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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捧《阿赫玛托娃札记》，心中十分喜悦。沉甸甸的三大本，洋洋130万言，大气、庄重的封面，感到华夏出版社、双头鹰文库的主编与几位译者作了一件好事。俄罗斯女诗人安．阿赫玛托娃一生历尽坎坷，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俄罗斯又重放光彩，成为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以致有人称她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与普希金这位俄罗斯诗 歌的太阳相提并论。该书于1994年荣获俄罗斯国家奖，著者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曾译为楚科夫斯卡娅）也是著名的俄国女作家。书还未读，我便体味到了读好书的乐趣。 不料，刚读几页，乐趣变成了困惑。《阿赫玛托娃札记》，应该是阿赫玛托娃本人写的札记。而该书却是丘科夫斯卡娅写的关于阿赫玛托娃的札记，文不对题。不对题就不对题吧，反正记述阿赫玛托娃的札记也当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至于封面上著者是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扉页上写的是利季娅．丘科芙斯卡娅，姓名不一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在当今之中国，无错不成书嘛。然而，继续往下读，我再也超脱不成了。一边读一边在书边上用铅笔改错。我手头有这套书的俄文原版，但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核对原文。原文版不是每个读者都有，我想试一试：只读译文，看到底能懂多少。勉强读到一百页，实在读不下去了。错误俯拾即是，许多地方绞尽脑汁还猜不出是什么意思。我自信还不是读不懂译文的人，毕竟读过不少译本，也译过几本书。看看第二册怎么样？读了第二册的前34页，能懂的更少了。该册由四位译者完成，也许我倒霉，遇上了最差的一位。那就跳到后面，从140页读起。我又顽强地读了八页。如果说第一册中错误俯拾即是，在第二册中错误已无需再拾。它们像扑面而来的狂风，像兜头砸来的冰雹，让人无处逃遁，只得放下译文看原文。我把顺手标出的问题略作整理，写出粗浅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从整套书来看，译者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 第—册正文之后有《幕后》注释，第二册的《幕后》注释没有了，也未见任何说明。作者以160页的注释为434页的正文提供有关“事实、人物、书籍、文件”的补充材料，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译者随意舍去，是译不了干脆不译了？ 译者的随意性还表现在人名和专有名词的翻译上。奥尔加、奥利加、奥利珈为同一位女士。男孩子Доня本应译为多尼亚，却译成了女孩子常用的冬尼亚（2—10）。（第一个数字为册数，第二个数字为页数。下同。）列宁格勒市内务部大楼在相隔不远的地方出现三种译法：大楼、大房子、巴里索伊大楼（2—13，17）。ЦКВКП（б）本为联共（布）中央，却译成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2—1）；Горкомпартии应为市党委，译成了国家委员会（2—1）。 译者的随意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滥用土语、俚语和方言。如“倍儿自在”（1—6），“不太感冒”（1—26），“好大一气儿”（1—84）。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把坐出租汽车译成了“打的”（1—88），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化人，怎么会说五六十年之后从香港传到内地的“打的”呢？译者在“跨语种、跨民族、跨文化的”（见双头鹰文库《总序》）游戏中随意焚琴煮鹤，让俄国作者受难，让中国读者难受。 译者在许多地方表现出了惊人的轻率、浮躁。像“她站起来，把一大堆食物摊在桌子上：奶酪、罐头和一瓶水。”（1—50）一瓶水？20世纪30年代末的俄罗斯就喝上瓶装饮用水啦？找出原文一看，原来是一瓶伏特加。