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是武汉大学杨逢彬的著作。 甲骨文我认识得少，限于三千多年来字形变化比较小的那些。杨逢彬我却是认识的，当花城出版社印行的这部精装大书摆在面前时，便想来谈一谈我对他的一点印象。这一点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有理想家气质的做学问（To philomathes）的人。 根据古希腊人的解释，To philomathes的根本要求是要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不只为了实用。像甲骨文这种东西，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全国和全世界总共也只百十个吧），恐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肯定不会“畅销”，用作求名求利求职的敲门砖，即所谓的“实用性”，实在很小。但逢彬偏偏对它有兴趣，决心研究它，而且一钻进去就好多年，这便是To philomathes了。 初识逢彬时，他刚刚大学毕业。恢复高考后他进的是医学院，可这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的理想是研究古文字，现在有了点选择的自由，于是便在医学院毕业后决定弃医习文，宁愿牺牲这五年学医的时间，作为To philomathes入门的代价。 这个决定，正可以说明逢彬的理想家的气质。其时正值逢彬祖父杨叔达遇夫先生的友朋书札准备出版，标点和注释工作原由出版社组织人员在做。逢彬发现了点注中的一些问题，曾拿来征询我的看法。于是我知道了，他在学医的同时，便一直在修古汉语，他的理想是有切实的行动支撑着的。 经过努力，逢彬终于通过严格的考试，成了武汉大学夏渌教授的古文字硕士研究生。此时他年过30，已经结婚生子，负担不轻。我了解他的古文字水平已经超过学中文的研究生，便请他标点、今译过几种古籍，使他有一点收入，他都胜任愉快。 修完硕士之后，逢彬可以来出版社工作。这样收入比留校高，职称晋升也容易些，又能够照顾在长沙上班的妻子和幼儿。和他谈到此事时，他诚恳地对我说：“出版社的工作，对我是有吸引力的。我的家也在长沙，去武汉并不容易。但我还是想到大学里去，那才有可能继续深造，争取专门研究甲骨文。” 于是，他留在了武大，开始教书。一个新教师的任务是繁重的，后来“开门办学”，还得提着书囊行李到处跑。他的妻子在长沙邮电部门工作，忙得很难兼顾孩子。他甚至不得不将小孩带到武大去，照料其生活，辅导其学习。为了搞好教学同时坚持研究，逢彬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艰辛，终于得到了在职攻读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汉语史博士学位的机会。 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逢彬到北大进修了一年，系统补习了汉语史、语言理论和现代汉语。攻读学位期间，又到北大一年，完成了学位课程的学习。1998年，他以三年之力写成的《殷墟甲骨刻辞动词研究》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全体答辩委员给这篇论文以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其研究方法得当，占有材料丰富，尤其在克服用后代语法体系去上探甲骨语法的模式这一点上，具有独到的创获和颇高的学术价值。有关方面认为，这篇论文已经达到了正式出版的水平。 此时逢彬已执教好几年，职称还没上去，等着要看他的“专著”。逢彬并不急于出版自己的论文。他听取了郭锡良教授的意见，决心在动词研究之后，继续研究甲骨刻辞的形容词、名词、代词、副词和介词。又用了整整五年时间，才正式完成这一部专著，交付出版。 花城出版社副社长秦颖告诉我，逢彬交稿以后，多次检阅校样，反复推敲，尤其是对于“绪论”，终校至再至三。“讲老实话，我们社出版学术著作，绝大部分作者最关心的都是出书的日期，也有的是稿酬的标准。只有杨逢彬，才自始至终一直将学术质量放在第一位。就凭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向别的出版社争来这部书稿，就是完全值得的。”秦颖说：“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感动，我到武大去拿书稿，见到逢彬生活清贫。他告诉我，他妻子放弃长沙的工作去武汉，家庭收入大大减少。我问他何不多讲点课创点收。他说，想做学问就赚不了钱，这点我早就有思想准备。”秦颖说的，不也是逢彬To philomathes的精神吗？ 逢彬的书，属于专门，印数很少。秦颖不怕赔钱，争着来出版，也颇有一些理想家的气质。对于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我也是十分欣赏的。 如今“做学问的人”中，出书的人中，理想主义者是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变得越来越“现实”，一切只从实际利益考虑。70多年前有人礼赞古希腊人To philomathes的精神，举欧几里得教几何的事为例。有个弟子做习题时问道：“我学了这些能得到什么好处？”欧氏便叫奴隶：“去拿两角钱来给这个家伙，因为他来求学是为了要得到好处的。”礼赞者然后申论道：“我喜欢礼赞希腊人的好学。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中国人专讲实用，结果却是无知亦无得，不能如欧几里得的弟子赚得两角钱而又学了几何。”最后这一句听起来似乎是轻松的调侃，其实是相当沉重的。 我在这里介绍逢彬和他的书，心情当然很高兴；但想到真正To philomathes精神的式微，亦不禁沉重之感。为了不破坏读者的情绪，也学着来轻松一下吧：写杨逢彬不是为了提倡大家都做书呆子，谁有欧几里得弟子的本事，学了几何又赚得到钱，我也是乐观其成的。遇夫先生与先父1898年在时务学堂同学，1953年起又同挂名湖南文史研究馆直至逝世。先父一生傺亻宅，曾教我曰：“人不可不立志。我碌碌无为，比同学少年，武如蔡艮寅（锷）文如范源濂，做学问如杨树达，都不啻云泥。此固由于资质有差别，境遇有不同，最重要还是自己不发愤。汝当以我为戒，立志做一门学问。即使只做出点点成绩，也比耍嘴皮子扎花架子有意义，庶不致庸庸碌碌虚度一生。” 当时我正狂热地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将70岁老父的话当成耳边风。逢彬的父亲德嘉同志比我小一岁，当时的情况恐怕也差不多。1949年8月长沙一解放，德嘉和我不约而同成了革命干部。虽然因此50年后得以光荣离休，不必进文史馆，工资也照加；但父亲的期望“做一门学问”却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在读书人家出生的人如德嘉和我者，狂热过后清醒过来时，自然不能不感到一种愧疚，一种遗憾。 现在逢彬学问有成，德嘉同志可以无憾了。回想起自己50年未能用心于学，辜负了先父的教导，不胜唏嘘。 （《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精装）杨逢彬著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48．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