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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沈括是宋代科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梦溪笔谈》（以下简称《笔谈》）是他的代表作。科学史家李约瑟对其书评价最高，盛赞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此论一出，几乎所有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论著，不仅在涉及沈括时引为定论，而且对其“里程碑”的地位大作过度诠释，颇有夸大拔高之嫌。这里，试从历史文献学的 角度提点异议，给《笔谈》的评价唱点反调。 一 《笔谈》是一部笔记，在古典目录学里始终属于子部，宋元书目归为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划入子部杂家类。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把中国古代笔记分为三类，即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与考据辨证类，他把《笔谈》归入考据辨证类笔记（实际上《笔谈》也有历史琐闻类的内容）。在古典目录学里，符合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著作的门类有子部的农家类、医家类和天文算法类。《笔谈》虽然也有这些学科的内容，但因不是某一专科的著作，归入杂家类还是相宜的。这并不是说，传统目录学的子部杂家类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科学著作的厕身之处。问题在于，其一，沈括在写作《笔谈》的当口，是否有一种撰写科学著作的自觉意识？其二，这部内容庞杂的《笔谈》，是否具有科学著作的体制？其三，《笔谈》里大量的科技史料，能否说明它就是一部规范的科学著述？ 二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沈括在《笔谈》自序里说：“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谑，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其中“谈谑”二字，尤其值得注意。表明沈括的写作目的，与众多宋代笔记的作者一样，无非是博记杂识，以为当时与后世的“谈谑”。这种“谈谑”式的著述动机，是宋代笔记的普遍倾向，士大夫脱离仕宦，悠游林下，便追忆平生经历见闻，笔之于书，成为一种风气与时尚。我们可以随手从王辟之所著的《渑水燕谈录》中，找到与《笔谈》写作宗旨相似的序言（类似序言不遑列举，在宋代笔记里随处可见），佐证当时盛行这种以“谈谑”为目的的笔记写作之风：“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橐，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正是沈括所谓的“谈谑”。王辟之的序成于绍圣二年（1095），正是沈括逝世那年。两下比较，不难发现，沈括与王辟之在撰写笔记的目的动机上并无二致。也就是说，《笔谈》与当时其他博闻考证类笔记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确实，在西方科学观念东渐以前，人们无不从掌故考据的角度去释读《笔谈》的。例如，南宋扬州州学本汤修年的跋语说：“《笔谈》所纪，皆祖宗盛时典故、卿相太平事业，及前世制作之美。虽目见耳闻者，皆有补于世。”元代东山书院本陈仁子的跋语也说：“辩正谬，纂录详核，闻未闻，见未见，融之可以润笔端，采之可以裨信史。”类似宋元学人对《笔谈》解读的表述，在明清书目题跋中也不胜枚举。这种对文本的释读，与沈括自序里的定位，与《笔谈》作为个体在宋代博闻考证类笔记整体中的关系，是完全相吻合的。也就是说，沈括当时缺少一种自觉意识，并没有把《笔谈》当作一部科学著作来写。因而它虽然素有“两宋说部之冠”的美誉，但其本人乃至近代以前学者都只是把它视为一部普通的博闻考证类笔记。 三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相对而言，在宋代笔记中，《笔谈》的体例还算是比较严整的。全书分为十七类：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其中虽也有些门类与科技关系较密切，但整个分类并不是着眼于科学学科，纯粹是从博闻谈助的角度作出的。不妨还是举《渑水燕谈录》作为对照。此书也分为十七类：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高逸、官制、贡举、文儒、先兆、歌咏、书画、事志、杂录、谈谑，其中多数门类与《笔谈》的分类构成对应或通容的关系。例如，“书画”是两书共有的，“故事”与“事志”、“讥谑”与“谈谑”、“杂志”与“杂录”，也一一对应，沈书的“人事”包举了王书的“帝德、谠论、名臣、奇节、忠孝、高逸”等门类，“官政”涵盖了“官制”与“贡举”，“权智”包涵了“知人”与“才识”，“艺文”兼容了“文儒”与“歌咏”，“神奇”、“异事”相当于“先兆”。当然，《笔谈》的少数类别，例如辩证、乐律、象数、技艺、器用、谬误、药议，在《渑水燕谈录》中缺少对应门类。