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

陈思和主编  王光东副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摆在面前的四大卷《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下文简称《60年》)是一部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而编撰的教学参考书，它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时间范围，将这一时期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文艺政策、理论争鸣、作品讨论以及推动和引发理论创作思潮的各类文献进行了全景式呈现。编者以其对当代文学的亲历观察和积极推动，让读者有可能通过这些文学史料文献去发现当代中国、思考中国问题。《60年》具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其一是鲜明的人文立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构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学科转型意义的事件有两个:一是1985年在北京发端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一是1988年从上海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在《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主持人语中，陈思和和王晓明认为，重写文学史的目标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于通过激情的反思给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发展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因此，这种“重写”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个是指向过去的，要“冲击那些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另一个则是指向未来的，即以文学史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到行进中的当代文学里程之中。在我看来，正因为有了这一指向未来的冲动，才使得“重写文学史”不仅体现了学术的厚度，而且灌注了强烈的关怀。时隔20年，站在2009年《60年》的高度再来反观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在《60年》的“后30年”中，当时“重写文学史”中指向未来的冲动已经成功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这就正是本文在前面所指出的，为什么《60年》中能够体现编者对当代文学发展的“亲历”和“推动”，并且能够勇于不断“逼近当下”的重要原因。这种人文关怀还表现在陈思和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总体把握和描述中贯彻了以“人”为中心的观察角度，他从文学观念的内部发现了“人”从受压抑到复活的机理，从而确立了新时期文学以来“以人文的复兴为主线”的文学史观。其二是走向多元的文学史观。陈思和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用“从‘共名’到‘无名’”来描述，所谓“共名”指有一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能够深刻涵盖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探索形成制约；所谓“无名”则是指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无法涵盖民族的精神走向，出现了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这种状态通常用“共声喧哗”来描述。不过，这种“从‘共名’到‘无名’”的描述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被分为“共名时期”和“无名时期”。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不可能定于一尊而罢黜百家，因此，即使是“共名”，其内部亦有差异；同样的，即使是“无名”，也有各种多元思想冲突碰撞、交流融合的交往伦理。以“现实主义”为例，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实主义”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乃至“后三十年”的前半段时期在文学创作原则上的“共名”。但在这一“共名”之下，其内在的差异、张力甚至冲突则是始终存在的，继承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高举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所形成的意义落差，成为“前三十年”文艺思想领域展开激烈厮杀的前沿阵地。其三是确立了文学理论和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紧密关系。传统的文艺思潮史主要把焦点集中在文艺政策和意识形态导向中；在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这些文艺观念的论争被有意淡化、退居幕后；而在《60年》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文学创作并非简单的对文艺政策和意识形态导向的图解，文学理论和批评成为各种思想观念、价值理想和利益诉求相互冲突、碰撞、争夺的场域。被陈思和命名为“理论先行”的现象不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例，在他们看来，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1978年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都具有这种特点。文学理论一次次“充当了思想冲突的晴雨表”。

    不过，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间的紧密关系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疏离:文学理论界开始将关注的重心返向自身，致力于中西文论史的系统清理、试图重建包罗万象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学基本理论”，当文学理论仅仅致力于“知识生产”，将当代文学作为理论真理性的例证时，如何更好地诊断当代文学的中国问题、推动当代文学向理想的方向迈进这一现实性问题便被文学理论界悬置了。由此引发的另一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如何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一起参与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观察和推动之中？如何在当代发现中国的过程中展开更具“逼近当下”的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