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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历史神话化到神话艺术化 文本是史诗的内核。它是由群体或个人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创造的思维成果，具有人类原始文化基因的诸多特点。“文本”这个词在理论界有很多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但这里称“文本化’是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有密切的关联， 它是将元叙事意义上的故事根据人们各自的观念进行重新解构，也就是成为被“言说”的对象而加以“文本化”。根据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历史编写者的意志、态度、叙事方式密切相关的文本。这种历史观恰恰可以反观文艺思想的某些现象。对于格萨尔而言，也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格萨尔在其文本的形成初期就形成了特定的意义模式、故事范型、情节结构和概念系统等文学的内涵，但是后来在藏族地区随着宗教意识形态的产生按照佛教的思想意志而逐渐被解构化，通过对格萨尔中元叙事文本的能指的价值解构，形成了所指的意义转换，在故事主题、在故事范型、意义表达等方面产生了凝聚、再造、置换、象征等话语系统，形成了与佛教的价值观相适应的文本类型。 如果说格萨尔史诗是藏族早起部落民众对自己族群和部落历史的集体记忆的话，元叙事故事便是其“事实记忆”，而被解构化的文本则是其一种“价值记忆”。格萨尔史诗文本的形成不但正在经历从口头到书面化文本逐渐过渡的阶段，而且也经历或正在经历从元叙事文本到被解构化文本的一个历史过程。 历史的“文本化”是藏族史诗产生的最深层和最根本的原因。它使史诗主人公的真实历史经过文本化的改造，成为了适合大众思维特点的神话性文本，继而又将其经过艺术化的处理达到了佛教化的目的，将意象、隐喻，神话和象征等文学的技巧应用其中，使史诗文本从历史的神话化过渡到了神话的艺术化，产生了佛教化史诗文本。 历史文本化的倾向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仲”(神话)、“第乌”(谜语)和“苯教”(藏族土著原始宗教)是古代藏族文明的三大家底。它们对于推动远古藏族社会和文明的进步发展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格萨尔史诗作为藏族口头文化的集大成，正是从远古“仲”的文化体系中衍变而来，继承了仲(神话)的诸多功能和特点，同时它也是远古藏族的诗性智慧的结晶。“隐喻”和“类概念”等藏族原初思维等便是仲(神话)得以产生和衍化的滥觞，也是格萨尔文化得以衍生的思维基础。从“仲”(神话)到“史诗”(格萨尔)的演变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重要的思想阶段。第一阶段是藏王聂赤赞布的神话故事。聂赤赞普是藏族的第一个国王。为了称颂其高贵和神圣，他成为了后世历史学家和王官贵族们的“言说”对象，进行文本化加工处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产生了符合各自利益阶层需求的不同的神话系统，如：极密非人神话(yang gsang mi min lugs)、公开性苯教神话(bsgags pa bon lugs)、秘密佛教神话(gsang ba chos lugs).这一神话传说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史诗所应该具备的多种特点，但由于它作为历史，后被神话化，继而又复归历史，走上了形而上的路线，最终未能衍变成大众传播视野下的史诗文本。而在公元11世纪，作为历史人物的格萨尔及其英雄业绩，后经大众口头传诵被神话化，开始了文本化的历程，后又将其艺术化而导致了的格萨尔史诗产生，与聂赤赞普神话相比，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开放性的形而下路线。 正如诗歌之于古代希腊人一样，在格萨尔史诗诞生的早期，格萨尔故事叙述的是他们自己部落的历史，这种历史在一代代牧人和部落成员的集体记忆中经过反复洗濯、融通，成为被“言说”的对象，并用口头方式吟诵传唱，拓篇展部，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了今天这种宏大的叙事。因此，这种被人们当作真实历史的历史是用说唱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演述，因此，它既有了“史”的内涵，也有了“诗”韵味。史和诗在古代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意思。