水和伏特加在俄语中是最常见的词，俄语专业一年级的大学生都不会搞错。把犹太人译为欧洲人（2—9）。把大写的батька（爹爹）当成人名，误译为巴奇卡（2—10），如这还情有可原的话，隔四五行就连续出现了两次小写的батька，老爹的面目已显露无遗，为什么还喊巴季卡呢！把大元帅译为大统帅（2—2），把莎士比亚译为席勒（2—19），把奥地利译为澳大利亚（2—32）更是决不容许的。 另一类错误是胡乱注释。如“我们买了好多甜食，还带了好多儿童图书和玩具，她早就要我给瓦利亚和沙卡利克＊带些这玩意来。”（1—34，35）。”对此，页尾注释：“的确，她的儿子很快就被释放了。”谁能找到文章与注释之间的联系？越注越糊涂。核对原文，发现原来是用注＊＊代替了注＊。丢失的注＊的大意是：“邻居斯米尔诺夫家的两个男孩儿……”再如，《痛苦之杯》＊（1—59）。页尾注说：“我认为这一枚举应以下述方式解码：《柳树》、《歌颂大战于我有何用》．．．．．．”真是以谜解谜。求助于原文吧。原来此条注释为：“这是阿赫玛托娃要写的一组诗中一首诗的题目……。”请看第三个例子。“我没有力气直接走回家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居然在马尔索夫的田野上。＊”（1—63）引文中第一句有理解错误，不过此时我们顾不上管它，仅看页尾的注：（“马尔索夫田野”，原文有“战场”之意。此处一语双关———译者。）“Марсовополе”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中经常遇到词组，苏联百科辞典有此辞条：“马尔索沃教场列宁格勒的广场。场上有……”（辞条中的“教场”应为“较场”或“校场”）此条译者注可谓从望文生义到妄加猜测、再到妄加诠释的典型病例，应该送进翻译病院。 在大量的读不懂的地方，最常见的原因是译者的语言素养与知识储备不足，又不屑于查看工具书或向他人请教，再加上不认真，便产生误译，甚至形成一个个综合错误群。 例1．［“她的儿子是列瓦的弟弟。他只比列瓦小一岁。他的手与科林娜完全一模一样。”］（1—24）“他的手”（物），怎么与科林娜（人）一模一样呢？不可理解。原文是“Еесын—Левинбрат……ОнтольконагодмоложеЛевы．УнегосовсемКолиныруки．”应译为“她的儿子是廖瓦的弟弟。他只比廖瓦小一岁。他的手与科利亚的手一模一样”。译者把人名变成的物主形容词与人名搞混了。 例2．［两人（左琴科与阿赫玛托娃）都毒害了国家和人民，都戕害了青少年的意识，都不能忍受我们的文学。］（2—2）怎么能说两位大作家“不能忍受我们的文学”呢？原文是这样的：Обаонинаносятвреднародуигосударству，обаотравляютсознаниемолодежи，апотомуобанемогутбытьтерпимывнашейлитературе．原文的意思是这两位作家“．．．．．．都不为我们的文学界所容忍。”译者颠倒了动词的主体和客体。根源是他未能理解“терпимы”这个被动形动词短尾。 例3．［“我．．．．．．回到莫斯科，立刻就去科洛缅斯科耶。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可与之相比拟的。可与巴黎圣母院媲美。”］（2—22）自相矛盾。刚说无可比拟，立刻又说可与巴黎圣母院媲美。原文用的是прекраснее，形容词比较级。引文的末句应译为“比巴黎圣母院还美。”难道译者不懂形容词比较级？ 上面三例误译都是因忽略或不懂简单的语法现象造成的。 例4．［安．安德列耶夫娜说：“有关自己的过去，我像对待别人的一切似的，全都要搞明白，而未来的一切只要一天不成为旧的，那就全都没什么意义。”］（1—26）女诗人要审查自己的过去？请看原文：Ан．Ан．сказала：“Просвоистарыеязнаювсесама，словнооничужие，апроновыеникогданичего，покаионинестанутстарыми．”女诗人在与人谈诗。старые用的是复数，指的是自己以前写的诗。可译为“关于自己过去的诗写得如何，我跟别人一样清楚。至于刚完成的诗作写得如何，在它们未成为旧作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译者未注意到形容词复数与中性的区别，导致整段意思全错。 例5．［安．安德列耶夫娜说：“总有一天，专家们会想要观察哪怕一个病人的。如今这样的病人多了去了。我只要一活动、一扭头，就又是头昏、想吐．．．．．”］（1—37）诗人的话谁能懂？还是绕过翻译这座“桥梁”吧。Когда－тоспециалистымечталинаблюдатьхотьодногобольного．Теперьтакихбольныхмного．