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文汇报)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我盲目而偶然读到的杜拉斯,大致是:《情人》、《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印度之歌》、《塔基尼亚的小马》、《副领事》、《广场》、《艾米莉·L》、《L·V·斯泰因的迷狂》(译文版 我隐约还能记得阅读《情人》时的沉醉,《琴声如诉》带来的怅惘,《痛苦》的复杂诚挚,《昂代斯 那仿佛是一个阅读的黄金时代,对书本的迷恋在经历了漫长的禁锢压抑之后,表现为近乎圣迹的社会性痴迷,那似乎也间接奠定了日后阅读的衰败。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彼时的阅读自始至终只是一种代偿行为,只是一种对缺失的反应,而没有被确认为真正的缺失和超越现实原则的审美活动——也许这是一个妄念,一种本质上不存在的对经典的膜拜运动。谁知道呢?在古代——哦,我们又开始寄希望于古代——在那些先贤的著作中,他们似乎并不寄希望于未来的阅读,今天之我们,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他们的写作真的包含着对读者的筛选吗?他们一定预感到了某一天被多数人忽略和被少数人过度阐释的命运。 我至今有些纳闷,我从未将杜拉斯的写作与女性主义立场搅在一块,也从未因她的印度支那经历把她放到东方的、殖民地背景前端详一番。我并非无视这些殊异的观察角度和研究方法,况且这些研究本身,有时候也带有杜拉斯式的执著、坚毅、缠绕和悖谬。我似乎是以一个落伍的、老派读者的立场欣赏她的通常是第一人称的小说——回忆录式的伤逝与沉溺,半自传式的自我指涉和自我澄清,以虚构名义出现的镜中形象,循环往复的随想,于摇摆中辨认个人历史的绝望企图…… 她所开拓的新小说的边疆,恰好与我心目中的经典作家的领土接壤,她笔下的女性肖像,时常会令我想到欧菲利亚、玛斯洛娃、 很多朋友说,《情人》的英译被认为是最好的,而读过王道乾先生的中译后,感觉尤胜一筹。人们这样赞美王道乾先生:如果杜拉斯会写中文,《情人》也就是这样了。我的更加极端外行的看法是——暂且抛开原著的文学成就和对译文的仁智之见——如果杜拉斯能够运用中文写作,未见得能把《情人》中文版写得比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更好。 一个特殊的内心狂乱的时代,成就了一位特殊的异常沉静的译者,并成就了一个特殊的意味深长的译本。仅就这本小说的中译而言,几乎是不可复制的。理论上说,可能还会有更好的译本,但是像我这样的普通译文读者,已经不再期待了。我感觉,这就足够了。王道乾先生的《情人》中译,不仅是一个文体的奇观,它复杂而微妙的印证、唤起、诠释了它问世的那个年代的文化的脉动,在某种意义上(据我观察)它甚至谕示、界定了此后那些译文读者的感情方式的变迁。 就无数翻译家的译文对中国作家或其他人运用中文的影响来看,如果你没有读过 时光流转,新小说之一翼,已然成为中国另类人群的感情圣经,“痛苦”微微地变成某种欢乐,就像在某些比较极端的行为中,受虐狂被标上了各种欣悦的尺码。约而言之,此地隐秘的迷狂族群可借助任何东西来搅动自己的情感漩涡。这就是在我们四周大量隐蔽存在的现实,也许,它们和其他读者一起准备好了欢迎杜拉斯的再次莅临。 最后,也是第一次,我很愿意谈谈这套书的装帧。我祈望我的书就是被印成这样的:雅致的外观、淡定的纸张、沉着的重量、亲切的印刷、可人的手感,甚至包括书页的空白。(这个看法套用自《西方正典》的作者。) 我想买上一堆来送给朋友们,它唤起你阅读和收藏的渴望,使人亲切地意识到与更广泛的世界的内在联系,甚至在这个影像时代的某个缝隙里,令我们乐于看见自己有一个掩卷沉思的形象。 责任编辑:张汉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