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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者陈平原先生的考证，“江湖”一词本是个普通的地理名词，原指长江和洞庭湖，也可泛指三江五湖。若《史记·货殖列传》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其中“江湖”即指五湖。后来有感于范蠡的超然避世，后人再谈“江湖”，就不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三江五湖了。唐高适诗“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杜甫诗“欲寄 江湖客，提携日月长”，其中的“江湖”，就隐然有与朝廷相对之意。“江湖”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表达得最为清楚：“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王怡笔下的“江湖”，按王怡自己的说法就是：“所谓江湖，不过是一个远离庙堂，又脱离‘差序格局’宗法势力范围的社会空间。”王怡的《不服从的江湖》在范仲淹的思想境界基础上更进一步，王怡的“江湖”背后隐然包含着“法律”的眼光。在第一辑里以颠覆武侠小说为乐事，文字自由开放，无拘无束，然其根本理念仍然是自由主义的“说教”。譬如王怡不喜欢古龙的小说《大人物》，其原因所在就是《大人物》的主角杨凡“绝对的自命不凡以及他的道德优越感和绝对的自信。”从“郭靖的信仰危机”之中挖掘出理想主义的危害性，提醒人们注意完美乌托邦所带来的“恐怖”。正如钱锺书先生说的那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 以前我在王怡的第一本书《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的书评里说过：“王怡成名于网络。故他的文章带有强烈的网文风格，以惊艳的题目让人产生阅读的欲望。”《不服从的江湖》依然是这种本色，谈宏大的正义观念，用的标题是“欧阳锋的毒能流多久”；谈制度变迁，用的标题是“坍塌的两种方式：世贸大楼与德州扒鸡”；当然标题的“哗众取宠”并不是什么难事，王怡之难能可贵按顾肃先生的说法就是“因为他的杂文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并且一以贯之，这一点难能可贵。作者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浓厚的兴趣，因而在评论人和事时有自己的主导立场，而不是人云亦云，左右摇摆。” 事实上，自由主义在西方也是热点，“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没有一种学派或思想体系像自由主义一样广受支持、研究与批判。”（学者江宜桦语）王怡首先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此文“饶有趣味地以饮食习惯作比喻，谈论自由主义者的个人品性。尽管从自己说起，也许并无普适价值，但却有助于人们理解真实的自由主义者。”正如王怡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25岁以前爱上炖菜的人比较少，25岁以前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就更少。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一只耐得寂寞的老母鸡。”五四时代的胡适先生正可当之。 在一个貌似风花雪月的时代里，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他们从静态的社会现实中看到动态的危机，看到价值的崩溃，冀望“走出珍珑棋局”。然“苏星河为一盘棋皓首穷经三十年，却一无所得。”凭什么相信现世的人能够“走出珍珑棋局”？像虚竹（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主角）那样歪打正着的奇遇可谓是“千年等一回”，如此“走出珍珑棋局”岂不成为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虚幻而不可亲手触摸。 《不服从的江湖》不是流行话语的再现，尽管其中关注了当下的诸多热点问题。不过它在沉重叙述的同时也不乏温情，譬如在《人文影像·律政英雄》一文里，王怡就深情书写了对美国著名影星格利高里·派克的怀念。前不久我正好看过派克主演的《杀死一只知更鸟》。正如王怡所说：“一位在法庭上坚守正义的律师，成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英雄，这一点让我唏嘘不已。想起在中国，派克是作为头号风流小生被我们和我们的父辈记住的，这又不免有几分沮丧。什么样的人会被当作英雄和少年人的目标，取决于你所在社会的口味和传统。” 古罗马时期的大法学家西塞罗有一句名言，他说：“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这句话道尽了自由主义和自然法传统的精髓，曾得到哈耶克的激赏。以我来看，王怡的思想根基正在这句名言之中。王怡是学法律出身的，但其知识背景却决非法律这一专业所能局限的，在王怡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万花筒般的思想来源，诸如“金庸、古龙小说、古典名著、影视作品，到中外历史、社会制度乃至当今国际时事，无所不包。”思想者是寂寞的，在思想者的内心深处更希望同道中人的支持。 （《不服从的江湖》王怡著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11月第1版24．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