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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收藏的规模、藏品的珍稀、对藏书的喜好来看，还是从版本、目录、校勘等知识的掌握来看，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胡适都够得上藏书家的资格，尽管这一称号对获得过30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名誉博士、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来说并不能增加多少光环。更有意思的是，不少人并不认可胡适的这顶藏书家头衔 ，甚至就连胡适本人也开玩笑地自嘲说，自己“不是藏书家，只是一个爱读书能用书的书生”（胡适《找书的快乐》）。最具代表性的是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和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两书专为近现代藏书家立传，网罗大大小小藏书家300多人，竟然都没给胡适留一个位置。这无疑是个遗憾，也是有失公允的。胡适本人早年曾说自己“有书癖，每见佳书，辄徘徊不忍去，囊中虽无一文，亦必借贷以市之”（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之《余之书癖》），可见他虽然谦虚地说自己不是藏书家，但还是十分喜爱购书藏书的。而且老实地说，在这三百多位藏书家中，有相当多的人的藏书不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质量来说都赶不上胡适。自然，笔者写作此文也并非专为胡适鸣冤之类，不过是借藏书这一视角来观照胡适的人生世界，以达到对其人其思想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先说胡适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胡适一生购书藏书以1948年12月为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其第一阶段的藏书有据可查的，有102箱，约一两万册。实际上加上散落别处的图书和资料，还不止这个数。这些藏书基本上都留在北京，他只带走了一套甲戌本《红楼梦》作为纪念。到美国和台湾后，胡适从新开始聚书，日积月累，自己的购买加上朋友的大量赠送，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据他本人的描述是，“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胡适《找书的快乐》）。不过，如果从藏书的规模和质量来看，第二个阶段自然无法同第一个阶段相比。因为他对自己晚年的藏书也并不满意，认为都是一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还需要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其他一些图书馆的藏书才能进行学术研究。 因此，讲胡适藏书的齐备和珍稀，自然主要讲其第一个阶段。说到齐备，胡适是无法同很多藏书家相比的，因为他收藏图书与其他通常意义上的藏书家在动机上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且其研究多为实证式研究，注重考据，讲求版本、校勘，这就必须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胡适的搜集资料往往是那种竭泽而渔似的搜集，比如他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此类资料就置备得特别多，据熟悉其藏书情况的罗尔纲先生介绍，“《道藏》就一部，连在清代不算著名的经学家王运的丛书都收有”（罗尔纲《胡适琐记》）。比如为研究《水经注》，他广收博集，竟然看到了60多种版本，这即使是在今天，很多学者也难做到。因此，胡适的图书收藏往往与其学术研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围绕着其研究课题而开展。在一个时间内研究什么课题，相关领域的图书就收集得特别齐备。胡适一生研究兴趣特别广泛，文史哲各个领域皆曾涉猎，其收书的广泛也就可以想象了。可以说胡适的图书收藏为专题式收藏，自有其特色在。这样，如果从藏书门类的系统完整这个角度来讲，胡适的藏书自然没有多少值得夸耀处，因为他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典籍都没有，“史部只有一部殿本《廿四史》，编年类《资治通鉴》、政书类《文献通考》等一本都没有，却例外竟有一本《大清律例》，那是他研究《红楼梦》时特地买的。文集部连《昭明文选》、《杜工部集》、《苏东坡集》都没有”（罗尔纲《胡适琐记》）。但如果就某一领域而言，其藏书则可谓无人能比。比如为了研究《水经注》，他竟然翻阅了多达60多种版本，至于收藏，据其本人说，“凡《水经注》的刻本，除宋元刻本外，我全收得了”（胡适1947年3月27日日记）。再比如其通俗文学类和哲学类图书收藏，与其他藏书家比起来并不逊色，仅《水浒传》一书，他就藏有多种珍贵的版本。 说到珍稀，在胡适的藏书中也确实是有一些珍本秘籍的，比如甲戌本《红楼梦》，可谓海内孤本，令海内外藏书家羡慕不已。其他如程乙本《红楼梦》、稿本《四松堂集》、明刻本《欢喜冤家》、嘉靖刻本《二郎宝卷》等，也都是世间少见的秘籍。在这方面，胡适的显赫名声也为其收藏带来了不少便利，比如甲戌本《红楼梦》就是书商主动送上门来的。再如他在购买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水经注》时，声言自己买不起太贵的书，来薰阁老板陈济川则坦言：“别人须出六十万元，胡先生买，我只要三十万元。”（胡适1947年3月27日日记）再说以胡适其人在学术文化史上的显赫名声和地位，即使是其收藏的普通图书特别是其本人或他人的签名、题字本也都有着重要文物和学术价值，如今无疑也都是藏书家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收藏，这是其他大多藏书家所无法享受的荣誉。