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说集《四喜忧国》

《四喜忧国》张大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初看《四喜忧国》，最佩服的当属张大春老道而显摆的叙事技巧，无论是在老实本分的写实文学还是在堪称怪诞的先锋性叙事上，张大春都游刃有余、从容淡定，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讲故事的路数，如同序言里提到的随身携带五色胡须的张幼于，总是能趁着路人的不注意，悄悄更换上一副。在读完《悬荡》、《将军碑》、《晨间新闻》和《如果林秀雄》等篇目后，我都难免生出一种惊羡和顿悟：原来台湾还有个张大春，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来写。

与《四喜忧国》一道买回三本张大春的书，虽然分属不同的出版集团，但作者简介如出一辙，想必该是张大春亲自操刀的。在简介中，他称自己“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这也算是一幅广告吧，明摆着告诉读者：“我的故事一定引人入胜，说书人的技法不敢妄称精通，但至少也是会吧；虽然生于‘文化沙漠’台湾，但应该不算是个只会空玩噱头的小丑，汉文化的传统我也是努力承接的。”倘若为某部小说做一个解剖手术，张大春口中的“好故事”和“会说书”就表明了他善于打造小说的表皮和骨架；“擅书法”和“爱赋诗”则说明了他打造血肉和灵魂的本领也一定不赖。十二字的介绍，已经足够在全书伊始为读者建立起一种潜意识，当然，也是默默地为自己戴了一顶高帽子。事实上，即便张大春不是“亲历亲为”，我也愿意替他效劳，好好地将其标榜和夸赞一番，让同时代的一些在对旧小说的死抠中走火入魔或是在对新小说的仿写中自得其乐的内地作家们知道，作为一个中国文人，写出来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开篇《悬荡》，口语化十足，似乎是建立在某个场景下的乱侃，张大春敢于把小说写得零零散散、乱七八糟，这会儿思绪在摄影家身上，接着却想到了相对论，再下来又到了从前上课的日子那儿去了，这样算来，小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文字脱离了“悬停的空中缆车”这个故事框架。不过，越是看似随意的就越可能是故意而为之的，张大春的“叙述随意”就正是在于要多触角地折射“我”、摄影家、胖女人、随车小姐等一干人物绝境下最本真的心态，进而传达他对于世态人心的种种见解。况且，游离的思维模式也正是小说中命悬一线的人们最本能的反应。这样说来，18岁时的张大春就已然是这般“狡猾”了。《将军碑》、《如果林秀雄》更是一种游离的极致。《将军碑》不再是思维的蒙太奇，而是肉体对时空的穿越。这个有特异功能的老将军，总是能携带着老管家和儿子穿进过去的戎马时代，也时常一个人造访自己未来的葬礼和坟茔。这样本该建构在科幻或灵异之上的小说却如此写实，子虚乌有、离奇怪诞的主线被铺设得顺顺当当，着实让人信服。而《如果林秀雄》则是在讲述主人公人生历程的主干时，设定无数种可能性的分支，再带领读者穿梭于这些主干和分支之中，通过铺陈故事，告知生命之成型实属偶然。

当然有的时候，张大春也会甘心放弃他风系星座的聪明轻盈，不耍任何伎俩，带着几分拙朴，本分乖巧地讲述故事。这类小说，总能让我想起鲁迅——故事的铺垫和叙述都很好，思想上也能正中国民性的痼疾。《再见阿郎再见》中，作者塑造了一个扮演“救世主”拯救妓女的作家，他一本正经地深入到她们之中，摆事实，讲道理，在自己肩头压上救苦救难的重担。张大春一边“导演”着故事，一边冷不丁地将几声讪笑传至台前，甚至还冲上银幕扯下剧中人的假面。小说中，主人公的大义凛然只是存活于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中，当闻到一股怪味时，作家再也顾不上“劳苦大众”了，他担心某种恶疾正由妓女侵入自己的身体；听闻楼房失火，本可顺手拉一把别人，他也胆怯于“有很多细菌”，就“头也不回地跑开了”，一旦迈出火场，却又正义感十足起来。张大春展示了一个、也是一群自我标榜为“救世主”的人物，他们奢谈要拯救别人的灵魂，实际上却连举手之劳的搭救都不愿意，难怪连妓女都要不恭地称之为“囝仔”。同样是说知识分子的虚伪，在《长发の假面》中，有着教育官员身份的张君内心却极度委琐，当时刻渴望一场异国艳遇的他终于如愿埋首在了一个女子温柔的长发中时，张大春忽地改变了“叙事列车”的轨道，他让长发女子暴露了自我的身份——在学生时代，正是这个现如今夸耀她美丽长发的张君，曾在她的头上强行剃出了一条“飞机跑道”。滑稽而浪漫的叙述就此打住，读者看到这里，也随着张君一起，噤若寒蝉。

《四喜忧国》里面那个奔走于眷村的朱四喜，是不是就是眷村后人的张大春？从台湾到大陆，他也如同朱四喜一样挨家挨户地散发着传单，他将传单上的故事折腾得那么技巧十足、吸引眼球，所希望的也许不过是让手握书页的读者，能轻松地走进去，然后背对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的时代，独自洞察出点别的什么东西。

（责任编辑：张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