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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者之隐 梁鸿之隐，儒者之隐。所谓儒者，就是尊崇儒学、通习儒家经书的人。汉以后泛指一般读书人。《墨子·非儒下》云：“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史记·淮阴侯列传》云：“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 梁鸿就是一位通习儒家经书的儒生。《后汉书·逸民传》说：“后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王先谦《集解》说：“沈钦韩曰：《御览》四百二十五《东观记》云：鸿少孤，以童幼诣太学受业，治《礼》、《诗》、《春秋》。常独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然火。”梁鸿在丧父十年后，也就是大约在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受业太学。为了能谋生和求学，梁鸿先是离开北地，来到当时作为西汉帝国和新莽政权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长安。 不久，新莽失败，刘秀削平群雄，建立东汉政权。刘秀以简政以安民，进贤以励治，集权以统一的治术，使社会秩序得以回复和发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光武中兴”的业绩。这个“光武中兴”的局面表现在文治上，就是对教育的重视。刘秀也因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重视文治的帝王中的佼佼者。建国之初，刘秀就下令恢复西汉武帝的五经博士，在洛阳大建图书馆，诸如辟雍、东观、兰台等，营造文化氛围。又新建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于是，全国上下重视教育蔚然成风。 梁鸿到达长安后，无依无靠，尚幸他父亲昔日的几位故吏见此情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经多方努力，梁鸿得以辗转进入洛阳太学。在太学读书期间，梁鸿也不免招来了那些纨袴子弟的嘲笑和欺凌。好在他刻苦专研，致力于学问，才能大进，诸子百家无所不晓。但梁鸿对于当时儒学中那种皓首穷经，拘泥于一字一经的做法不屑一顾。由于梁鸿不愿钻研章句之学，这就无异是自绝了做官的门径，结果自然是毕业便失了业。 我们知道两汉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皆以通经为荣，《汉书·韦贤传》云：“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思想学术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古文经学派则一直处于被贬斥的地位，未能立于学官。直到西汉平帝时，古文经才由于王莽一派政治势力的支持，在学者刘歆的建议下立于学官，以与今文经博士相抗衡。 东汉建立后，统治者又重新提倡今文经学而废除古文经博士。此时的今文经学除了讲阴阳灾异外，还增加了谶纬迷信说教，从而形成居于东汉王朝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谶纬之学。而实际上谶纬是假托天神、先圣之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之兆的一些迷信做法。 今文经学受到东汉统治者的支持，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但它也越来越烦琐。儒者诗书满腹，解经章句，繁琐成风。特别地，“一经说至百万言”。据记载，秦近君在注解《尚书》时，仅对《尧典》这篇目二字，就解说洋洋十余万字，简直令人无法去读。 由上观之，梁鸿历经西汉末及王莽新朝的古文经学，东汉的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等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交融，碰撞和冲突。在这各种思想此消彼长的斗争中，博览经书的梁鸿无所适从，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难以摆脱的思想纠结。梁鸿解经，唯重大义，不守章句，因而不能顺应东汉王朝意识形态的主流，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位接受过儒学正统教育的高材生，可惜学无所用，生计无着，只有牧豕为业，这对于梁鸿来说打击是很大的。因而，我们说梁鸿之隐，首先当为儒者之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