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锐（山西） 正如我们探究鲁迅的精神世界不能回避其个性化的杂文文本一样，我们读解李锐，同样不能忽略其独特的随笔写作；否则，我们眼 前的李锐将是不完整的，这同我们站在河边眺望的情景类似，我们只是恍惚地看见岸边有人漂移的黑影，却无法更加逼真地审视他的面容并和他直接地交流。 将李锐所有歌哭式的随笔表达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一遍，我发现李锐并不是一下子就拥有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彻彻底底自信的。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或者更远一点说，同我们历史深处的大多数“诗人”一样，他对“中国”，对中国人，都有一种异常复杂的感受。中国文人独具的强烈乡愁在他的身上没有消解，反倒是越聚越浓，随着热血的流淌一刻不止地奔向他敏感的心灵，侵扰着这颗无限悲凉的心。 “后来自己到吕梁山当起了‘劳动人民’，无数次的汗滴禾下土之后，才朦朦胧胧地从这些诗句中闻出一点茉莉花的香味儿来，隐隐地感到一点被人居高临下地悲悯的悲哀。可看看身边的劳动人民们，似乎并没有我这城里人的悲哀，心里便又涌出更难言的对自己无用的悲哀的悲哀。”——1987年第四期《当代作家评论》·《锄禾日当午及其它》。 这个时候，李锐虽然已写出《厚土》，但我们还不能明显地感触到其独扛文化大旗的坚定信心和决绝勇气。他更为关注的是自己所受的刻骨铭心的创痛，以及和他默默无语的吕梁山人，各种亲历的苦难和悲愤更使他无法忍受来自“中国”这一文化磁场的巨大引力。虽然他厌恶大多数知青作家感知“伤痕”的方式，但他还不至于将这样一种刻骨铭心放置一边；而且他在这时还没有深切具体地体触到来自另一种文化的歧视。所以，这时的李锐几乎将所有的力量全部用在小说的创作上，试图以此来融化文革创痛这酷冷的冰雪，并在思想深处与自己的“农民”达到精神上的沟通。 1988年《厚土》在台湾由洪范书店结集出版，1989年由马悦然教授翻译成瑞典文，并由瑞典布拉克出版社发行，李锐的小说在海外的影响开始扩大。紧接着，从4月到7月，李锐先后到美国、北欧进行访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并不是简单的出国游历，游历在他也就成了一次非常沉重的跨国对话。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这两次出行的文章，都是在出行结束好久之后才写作发表的：《寂静的高纬度——北欧散记》写于1991年9月；《谁的人类》要更晚一些，在1995年5月。前者虽题为散记，但每一篇几乎都谈到了我们自己的境况，只是思想的成分少一些，多的却是对照之后的愁苦和郁闷。但到了《谁的人类》，一切都变了。 事件的起由非常简单：参加一个讨论会，在座的一位白人教授批评中国的艺术家“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创作怎么才能讨外国人的喜欢”。如果换成其他人，也许笑笑就过去了。但李锐却抓住不放，而且，这一抓就是六年。李锐这样写道： “随着时间的冷却，当初那个‘不快’的感觉渐渐平服了。但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命题却越来越巨大地逼在眼前。那就是当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杰出而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表达只被看作是‘中国的’而不被看作是‘人类的’。事实上几乎所有欧洲和北美的杰出作家和作品，在被人评价的时候都会被冠以‘深刻地表达了人类的处境’‘深刻地描写了人类的苦难’‘深刻地体现了人类之爱，和人的尊严与荣耀’，等等等等。在这个用‘人类的’三个字所组成的神圣之山上，云集了所有欧洲和北美的艺术大师和他们的作品，需我辈仰视才见。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超民族、超国家、超文化、超时空的大写的‘人类’，为什么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和我们的作品就与此无缘？