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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阳的历史小说，是人生一乐。诸如故事的布陈，人物的造形，对白的隽永等等，皆别具一格；尤其他的文笔遒劲流利，更是引人入胜的主要力量。 附带一提的是，高阳的作品，不止“高级知识分子”击节赞赏，如今一般读者也不忍释手。台湾许多大学历史系教授，读了他的 历史小说之后，钦佩之余，由此缔交。首先要介绍高阳“历史、小说，历史小说”的观点。早年他对历史一直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抱着“虔敬的心情”去钻研，后来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不幸”半途而废。以他在历史小说上的成就，这个“幸”与“不幸”的价值，殊难认定，依我“诉诸感情”的大胆假设，他是塞翁失马。 他无法满足追求历史兴趣的满足，是因为：“在我着迷于曹雪芹的身世考证的时期，对于小说的构想，变得异常低能，胡适之先生的‘拿出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像的足步便跨不开去。小说写作是我的志业，既然与考据工作发生了冲突，那我惟一能做的事，便是从纸堆中钻了出来。” 在研究历史与小说写作的鱼与熊掌之间，高阳由“朝拜历史殿堂”的艰难行程中，半途折返，即使只走了半程路，他也大有斩获，对历史与小说有深切领会，他说：“历史与小说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历史所着重的是事实，小说所着重的是情感。”他认为，两者间的强烈对比，可由下面这句夸张的话显示出来———“历史，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 他进一步指出历史与历史小说本质的差异与冲突：———考据只是发掘事实，阐明事实，更重证据；纯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小说需要编造“事实”，要使读者相信过去，现在，未来中，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其次，历史与历史小说的“考虑”，在思维上构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实际与空想，谨慎与放纵”，只能求一，不可得兼。 写“历史小说”，在历史与历史小说的基本冲突下，势必难免要“大胆假设”，高阳于此有透辟的见地：“所谓‘大胆假设’，虽为想像的放纵，但此假设不是凭空假设的，仍须摸到一点可能性，才有假设出现；同时在‘大胆假设’之后紧接着的是‘小心的求证’，复归于实际与谨慎。而小说不需要求证，小说作者基于生活体验而致全力于假设，一个个不同的假设出现在脑中，经过冲突，修正，发酵，融合而成为完整的故事，所谓‘以意会之’，在小说作者是当然之事，而对历史学者来说，就变成一句惊人的话。” 他找出的第一条“历史与小说”两全之道，是把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中，欧洲许多小说就采取这种笔法。他的“处女作”是《李娃》，得自唐朝白行简的《李娃传》，这唐人传奇中的精品。高阳研究历史虽半途而废，对历史却没有失去兴趣，这一点兴趣又与他“小说的志业”勾勾搭搭，遂使他产生“一直想尝试着写一写历史小说”，但又“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矛盾”。 《李娃》一炮打响，高阳也在读者渴求下，新著一部接一部地推出，为历史小说开拓一个新领域。在“以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尝试成功之后，他终于要满足“得兼鱼与熊掌的奢望”，写真人真事。他不仅写了，而且写得相当成功。这里所谓“成功”，有双重含义，一是广受读者欢迎，一是作品有分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