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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认“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基本的命题，那么，农村和农民问题就不应该被文学家所忽视，农村和农民生活就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强力的反映，因为，我们所谓的“地大物博”，“大”就大在比例巨大的农村土地，而所谓的“人口众多”，“多”就多在占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 但是，这种“反映”的 历史却是曲折的历史。 翻开中国古代精英文学史，荡气回肠的大多是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侠客盗贼等生活的作品。 鲁迅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写了普通劳动农民的文学家。鲁迅以降，当数赵树理。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农村或农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文学主旨便是反映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赵树理的方向就是作家的方向，他所推崇的“山药蛋派”也就是所谓的“乡土文学派”曾风靡了许多时日。 …… 九十年代以后，农村或农民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了。 曾几何时，文学家心中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总觉得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总想着“文以载道”，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下，中国文坛无法成为滚滚商潮中的一座孤岛，文学逐渐由“化大众”走向了“大众化”，文学家逐渐由“中心”走向“边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焦灼和困惑之后，一些人接近商海、追赶时尚，逐渐地如鱼得水，游得自由自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少有人关注农村和农民，不想负载过于沉重的使命。 但是，“全球化”无法长期将几亿中国农民“化”在格局之外，“大众化”也更不可能长期冷落了在“大众”里面又占有绝大多数的一个群体，所以，2003年以来，文学作品对包括农村生活的表达，成为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出现了一批反映农村生活关注农民问题的作品，有李洱的《龙凤呈祥》、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乡土中国和农民的淳朴和真情、苦涩和温馨，或者是在“现代生活”的诱惑中本能地暴露出农民文化的劣根性。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质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很落后。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张继的《告状》、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等作品也反映了这一主题。 总之，农村生活和农民问题成了当下一些作家所关注的焦点。农民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一努力和消息尤其给人以鼓舞。 在中国政府加大力度解决“三农”问题，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的今天，作家的思维与政治家的思维不谋而合，或者说文学家们不仅要“与时俱进”而且“得风气之先”，这是可喜可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