”中仍然在默默低吟和歌唱的诗人反倒会在更持久、更有力、更自觉的向度上赋予其诗歌成色的独特和饱满。诗歌在内心和时代所发出的回声也会更具膂力和生命力。在我看来，“安静”的诗歌征候代表了更为持久和顽健的精神力量，读何郁的诗我不断获得的是安静和感怀。一定程度上，安静成了诗人的“获救之舌”。何郁的诗是缓慢的，他更像是一个喜欢吟述的沉浸型诗人。平淡或许并不平静的日常事物和细节被他不事张扬的语言一次次擦亮，焕发出略显毛糙的生活的原生态质感。而此过程浸润的是一个诗人不无可贵的悲悯情怀——关于人世的，关于生命的，关于记忆的。何郁的诗歌方式更像是相当耐心和细心的抽丝剥茧的过程，不毛糙，不矫饰。平静、开阔、自然的叙说中诗人不断显现出灰色背景下的波澜。他不断擦拭被灰尘蒙垢的生存纹理和已经被惯性和经验磨损的生动细节。当然，何郁的诗歌形象有时候也是愤怒的、张扬的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寓言性相夹杂的另一面。可能是由于阅读和时代的原因，何郁的诗歌显然受到了1980年代“朦胧诗”的影响。其诗歌的话语方式带有一定程度的喧叙性和议论性，这种话语方式自然会有其优势，但也应该注意这种话语方式有时候过于强烈的主观性、情感性和议论性会一定程度妨害诗情的本真和自足呈现。何郁诗歌的抒情性质地是显豁的，而由何郁的诗歌我想强调的是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和“叙事性”问题。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在1990年代乃至当下的诗歌写作谱系和诗歌批评话语中无疑成了衡量一首诗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叙事性”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与批评中已经成为相当含混和暧昧的诗学概念。实际上回到诗歌古老的源头来返观诗歌的本体特征，抒情才是诗歌真正的底色或本体依据。而何郁的诗歌写作却恰恰是维持了“抒情性”这一诗歌本体性依据，当然近年来何郁诗歌文本中出现了带有戏剧性的场景以及叙事性的诸多特征。但是，这些叙事性因素仍然是抒情性的，仍然是以抒情为诗歌最重要的维度。
    而到了何郁这样的不尴不尬的年龄，诗歌不能不被愈来愈突出的精神问题和感知方式所牵引，“捶打”、“追问”、“命运”就成了难以回避的精神关键词。诗歌打开的是一条条通向幽暗的时光深处和内心空间的小径。据此，诗人不能不在“秋天里唱响挽歌”（《像叶子那样优雅的飞翔》）。值得注意的是何郁的很多文本都出现了一个核心意象——叶子。而无论是作为时间隐喻的“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还是更多浸润了诗人情思和感悟的命运的象征，“叶子”显然具有更为明显的与生存、时间、内心相对应的心理场域。沧桑与尴尬，现实与理想、诗歌与存在、真实与虚无的矛盾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这些“叶子”中得以反复的呈现和强化。何郁近期的诗歌在葆有了一以贯之的对生存现场深入探问态度的同时也频频出现了返观与回顾的姿态，这也不无印证了布罗茨基那句话——诗歌是对记忆的表达。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中说在诗中回忆具有根据个人的追忆动机来建构过去的力量，它能够摆脱我们所继承经验世界的强制干扰。在创造诗的世界的诗的艺术里，回忆成了最优秀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流逝，诗人开始在现实与想象的时间河流中对个体的真切命运和难以勘测的繁复的生存空间浩叹或失声，“时间这个老顽童 / 它总是把爱弄得有些粗糙 / 表面上坑坑洼洼 / 内质里却又曼妙无穷”（《粗糙》）。何郁诗歌中的回溯和记忆的姿态恰恰是以粗砺的生存现场和个人化的持续发现为前提的。