这些门类的出入，主要是两部笔记的关注点有所歧异，而不是《笔谈》与其他笔记在著述体制上有根本的不同。 如果再看南宋前期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其十三个门类分别是事始、辨误、事实、沿袭、地理、议论、记诗、记事、记文、类对、方物、乐府、神仙鬼怪。其中《漫录》的“事始”、“记事”分别与《笔谈》的“故事”、“人事”，《漫录》的“记诗”、“记文”、“类对”、“乐府”与《笔谈》的“艺文”，构成相互对应或通容的类别；而《漫录》的“辨误”、“事实”与《笔谈》的“谬误”、“辨证”所分别构成的对应关系，恰好填补了《渑水燕谈录》与《笔谈》类别上的缺门。至于《漫录》所关注的“地理”、“方物”等类别，反而是《笔谈》所欠缺的。由此可见，由于关注点不同，不同笔记在门类区分上有所出入，在宋代是不足为奇的。这也说明，《笔谈》在著述体制上，与宋代其他史料考证类笔记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不妨再以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来作一比较。《数书九章》全书共列81题，分为九章，各章讨论的问题依次是大衍、天时、田域、测望、赋役、钱谷、营建、军旅、市易。其中，大衍类讨论大衍求一术，即一次同余式组问题，这在当时数学界是人所共知的，而其他各章讨论的对象也无不是顾名思义而一目了然的。秦九韶自觉遵循中国数学的应用性特点，继承自《九章算术》以来传统数学的著述体制，其序言自称：“早岁侍亲中都，因得访习于太史，又尝从隐君子受数学。乃肆意其间，旁诹方能，探索杳，粗若有得焉。所谓通神明，顺性命，固肤末于见；若其小者，窃尝设为问答，以拟於用，积多而惜其弃，因取八十一题，厘为九类，立术节具草，间以图发之，恐或可备博学多识君子之余观。”两相比较，沈括在撰著《笔谈》时，相对秦九韶著《数书九章》而言，在结构体制上明显缺乏一种科学家对著述规范的自觉意识。 四 接着看第三个问题。无可否认，《笔谈》包涵了大量科学技术的史料。李约瑟根据统计指出，“科学内容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如把人文科学也算入，“广义地说，科学几占全书的五分之三”。金良年先生也有一个统计，附于胡道静先生《梦溪笔谈校证》之末。据后一统计，《梦溪笔谈》、《补笔谈》与《续笔谈》共609条，其中自然科学有189条，约占全书的31％左右。两个统计的出入很大，显然与统计者的个人判断有关。前者出于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对条目内容与科学关系定得比较宽泛；相对说来，后者的标准则比较客观与精准。这就说明，即便同样以现代科学的观念去释读同一文本的科学技术内容，也会因人而异。因而包括李约瑟在内的各种释读是否切合《笔谈》的实际，是大可斟酌的。不过，即以后一统计而论，《笔谈》所涉及的科学内容之丰富，不仅在宋代笔记中，即便历代笔记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其中既有他自己对科学技术诸问题的敏锐观察、精确实验与理性思考，还保存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具体史料，例如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喻皓的《木经》，河工高超的合龙门技术，都因该书而得以传世。 然而，《笔谈》保存了丰富的科技史料，并不足以说明它是一部自觉的科学著作。倘若全面披检《梦溪笔谈校证》，胡道静先生的校证已经有力证明：沈括所涉及的那些科技条目的内容，十有七八，宋代其他同类笔记也有过详略不一、正误或异的记载。所不同的是，其他笔记在科学内容的密集程度上远比《笔谈》稀薄，在科学内容的准确程度上远比《笔谈》逊色，如此而已。前者只是量的差别，这与笔记作者各自不同的关注兴奋点有关。正如《宋史》本传指出，沈括因“于天文、方地、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关注的兴奋点便自然与众不同，保存的科技史料也就较其他笔记远为密集。至于《笔谈》在科学内容描述分析上的准确度与科学性，与沈括的个人科学素质密切相关，而这才是《笔谈》高出其他同类笔记的所在。尽管如此，沈括在记述这些科学内容时的根本态度，仍出于“谈谑”的考虑。不过，因兴趣所在，见识高明，《笔谈》所谈科学内容在量上较多、质上最优而已。但这并不能改变《笔谈》作为“谈谑”类笔记的基本性质。 五 总之，沈括完全采用两宋笔记的传统体制，著述宗旨也只是“谈谑”，与其他以资谈助的宋代笔记没有形式与内容上的本质区别。因而，对李约瑟关于《笔谈》的经典性评价，国人完全不必过于陶醉。因为在这一评价里，明显有着李约瑟对《笔谈》在文本上的某种创造性的重构，这种重构固然有其现代科学的知识背景，同时也有他对中国文明的钟情和偏爱。 但是，诠释学有一个重要原则，即个别部分要根据它与整体和他其他部分的关系来把握。《笔谈》中的科技史料部分，也应作如是观。比较起来，还是宋史学者张家驹先生的评价中肯些：《笔谈》由于“采用笔记体裁，以至他的科学成就，受到许多限制。人们阅读这书，所得到的知识，多是一些零星的片段，而不是系统的完整的学说”。《笔谈》在保存沈括与他同时代的科技史料上确有珍贵的价值，无视其地位自然不对，不切实际的过分拔高也是完全不必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