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派
“80后”最初出现的明星作家，以韩寒、郭敬明、春树为代表。他们成名更早，他们的作品叛逆、时尚，个人外形俊朗靓丽，吸引了相当多的同龄读者，占有相当大的图书市场。被出版社冠以“玉女作家”推出的张悦然以及
自称是“中国青春文学最后一位酷哥”的孙睿都是这一派代表，其中也包括大众并不熟悉的易术、辛唐米娜等人。
张悦然：我乐意分在实力派
新京报：新书为何起名为《樱桃之远》，《樱桃之远》有一种忧郁伤感的味道，为何要渲染这样的感觉呢？
张悦然：我觉得樱桃对我而言是格外特殊而美好的一个意象。它可以使人联想到娇艳的女孩，剔透的青春，或者甜美的爱情。我甚至常常觉得它们象征着一种经过时光雕琢的终于赶来的幸福。而在我看来，幸福是生生不息，却难以触及的远。它能使人像是中了蛊，囚禁在桎梏中，然而又是那么轻易地挽救人于绝境，送人以极乐。因此取名《樱桃之远》。同时也是个人的一种偏好，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情绪，觉得忧郁是一种自省和冷静的情绪。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青春小说？你认为这符合你的定位吗？
张悦然：我觉得青春小说是以读者群的年龄界定的。我不喜欢任何死板或者条框性的定位。如果非要定位，我更愿意把我的小说定位为成长小说。
新京报：在现实中，你的生活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了，但我注意到你的小说大都是悲剧。为什么这么喜欢悲剧故事？
张悦然：我想的确是个人偏好的问题。我很小的时候，刚刚懂得拿起笔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的潜意识里的愿望是，能够让我周围的小伙伴看着就哭了。这是我最早最早的写作初衷。现在很多想法都随着成长改变了，比如，我不再为了谁而写作，可是惟独没有改变的是，我对悲剧的偏爱，觉得它们是特别美的。
新京报：哪位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深？
张悦然：海明威和林白。最近读鲍里斯·维昂的《岁月的泡沫》，我觉得写得很棒，也许还要加上他。
新京报：有人说你的文笔酷似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是刻意学的吗？
张悦然：没有。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是这样，或者说，这种风格形成在我读杜拉斯之前。我自己觉得并不像。
新京报：似乎你喜欢“敞开式”的抒情，结果却往往会显得缺乏克制。
张悦然：我是同意的。不过我也在克服，不过有些地方仍会保留，在我认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我会把它变成我的一种风格。
新京报：女作者刻画性的能力和特点一直是文坛中值得注意的传统，而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你也在这方面做着某种尝试，是吗？
张悦然：是的。我在一个新写的短篇《右手能干的事有很多》中做过这样的尝试。我记得王安忆曾说，中国缺乏一套描述性的语言。这句话给当时还十分年幼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而现在在我看来，我觉得已经有太多的女作家都在探索和创新，所以虽然我对这个领域有所觊觎，但是也并没有什么非要达到的目标。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词汇其实就那么多，而适于描绘性的词汇也不可能无限增加，所以成败事实上在于怎么把它们结合。词语也许是俗气的，但是用在每个具体的场景里，加之氛围，就不会雷同了。
新京报：有一种说法，认为“80后”的写作更多是获得市场认可的欲望，你同意吗？
张悦然：我只能说，在我的身上并非如此。
新京报：有人将你定位为“80后”文学创作偶像派，你对这样的说法有何看法？
张悦然：坦白说，我对于这样的分派有些反感。我不觉得所谓偶像派和所谓实力派之间有明显的界定或者说什么衡量标准。现在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来区分和评定什么派,这种分类是专家和学者的认可？是荣获的奖项？还是什么？不过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了那么权威的一个界定标准，我还是比较相信我会被分在实力派那边。
新京报：你认为既定的文学标准是否仍然适用于衡量你们“80后”的作家？
张悦然：基本可以。除了少数浮躁缺乏文学气味的作品，多数“80后”的作者们还都在兢兢业业地认真写作，亦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冲破原本的文学范畴的表现。
本报记者赵晨钰
丁旸明：另一种青春阅读
在“阳光加悲伤”的青春小说还热烈地撞击着我们心灵的时候，新生代作家丁旸明构筑了另一种奇异的风景，他以《一条毒蛇缠住我》和修订再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在高速公路上慢慢地走》做出了最好的表现。
丁旸明说：“想像和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的乐趣，想像和写作更是一种灵魂的乐趣，它将我带入了自己创造的另一个空间。我尤其爱做白日梦去寻找这种乐趣，寻找想像中的另一个世界。”“我打算做一个好作家，所以我写的小说只对我自己的灵魂是否痛快负责任。”丁旸明的小说，不仅有真实表现当今青年一代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一面，而且还具有幻想和魔幻特征。