这些斑驳光线中记忆的斑点和个体被不断置换、掏空和挤压的悖论性存在成了一种反讽的叙写特征。同大多数诗人一样，无限提速的工业时代和消费时代给何郁带来了无尽的“乡愁”，土地、村庄、已逝的事物……。这一切都染上了高烧的病症，而这一切又在现代人的观照中获得了能够折射一个时代背影的功效，“我安静地坐在二妈身边 / 听她安静地唱 / 就像坐在老家的山冈上 / 就像坐在老家竹园的篱笆旁”（《听二妈唱许多年前家乡的童谣》）。两个“就像”所呈现的回叙与“幻景”所呈现的无奈、惆怅、温暖和挽留是如此令人难以排遣，而一切又是如此无情地销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诗人的乡愁意识更能够呈现出本体性意义上的人类生存的宿命和悖论。“乡愁”永远在召唤着诗人在疼痛中回望、仰望，“在那贫瘠的田埂上 / 我要以一颗豆子的姿态 / 迎风挺立，青绿着 / 不卑不亢，闪着锋芒”（《为一块豆腐写悼词》）。这是否印证了这个后工业城市时代的诗人命运？当黑夜中工业和城市的飓风吹来，诗人怀念的是一个逝去年代的一只手电筒的温暖。我想这已经足够了，尽管这种略显老旧的自我取暖的过程也不能不是一个尴尬甚至阵痛的过程——“仔细想想 / 我几十年来的精神滋养 / 基本上是 / 活跃在一只手电筒里 // 我全部不切实际的幻想 / 都沿着这个虚幻的光柱上升…… / 如今的乡村啊 / 只剩下一只手电筒的幻想了 / 当年，一只手电筒的教育 / 是多么丰富 / 它绝不亚于一门哲学的深邃 / 似乎也胜过一首诗的轻盈”（《我怀念一只手电筒的温暖》）。那只古老年代锈迹斑斑的发着微弱红光的手电筒是否还能够抵御周身的寒彻和无边的工业时代的迷雾也不能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何郁的诗不是一种“不及物”的诗歌写作，他的诗与现实密切相关。而更为准确地说何郁的诗歌是具有着“现实感”的写作路向。而“现实”一词在长期的道德化的批评中已经被转换了词义，“现实”成了“革命”、“政治”、“运动”的社会学的代名词。而在我看来只要是诗人经历过的、身边发生的无论大小都是现实，只要这些现实经过有效的方式进入了诗歌，那么这些诗歌就是“现实主义”的。有时候何郁也不能不担任了一个祈求者的角色，在日常流水的不动声色中祈求，祈求卑微而倔强的愿望，这其中浸染着平静、感伤与小小的震惊——“前面是通衢大街 / 后面是胡同羊肠 / 左边是麦当劳 / 右边是老靓汤 / 你站在街心 / 欲往何方”，“妙龄女郎 / 21世纪的午夜街心 / 你默默无语 / 神情有几分迷惘 / 我——一个城市的匆匆过客 / 对你也只能默默无语 / 尽管内心里有几分黯然神伤”（《午夜，一个妙龄女郎站在街心》）。诗人发现了日常角落细线般的生存印记，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重新将这些细碎的纹理放置到诗歌这永久的记忆容器之中。诗人无疑在用诗歌完成一种平衡，一种生活的平衡，内心的平衡。当他一次次站在这个摇荡不已的平衡木上的时候，是诗歌、语言、修辞带给风中摇晃的身影一次又一次的平衡与慰藉。在何郁的一些诗歌中，如《中年男人老贺快乐的一天》、《跪着的女孩》、《地铁里，一个忧郁的人》、《在外滩，我看见了一个乞丐》，我领受了无处不在的“日常”的力量以及“日常”背后巨大的“黑暗”。我也最终看到了时代和生存就像是黑夜深处中的一场暗火在淬炼甚至烧毁着一切，“这一天 / 阳光多好啊 / 东方明珠披着霞光 / 仿佛在微笑 / 帝国大厦的光影 / 像一些小鸟翩翩起舞”（《在外滩，我看见一个乞丐》）。是诗歌在维持着内心的尊严和发现的快乐以及失落的忧伤与无助，是诗歌驱赶着世俗和时光隧道深处的黑暗却也同时布满了一道道茫然的阵痛伤口和无以言说的苍凛与自嘲。何郁的诗歌尤其是近期的诗作大抵保持了一种平静的不事声张的描述和发现性的话语方式。他在午后或夜晚降临的空间里充当了一个细心而敏锐的观察者、发现者、叩问者和描述者、介入者以及自我盘诘者的角色。在漫无边际的时间风雪中，诗人正如那棵高耸的但是已经“日渐衰老的植物”，用思想的头颅、用诗歌的身躯完成人生和生命的诗行。