《虞书》中言：诗言志，歌永言”。“志”一词在闻一多的《神话与诗》中解释为三种含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从训诂学的意义上说，古时“志”字本意是停止在心上，也可以说是藏在心里。《诗序.疏》曰“藏在心即记忆，故志又训记”。“诗产生在文字之前，当时专凭记忆以口耳相传。诗之有韵及整齐的句法，不都是为着便于记忆吗?所以诗有时又称诵”[4]。他关于诗、志、史三者的关系以及史志二者又是如何从亲缘关系走向分道扬镳的论述极为精彩。他认为，无文字时专凭记忆，文字产生以后则用文字以代记忆。故记忆之记又孳乳记载之记。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诗之本质是记事的，现在我们说“诗”的本质是记事的，诗与歌根本不同之点，这样就完全明白了。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诗所管领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其中《六经》中《书》、《春秋》，《礼》，三者皆称志。与后世史部的书称志相吻合。然而古书又有称《诗》为志的。他认为,古时之所以称属于史类的《书》(古代史)《春秋》(当代史)《礼》(礼俗史)称志，《诗》亦称志，是因为《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繁于文采”，正是诗的长项和强项，但这恰恰在史中所忌讳的。因此，后来人们不得不舍弃以往那“繁于文采”的诗的形式而力求经济，于是散文应运而生。大概就在这时，志诗才分家。一方面有旧式的韵文史，一方面又有新兴的散文史，名称随形式的蕃衍而分化，习惯便派定韵文史为“诗”，散文史为“志”了。这样诗便卸下史的包袱，与歌合作去了。在起初的诗中有很多记事的成份，多以一个故事为蓝本，叙述方法也多少保存着故事时间的连续性，可说是史专的方法。 然而这史专的内容并非是一种纯诗，因为其中的“事“是经过“情”的泡制后再写下来，这“情’的部分就是“歌”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想象和艺术化的手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想象化的成份越多，情的成份就越多，事的成份便减少一份。“情”或艺术化的成份愈加膨胀，而事则暗淡到不可再称为“事”只可称为“境”了[5]，这样便出现了象征或隐喻性史诗，这也是我在正文中即将阐述的关于历史神话化，神话艺术化而成为史诗的问题。这同时也是藏族之所以与汉民族不同而能够产生史诗的重要的原因。 格萨尔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事”与“情”的博弈中，后世的人们围绕其真实历史事迹进行了艺术化的再造、逐渐出现了格萨尔的神话性故事文本。我们在弗兰克收集的《〈格萨尔〉下拉达克本》中发现了作为片段性民间故事阶段的格萨尔史诗。《格萨尔-贵德分章本》也反映了格萨尔史诗的较早的民间口头传统的特点。后来随着佛教在史诗流传区域的深入，又开始了史诗文本的佛教化历程。史诗的佛教化是与史诗的艺术化同步产生并与之并驾齐驱。经过艺术化的历练、加工和演绎，格萨尔史诗由原来的神话性故事文本发展到史诗的篇章，从有限的几部神话性故事，龇牙蔓延，生机蓬勃，拓章为部，部外生部，仅降妖伏魔部分就衍生出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尽情地吸收整个民族的丰富智慧，最终在篇幅上长达百部以上。然而，这种艺术化的加工基本上是在佛教化的维度中进行的。 说唱形式的书面化、说唱内容的佛教化以及说唱传统的职业化即是《格萨尔》史诗晚近发展的三大主要特点和趋势。其中，顿悟、圆光、伏藏和智态化等这些作为藏族《格萨尔》史诗所独有的不同传承方式的兴起,使《格萨尔》这部史诗更加色彩斑斓，熠熠生辉。追根溯源，这些传承方式都源于藏传佛教的传统， 日后才成为《格萨尔》史诗的演述手段，且在《格萨尔》的传承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之于《格萨尔》史诗，并非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信物，是藏传佛教在西藏的一种特殊的传播手段。然而，自打这些传统，尤其是伏藏传统进入作为口头传统的《格萨尔》史诗领域之后，既表现为一系列传承形态，也表现为一系列文本类型，成为《格萨尔》文本极为重要的传承手段和表现方式。正是由于这些佛教传承方式和演述视域的植入，使原本囿于大众文化疆域中的《格萨尔》开始投奔到佛教文化的藩篱中，开始了史诗佛教化的历程。自佛教化的历程开始之日起，格萨尔这一原本在故事中作为民族英雄的主人公从此开始成为佛教的附庸，取而代之的是西藏佛教的创建者莲花生大师的高高在上、领国英雄们的战事行动便成为佛行事业的一部分、原始神祗和自然神灵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佛教的神祗权威所抑制。