由于胡适一生交游特别广泛，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不少，这类来往相赠的图书的数量自然也就可观。 可以说胡适是不经意间成为收藏家的，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与那些刻意经营的藏书家不同。因此他对藏书的态度也就显得较为开明和豁达，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爱惜书，但他拿得起，放得下，知道收藏和利用的协调和轻重。当年他在离开北京时，对一百多箱藏书无疑是难以割舍的，但迫于形势，只带走一本，到了美国后固然心情不好，处境不佳，曾度过几年暗淡的寓公生活，但他也没有因失书而显得特别沮丧。自然，最令人称道的还是胡适的慷慨借书之举。1948年夏，虽然正处于战争期间，胡适还是极为耐心地帮助年轻的周汝昌，对其《红楼梦》研究“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见胡适在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来信上的眉批）。在与周汝昌仅一面之交的情况下，慨然把甲戌本《红楼梦》借给他，并不再过问。后来周汝昌兄弟私自主张，抄录了一个副本，胡适也没有怪罪，让周氏兄弟收藏了这一副本。这一胸襟相信是多数藏书家所不具有的，也只有胡适能做得出。正如周汝昌当时所说的：“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做得来的，”“我觉得学者们的学问见识固然重要，而其襟怀风度也同样要紧。我既钦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后者。”（见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9月19日致胡适书信）应该说，这才是一个藏书家应该具有的宽广胸怀。 而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中国近现代藏书史上，胡适也是应该重重写上一笔的。因为他开一代风气之先，发起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而且身体力行，进行此类图书的购藏，孕育了通俗文学的收藏风气。在此之前，虽然也有一些藏书家如黄丕烈、钱曾等收藏通俗文学，但多出于个人兴趣，且偏重宋元旧本，不成规模，也未能形成风气。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展开，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通俗文学收藏成为一股新的藏书风气，改变了以往图书收藏偏重经史的格局，并出现了一些专收通俗文学的藏书家，如马廉、郑振铎、阿英等，私人收藏之外，不少公共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也开始通俗文学的收藏，一时间，很多以前不受重视的通俗文学书籍身价大涨，成为藏书家争相购藏的珍品，这些收藏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研究，形成通俗文学收藏与研究的良性互动关系。也正是为此，胡适的功劳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本人也是有意这样培养这种风气的。比如1920年，他以50元的价格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后来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本书买亏了，因为这是书商在黑市上以两元钱买的。但胡适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反而颇为豁达地说：“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他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这正是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型藏书家比一般藏书家的高明之处。 1948年12月，胡适极为匆促地离开了北京，临走时只带走了甲戌本《红楼梦》和一些有关《水经注》的手稿，连他十分看重的《中国哲学史》中卷手稿都未能来得及带走，其藏书及大量个人资料虽已装成102个箱子，但也同样未能带出。这些藏书和资料后来分存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春，胡适立下遗嘱，其中第二条专门交代了其留在内地的藏书、资料的处理办法：“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胡适的遗嘱并未得到执行，这些藏书资料到目前为止仍然分存三处，给相关研究带来很多不便。虽然有学者如陈平原先生呼吁要建立胡适文库（参见其《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一文）；虽然有媒体关注，比如《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2日曾刊登过题为《胡适藏书今何在》的文章，但并未有实际效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20世纪的大门缓缓闭上，人类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该是坦然、理性地对待历史问题和评价父祖辈人物的时候了，我们有很多工作可做，胡适藏书的妥善处置即为其中一个环节，毕竟这些藏书和资料是胡适数十年心血之所聚，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妥善处理、保存好这些藏书资料，并使其最大程度地得到开掘和研究，也是对这位历史人物在天之灵、对一段历史的一个公平的交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