那枝头震落的白雪和灰尘是诗人内心面对自我、时代的灵魂颤悸。何郁无疑对日常的“身边之物”投注了尽量宽广的考察视阈，他在审视和叩问的过程中并没有呈现出简单而廉价的二元对立的冲动与伦理机制的狂想，而正是这种融合的姿态反而使得以上的二元对立项之间出现了张力、弥散和某种难以消弭的复杂和“暧昧”。诗歌写作的平静、深沉的姿态使得何郁既不是一个旧式的守旧者，也不是一个故作先锋的批判者，但是他却同时在诗歌写作中呈现了一个复杂的观察者和介入者容留的面影。更为重要的是何郁在日常化的景观中不动声色地呈现了一个时代最为生动也最具寓言性的生存景观，“这是下午六点钟的光景 / 正是地铁里最拥挤的时候 / 一个女人坐在靠门的位子上 / 安静地吃着橘子 // 她右边是一对恋人 / 四只手紧紧地缠在一起 / 时而咬着耳朵 / 互相骚扰一下 / 女人仿佛没看见 // 她的右前方是一个小伙子 / 痴迷地玩着游戏机 / 腿管随着节奏不停地抖动 // 她的左前方的扶手上 / 靠着一个时尚的姑娘 / 高高的胸部似乎要飞出 / 对这一切/女人仿佛也没看见…… / 她拿起一瓣橘子 / 小心翼翼地剥掉橘瓣上的绒衣 / 一点点，又一点点 / 她掀得真干净啊 / 仿佛在做着一个精工细活”（《地铁，一个女人旁若无人地吃着橘子》）。而何郁的诗歌显然并非扮演了个人和日常叙事中小感受、小反思者的角色，而是有意识地在文本的尽可能拓展的巷道上延展自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展现个人的命运轨迹和更为深切的时代寓言。在一些被我们熟知又被一次次忽略的事物身上，何郁是一个耐心的解说家和细心的勘探者。诗人用身体和灵魂以及个人化的想象力重新发现和命名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在一次次的悖论性修辞中打开了一个个既真实又荒诞的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隐秘入口。这尤其体现在他更具冲击力也具时代寓言性的洞穿了时代内核的诗歌《疯人院》中。
    越是到了“中年”，诗人对世事和自我的洞透就越是深彻，而这种洞透的结果是让一代又一代人自认为最熟悉的现实带有了不可确证的虚拟性和寓言性。显然我所强调的诗歌的“中年”性不是就生理年龄而言的，而更多的是指向这个阶段的诗歌写作所呈现的特殊质地和纹理——知性、记忆和寓言性。这也正如阿摩司•奥兹的诗句——“这种生活你从未了解过，这种生活你曾由衷地渴望接触”，这二者之间形成了深含意味的互文和龃龉。时间是如此莫名的强大！何郁近期的这些返观陆离光线中记忆斑点和反观内心景观的诗行是以空前强烈的悖论性的反讽为叙写特征的。基于此，处境的尴尬、生存的悖论、记忆的两难都在这些带有忆述性质的诗歌文本中不断得以夹杂着质疑与肯定的印证与呈现。这在何郁的一些诗作中有鲜明的印证。时间幽暗的深井旁，仍然有人在试图打捞往事，察看记忆的成分和颜色。诗人似乎仍然在等待，即使时间和场景总会倏忽而逝。但是愈是如此，那一切曾经的、拥有的、真实的往昔才会一次又一次在时间的暴风雨中被诗人并不强大的内心所接纳和细细的抚摸。当现实的列车、生存的列车甚至是时间的列车带给诗人一个个起点和一个个没有归宿的终点的时候，诗歌则成了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反复寻找、反复确认自我的一种方式。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生存的一个个白日梦想，这些永远都难以实现的梦想在一个个记忆的影像中得以接续和完成。尽管这种接续和完成可能不是完美的，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悲剧性的。越是到了“中年”，诗人对世事和自我的洞透越是深彻，而这种洞透的结果是让一代又一代人自认为最熟悉的现实带有了不可确证的虚拟性和寓言性。而这就是诗歌和诗人带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他在不断一意孤行的向我们自以为深知的生命和现实甚至历史深处掘进，他最先领受了挖掘过程中的寒冷、黑暗，也最终发现了现实表层之下的粗砺与真相。
