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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脚步还不曾跨进新世纪之时，文学批评界就急切地描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地形图，先有杨匡汉主编的“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十种，紧接着又有李陀先生主编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还有王岳川的《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蒋原伦的《90年代批评》、邓晓芒的《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 界》等等，新近的则有徐俊西主编的《世纪末的中国文坛》。虽然种种描绘似乎并没有刻意标明九十年代文化的重要性，也没有对九十年代文学进行过高的评价，但是它们却多少透露出对意味深长的九十年代某种敏感而复杂的精神感应。 九十年代之所以意味深长，是因为它相对八十年代而言明显地具有断代性，而相对现今又具有同质的沿续性。因此，知识界试图通过对九十年代文化和文学地形图的辨析，诊视并批判置身其中的本世纪初的精神症候；更重要的是，他们企求在诊视与批判的过程中重新检视和确认自身，努力寻求适应新时代的精神姿态，以此抵御自我认同危机。从急于描述九十年代的种种书籍中不难发现，它们普遍地停留在对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表相的描述和梳理层面上（当然这种描述和梳理也是必要性的）。知识界面对九十年代社会转型和文化形变如此敏感而又缺乏心理和思想准备，以致一时丧失命名时代的思想能力并无所适从。从这种意义上讲，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中以“准个体时代”为九十年代的命名，倒是富有思想启示和文化建设意义的。 首先，“准个体时代”的称谓指出了九十年代的断代性，即告别了八十年代明朗的群体主义时代。从文学上讲，九十年代叙事从以政治为目的的宏大叙事的阴影中走出，使叙事从大而无当的社会生活转向具体而实在的个人生活。虽然具有知识分子特性的个人话语在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的夹缝中还显得比较脆弱、游移，但它真诚地面对个体生命世界，在既有的文化情境中从事个体的文学追求，在自主的写作中寻找与确立自我。 其次，“准个体时代”是个精神过渡期与文化准备期。“个人化写作”可以说是晚生代作家群和七十年代后作家群的精神徽标，但是，他们的写作姿态与创作状况具有显豁的差距。具体地说，一方面他们有像《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中所体现的决绝姿态，另一方面创作中则是专注私人生存经验和迷恋内心省察，表现出明显的欲望化和表相化的叙述特征。而且“小说中凸现的私人经验大都是封闭的，通过斩断自我与外界的有机联系来保持其独立性和完整性”，价值取向上则由于倾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显得模糊、游移。黄发有认为，个人化写作不是指完全粘滞在有限的个人生存经验上，而主要是指张扬和坚执主体的独立品格和精神价值。真正的个人化写作“应该是捍卫个体独立人格的写作，写作主体必须禀有自由意志和批判精神，必须承担与生命相始终的责任、苦难和困境”。 “准个体时代”这个命名，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标明了文学发展向度。谢冕先生1992年最先提出“后新时期文学”，随后张颐武、王宁、冯骥才等人纷纷撰文表示认同。但是这个概念讨论一段时间后渐渐沉寂，究其原因，也许就是他们援引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资源与中国本土九十年代现代性的文化情境抵牾。1995年陈思和提出了“无名”的概念，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化状态与民国初年、三十年代相似，知识分子的集体理想破裂，精神状态比较涣散，“于是出现多元化的追求和确立个人化的立场，时代精神无以名之”。应该说，“无名”的概念表明了九十年代现代性的历史渊源与准个体时代的特质。而“准个体时代”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联系上命名意味深长的九十年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