不仅无缘，而且还常常会被别人或是‘无意识’或是‘下意识’地排除在‘人类’的之外。最有讽刺意味也最常见的是我们自己，也在做着这样的排除。难道中国人真的不在‘人类的’之内？或者说，这个人类到底是——谁的人类？” 现在，单单从文章的表面我们无法感知李锐洞穿秘密之后的痛苦万端的情绪。但我可以想像，在写下“谁的人类”这四个字之后，李锐的稿纸连同他的思想是一片空白，他一定在问自己：怎么就仅仅是这四个字呢？人类？来得太晚的秘密？他的时间突然间停了下来。 这个问题如此尖锐，如此现实，使李锐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从常识出发，将鲁迅和卡夫卡这两个不同文明的文化巨人做了一番细致比较。但他的视角是独特的，即“不合时宜”地从人类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鲁迅的意义。并且，他从自己特定的角度指明：鲁迅是远胜于卡夫卡的文化巨人。但这并不是说，李锐是要在这两种文明之间作出谁优谁劣的二元化判断，他的着眼点在于一个“人”字，即一切杰出艺术都是“一种对人的丰富”，是“人在文化外套的极限之外被碰破的伤口”，是生命本身。这样，当西方还在宣扬其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人类文明观时，我们中国的李锐却宽怀地找见了共同；当越来越多的理论家跟着西方齐步走的时候，李锐却关起屋来一个人思考：让我们坚守常识，让我们坚守自我，让我们坚守诚实，让我们在对自己刻骨铭心也是自由无拘的表达中，去丰富那个不可预知、天天变化的“人类”。而这即是我所要说的“一个中国人的自信”。 《谁的人类》引发了李锐对本土中国的一系列断想和对汉语写作的自觉性思考，这集中在他1997年谈语言自觉的意义的一篇长文《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上。和《谁的人类》咄咄逼人的激烈语气不同，在这篇文章里，李锐放下作家的外衣，拿上学者的粉笔，给我们细致地梳理了现代汉语的历史，剖析了语言自觉的意义。 说文章深刻也好，说文章理论建树高也罢，这都让我望而却步。我只能说出这样的话：它的确是一篇迟到的文章。它的意义应该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或者后人去研究与挖掘，而在我的心里，始终萦绕着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李锐身上所突出的一个中国人的自信，他所具备的拷问一切的精神力量，不可能仅仅是一个人自身内部的调整，自我运行的结果，不可能完完全全是自我孤立地创生出来的，那么，他从哪里来？他又是如何能够不断地自我突破、提升、以至不断地自我扩大的？ 在《拒绝合唱》（随笔集）的前言里，李锐写下这样一段话： “……现在满眼所见，到处是故意制造的伤口，到处是精心包装的美丽，凡是会背诵几句广告语的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来谈文学：专制的，陈腐的，油滑的，市侩的，永远‘新’的，永远‘后’的，永远站在‘舶来’的船上不能上岸可又要指天划地的，永远面朝黄土死守祖业不承认有大海的，永远以人民币的面值衡量人生衡量艺术衡量一切的。声音之多，音调之杂，有如一个夏日的蛙塘。” 这样一种“深恶痛绝”，决不是心血来潮的偏激，而是一种洞察或感受之后的深思熟虑。这既是怀疑，又是一次绝望的燃烧。如此全面出击，旁人看来，是要踩着跳蚤，又要触着大象的，不仅有可能面对着种种南辕北辙的“对话”，还有可能要忍受种种颠倒黑白的“争论”。“如果你真是一个精神的信守者，如果你真是一个艺术的追求者，你必定不会是一个发出各种音调的全频道的乖巧的收音机；作为一个讲究自尊的人，你必然会有自己无法回避的取舍。”于此，李锐选择了——拒绝合唱。 拒绝合唱，表现的是一种主观姿态，不过，李锐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其精湛优秀的独唱，即那种不被潮流裹挟而走的，既不崇外也不媚内的独立精神，承担中国现实的勇气。虽然他的某些观点不周全也不严密，但其发出的声音却是真实的，属于自己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