    1999年之后尤其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人们谈论最多的恰恰是时代和文学的娱乐精神，而忽视了一个即使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其写作的难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是同样困难重重的事实。而何郁却清醒地认识到更多的诗人沉溺于个人甚至荒诞的主流美学伦理温柔的天鹅绒般的牢笼之中，而他则继续在和“帕斯捷尔纳克”们交流。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只是少年和青春期写作的表征，而中年式的在肯定、犹疑、前进、折回之间展开的辩驳和诘问方式在何郁这样的兼具“青年”和“中年”特征诗人这里不能不日益显豁的呈现出来。在何郁为我们打开的生存暗箱面前，我最终看到了一代人的生存就像是黑夜中的一场暗火。他在维持着内心的尊严和发现的快乐，他驱赶着世俗的黑暗却也同时布满了一道道并不醒目但却难以愈合的伤口和无言的苍凉与自嘲。那些诗作洞穿了生命的困厄，却打开了梦想的小径上一个又一个荒草丛生的恐怖的深渊与陷阱。诗歌写作作为一个人的内心“宗教”和乌托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清洁”和对社会进行矫正的功能，但是我们看到的仍旧是无边无际的龌龊、喧嚣、混乱和荒诞。在理想主义的乡村愿景的丧失和欲望不断勃起而精神萎顿的时代夹缝之中，在精神的自我挖掘、奔突和深度沉潜中，何郁用诗歌发现了时代的疾病，同时也目睹了人性的痼疾。何郁的诗歌始终坚持在看似日常化的真实生存场景和地理学场域中设置大量的既日常化又不乏戏剧性、想象性的同时寓含强大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光明、天空和玫瑰，作为创造者和发现者代名词的诗人有必要有责任对大地之下的黑暗之物予以语言和想象的照亮与发掘。基于此黑暗的地下洞穴中细碎的牙齿所磨砺出的“田鼠”般的歌唱正契合了最应该被我们所熟悉然而却一直被我们所漠视的歌唱。好的诗人都是时代的兢兢业业的守夜者，这个守夜者看到了夜晚如何把中国的乡村变成了一口深井，看到了一个推土机和搅拌机如何建造起一个个虚无的钢铁城市。在生存的夹缝中唤醒本源性上的“故乡”记忆肯定是尴尬的。这种无处不在的孤独甚至些许的恐惧感却成了现代人的梦魇。
    诗人一遍遍擦去世俗的尘垢，从而使得那一个个时光车轮碾压下的物事重新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光泽和裂痕。正是这种安静、精细、幽微而深入的话语方式使得何郁更像是在落木萧萧的季节不断抖落浑身白雪的冷杉。它坚硬的针刺、挺拔而布满了岁月刀痕的身躯都呈现出了冷硬背后的并不轻松的时日和成长膂力。在何郁的诗歌中我看到了幽暗的树林上空不断推远和拉近的时光景象，看到了树叶响亮的歌唱背后无尽的落寞。而当诗人不断抖落诗歌之树上沉重寒冷的积雪和生存的漫漫灰尘，他也就同时赢取了“获救之舌”。
    作者介绍：霍俊明：青年诗人、诗歌评论家；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台湾国立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星星诗刊》编委、“中国汉江•安康诗歌奖”评委会主任、复旦大学光华诗歌奖评委；现供职于北京教育学院。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红色末班车》等，已在《文学评论》等发表专业论文和随笔500余篇，曾获青年批评家奖，2009“诗探索”诗歌评论奖等。何郁诗集《在有用与无用之间》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