《一条毒蛇缠住我》是一部令人恐惧的小说。丁旸明给了我们温柔无比的细节和坦率的节奏，最后却将我们抛弃在北风呼啸的精神山峰；他拥有一双洞穿世界的清澈眼睛，却将残忍的笑声留在了荒凉而黑暗的所谓正常秩序之中。评论家吴义勤称之为一部不可多得的青春小说。作者以超出年龄的老道和成熟，烛照着人性的缺陷和残忍。他忠实地记录了现代社会欲望迷失在青春记忆中的全过程。
他深受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等西方小说家的影响，我们盼望丁旸明迅速成长为一棵文学大树。
元举
辛唐米娜：号召“拯救子宫”
二十岁刚出头的辛唐米娜推出新书《绝不堕胎》：“女人要爱护自己。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情欲，至少控制好你的子宫，这样才能让你减少伤害。”
辛唐米娜回忆说，自己“保护子宫”的意识开始于18岁生日，那天父亲给她打电话，说：“女儿啊，你已经成人了，我要说一些特别的事情。”他的声音很凝重很正式，辛唐米娜就觉得很奇怪，然后，父亲问她：“你的包里都装些啥？”辛唐米娜说：“没什么特别的呀，口红、钥匙、钱包、餐巾纸，还有琐琐碎碎小女孩子用的东西啦。”父亲说：“那以后你还要再放上一样东西。”辛唐米娜问他是什么，父亲憋了半天，最后尴尬地说出了那三个字：安全套。
父亲的话影响了辛唐米娜，她很好地保护了自己，同时将悲悯的视角落在了堕胎的群体之中，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不幸的故事。《绝不堕胎》中，16岁的卢小雅怀上了老师的孩子，绝不堕胎，17岁生下女儿卢错错，就此作为单身母亲颠沛流离；成年的乔米狼狈地涉足一场婚外恋，选择堕胎，算得上明智选择，然而却陷入了魔鬼般的梦魇；丁俏君拿自己的子宫作为双刃剑，报复了那个虚伪的男人，同时几乎毁灭了自己；别澜阿姨的女儿在大学期间堕胎，终因巨大的心理压力而悄然自杀……
辛唐米娜狠心地写出了这本书，全书的绝望气氛让人惊诧。虽然书中的流行元素很浓：情人、情杀、调情、时尚、堕胎、死亡、爱情……但辛唐米娜的老到和寒气还是透过文字逼仄而来，不像她的年龄。《绝不堕胎》里的男女众生，他们的心底里大致都是希望过得清澈骄傲一些的，然而，在现实生存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极其的不堪。堕胎或不堕胎，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终极难题。作者将她的困惑抛向读者，让读者一起思考。
残小雪
易术：携《孔雀》再出击
●性是青春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它，我喜欢孔雀，它们让我觉得很有欲望，它们的叫喊声非常地动听，大家都爱听。
●一些校园写手和青春作家都在咿呀学语，完全没有真实对待自己。
沉寂一年有余，少年作家易术整装再出发，5月东方出版社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孔雀》。
去年因为作品《陶瓷娃娃》而震撼文坛的易术，今年22岁，新生代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获“东京文学奖”。13岁开始在《光明日报》、《中外少年》等报纸和刊物发表文章，做过电台DJ、电视导演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瓶子碎了》、《陶瓷娃娃》和《再见萤火虫》。一出道便新闻不断，曾被《亚洲时报》等国际媒体关注，发起“纯真写作运动”，是2003年中国文坛最具争议的青年作家，作品被香港作家李碧华称“饱沾爱情之毒”。
《孔雀》一书讲述了三个好朋友的另类经历，他们大学毕业后分别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于是相约看谁先找到真正的完美的爱情，在这样的寻找过程中，有人受伤，有人离开。用易术的话说便是：“所有人都梦想跟孔雀一样完美，却往往不尽如人意。”
易术在介绍这本最新的长篇小说时说道：“性是青春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它，我喜欢孔雀，它们让我觉得很有欲望，它们的叫喊声非常地动听，大家都爱听，不是吗？”这本混乱而迷离的小说中有人死去，有人为爱而受到伤害，80后的年轻人在他的笔下成为一群无目的享受性爱的“孪童”。
有记者问他的文字与他本人相隔多远。易术暧昧地表示：“文如其人，大学时我也尝试过搬出学校，和很多有趣的人一起生活，大家睡在一起，却不发生什么，性爱应该是纯粹的。”尽管他一再强调这些关于“孪童”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让记者不免误认为是易术的自传。“性是礼物，如果我对某个人有感觉，把性当做礼物送出去又能怎样呢？只要此人愿意接受。”这样让人震惊的话语也许只有80后的少年才可能说得出口吧。
评论界的反应是：“易术又将掀起一个文学叫春时代的到来，但他更让人无可奈何，他年纪很小，会让读者们无法适应的。”而易术似乎并不在乎，他认为性爱是很青春很干净的，而这一切与出版自己的小说并无关系。对于现在风行的少年写作，易术表现出明显的不屑，他认为一些校园写手和青春作家都在咿呀学语，完全没有真实对待自己的身体，他也表示很不习惯看到一些道貌岸然的伪高调生活和自以为是的家伙。
王小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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