尽管这一现象的产生，在短时间内不会造成史诗传承的断层，但它像一条隐藏在史诗这棵大树中的蛀虫，慢慢吞噬着史诗的整个躯体，使之在活态化的掩体下逐渐偃旗息鼓。尤其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上，《格萨尔》被排斥在正统文化或藏族传统精英文化之外，甚至被贬为“乞丐的喧闹”。《格萨尔》史诗的佛教化使《格萨尔》这部史诗在日后一反千年史诗的普遍传统，背离口头传统轨迹，并成为导致这部史诗在勃兴与衰败，张扬与萎靡的边缘彳亍徘徊的渊薮。所谓《格萨尔》的佛教化不是简单指这部史诗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的佛教化，而是包括说唱艺人的职业身份、史诗传承方式、故事演述和表达方式等方面的佛教化。也就是说，伏藏等藏传佛教的传统在《格萨尔》文化传统中的嫁接和移植，便是史诗佛教化的主要因素。这些传统的介入，使《格萨尔》史诗开始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特点：即史诗传承人的职业化，史诗思想内容和故事范型的佛教化，史诗文本类型的书面化。三者中佛教化处于核心位置，左右着另外两项，起初作为佛教护法神而存在的格萨尔这位史诗的主人公，如今堂而皇之地成为民众信仰的本尊神和上师，进行膜拜，因此，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及其所指从主体性发展成为本体性。总而言之，格萨尔史诗的逻辑发展脉络可归结为：发端于“史”，演进于“喻”，完成于“境”。 一部活态史诗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文化生态工程。在这一生态系统中，艺人、文本和语境互为作用，互为因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对其他两个因素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对于史诗的活态化传承带来影响。然而，在三者中语境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历史上格萨尔文化的几度变迁均与史诗语境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史诗的保护传承首先有赖于对史诗文化语境的保护。只要有了完整的史诗原生态文化语境，史诗艺人则会源源不断，史诗传统则会源远流长。因此，我们在对格萨尔史诗实施保护时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措施，理顺关系，分别主次，为史诗的三种要素间的内在结构性互动提供外部支持和条件。 我国的格萨尔史诗研究一直以来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学术范式，而且主要以抢救、搜集和整理艺人的文本为主，以艺人和文本的研究为辅，一贯处于对文本结构、文本内容的分析和理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把“社会反映论”的原则作为唯一的审美标准对文本的历史、文化、思想、艺术的元素加以解读，用实证主义方法分析艺人类型，完全忽略了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元素和主体性作用，也没有从比较和互文性审美意识对史诗艺人、文本和语境做全面的理性透视。 格萨尔史诗不但是数千年藏族口头传统的集大成，也是族群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生动见证。它不仅跨境，跨地域，跨民族而存在，而且其文类呈现多样性趋势，有口头的、书面的、绘画的、影视的、舞蹈的和音乐的等等。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因此，对于史诗格萨尔的研究，不仅要掌握大量的田野资料，而且需要借鉴和应用口头诗学、宗教学、符号学、象征学和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也需要应用心理学，认知学、神经科学、声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在宏观上从艺人、文本和语境等三个要素把握格萨尔史诗发展脉络的同时，也要对格萨尔艺人的演述技巧、称谓和类型，格萨尔的文类、源流与文本化的路径，格萨尔的多重化存在形态和当代语境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全新的阐释。因此，研究、保护和传承格萨尔文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