Стоитмнедвинуться，повернутьголову－－－головокружениеитошнота．——“Когда－то”的意思是“过去的某个时候”，译者理解成了将来发生的事。应当译为：（安．安德列耶夫娜说：“过去专家们总期盼有一个病人，好观察观察。如今这样的病人太多了。．．．．．．”） 例6．［“……我那位七普特重的表姐，在一位著名瑞士裁缝的客厅里，在等待量体裁新连衣裙时，吻着侍者尼古拉的像，祈求：愿天主保佑裙子合身……”］（1—42）——侍者居然有圣像，胖表姐还要吻它？岂非咄咄怪事！而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名气的瑞士裁缝也很少见。原文是：“Моясемипудоваякузина，ожидаяпримеркиновогоплатьявприемнойузнаменитогопортногоШвейцера，целовалаобразокНиколая－угодника：‘Сделай，чтобыхорошосидело’．．．．．．”原来，译者把裁缝的姓Швейцер（施韦纳）当成了швейцар—瑞士人，没注意到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接着，又把угодник一词理解成了侍者。其实这个词在这里只能理解为“使徒”、“圣徒”，否则，与前面的образок（圣像）一词便无逻辑关系。这段话应译为（“．．．．．．．我那位七普特重的表姐，在著名裁缝施韦纳的客厅里等着量尺寸裁连衣裙时，吻着圣徒尼古拉的像，祈求道：‘上帝保佑，让连衣裙合身’．．．．．．．”） 例7．［1946年8月过去了，三十年的指示，几十年完善的残酷术语深刻印在所有人的记忆中。“在立场上爬上爬下”、“贵族资产阶级流派”、“社会根子”诸如此类的词有如寒流——不是莫斯科的也不是列宁格勒的，而是克里姆林宫的——扫过你的脊背。从非苏联到反苏联，从异己的格格不入到敌对；从向西方卑躬屈膝到为外国情报机关效劳——简言之——从“谣言惑众”到“人民的敌人”——俯手可拾。——引号里的词见诸报端！——“创作”、“活动”、“作品”、“威信”等词令人眼花缭乱，仿佛狱窗的栏杆；刻板的“请允许说创作”仿佛来自“远方的、十年没有通信的营地”的声音；而组织“这个词干脆就像射向脑后的枪弹。”］（2—3）读了这段话谁都会不知所云。“在立场上爬上爬下”？怎么爬？“克里姆林宫的寒流”扫过脊背？既然是克里姆林宫的为什么不是莫斯科的呢？疑问不少。只好把原文翻出来核对，发现译者犯了起码十个以上的错误，使这段义愤填膺的控诉，变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词语的堆积。 “Шелавгуст46－гогода．”是“时值46年8月”，它尚未“过去”；“．Показательныепроцессытридцатыхгодов……”是“三十年代的公开审判……”；“палаческаятерминология，разрабатывавшаясядесятилетиями……”是“数十年造就的刽子手术语不绝于耳”；“сползатьнапозиции”只能是“堕落到……立场上”；……морозомпробегалипокоже．（Не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минемосковскимморозом—колымским．）——译者把最遥远的条件最恶劣的劳改基地科雷马当成了克里姆林宫了。参考译文如下： 时值1946年8月。三十年代的公开审判人们尚记忆犹新，数十年造就的刽子手术语不绝于耳。诸如“堕落到……立场上”，“贵族资产阶级潮流”，“社会根源”之类词语像阵阵寒流扫过肌肤。（不是列宁格勒寒流，也不是莫斯科寒流，而是科雷马寒流。）从“非苏维埃的”到“反苏的”，从“异己的、格格不入的”到“敌对的”，从“拜倒在西方脚下”到“为某个外国情报机关效劳”，一句话，从“混淆视听”到“人民的敌人”，仅一步之遥。加在创作活动、作品、权威等词语上的引号（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像监狱的铁窗，令人头晕目眩；千篇一律的斥责“大言不惭的所谓‘创作’”听起来则像是“判处极北地区劳改十年，剥夺通信权”；而“小集团”一词简直就等同于枪毙。 文章已经很长，病译还是“不胜枚举”，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张冰等八位译者，手握华夏出版社提供的硬弓，搭上他们合力打造的利箭，一举射杀了俄罗斯20世纪的两位大师级作家：安．阿赫玛托娃与利．楚科夫斯卡娅。 一位友人读了该文的初稿，说我低估了那支利箭的杀伤力：它还射伤了我国的俄苏翻译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