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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诗建设之初，整体趋势是对旧体诗的形体加以破坏，似乎破坏力度越大，就越可以获得更多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大背景下，新诗的形体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核心是新诗要不要有自己的形体，以及如何建设新诗的形体？尽管很早就有人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直到“新月派”诗人出现以后才形成了一个“小气候”。在“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中，兼具诗人与批评家双重身份的闻一多成了为新诗赋形的核心人物。 众所周知，旧体诗的成熟首先在于它形成了绝句和律诗等完善的形体，并在形体内部规定了相应的韵律元素，从而可以让诗人更好地表现流动多变的复杂感情。对于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诗歌读者来说，旧体诗的成就都是不可否认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不思考旧体诗的成就与旧体诗的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优秀诗人来说，诗歌的形体并未阻碍他们的表达，反而促成了感情表达的细致与深入。这同样是不可否认的。由此来看，新诗的形体便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至少对于怀抱高远目标的新诗建设者来说是这样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闻一多作为新诗的一个起点，准确地说，是新诗形体建设的一个起点。 之所以这样说，并非要否定胡适作为新诗创始人的位置和意义，而是旨在揭示新诗建设的多元性。在我看来，胡适为新诗确立的起点主要体现在语言方面，即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2010年去世的诗人张枣对这个问题也有过讨论。他运用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诗歌秩序”理论，认为“当下的创作，也改变了传统的过去的秩序”，从而将鲁迅确定为“中国新诗或现代诗歌的真正奠基人”：“这个人是谁呢？他显然不是文学史轻易确立的胡适。当然不是。胡适是一个语言改革者，而不是诗人。他的一切诗歌领域里的写作对今天而言无丝毫意义。也就是说，今天的写作使他不正确了。我们新诗的第一个伟大诗人，我们诗歌现代性的源头的奠基人，是鲁迅。鲁迅以他无与伦比的象征主义的小册子《野草》奠基了现代汉语诗的开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