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报创刊号 1942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公报 》派遣年仅25岁的记者张高峰到中原地区采访。他从重庆经西安到达洛阳，看到处处流浪的灾民，鸠形鹄面，沿街乞讨，悲惨的号救之声，随处可以听到。随即他又到豫西、豫东、淮阳等地采访，目睹灾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惨景，而国民党当局有意掩盖灾情，不使外泄。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河南省叶县向《大公报》重庆馆寄出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长篇通讯（6000字）。《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于2月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通讯的内容只字未动。 通讯中写道：“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详尽记述了河南水、旱、蝗、风、雹等天灾，也揭露了当局向灾民征兵、征粮等人祸，惊叹灾民的悲惨生活，质问当局为何不救灾！ 王芸生读后气愤异常，他对比重庆的现状，提笔写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发表在2月2日《大公报》重庆版上。社评写道：“读了这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文章接下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效、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说：“河南的灾民卖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晚上，新闻检查所派员送来了国民党当局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决定，以示“惩戒”。《大公报》遵令于2月3、4、5日停刊了三天，造成了西南大后方轰动一时的“《大公报》停刊事件”。 王芸生不服，找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询问，陈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王芸生后来回忆这一事件时说：“这篇文章，不足尽写实任务之万一，竟如此触怒蒋介石摘去所谓‘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压迫舆论。” 《大公报》停刊三天后，记者张高峰很快在叶县被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党嫌疑”逮捕。刑讯之后，又被当时并称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一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亲自夜审。因查无实据，又改为“软禁”，直到1943年夏。在重庆的王芸生一直惦念着属下张高峰的安危，他不断催问国民党政府，甚至还给蒋介石写信，要求恢复张高峰的人身自由。蒋介石的侍从室电令河南查询，国民党第七十八军军长赖汝雄向汤恩伯汇报说，经多次审讯和调查，没有发现张高峰有任何政治背景；赖汝雄在电话中听汤恩伯的口吻怒气全消，便婉转地说：“张高峰的文章，虽有措辞不当之处，但基本还是有事实的，老总看，这事怎么办？”汤恩伯迫于《大公报》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最后同意释放了张高峰。 值得补记的是，《大公报》资深记者曹世瑛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当时，《大公报》的发行数是每天6万份，战时后方只有手工制造、供应紧张的土报纸。停刊三天，节省18万张纸，全体职工还捞到三天休息。平日难得进城，这时正可去买点年货（2月3、4、5日停刊，正是农历腊月二十九、除夕、正月初一）。重庆市民听说《大公报》因发表社评被罚，都想看看这篇文章，到处去买报纸。恐怕下次买不到，赶快到营业部去订阅，结果销路大涨。重庆的同业见到《大公报》的人都说‘恭喜发财’。” 《大公报》停刊三天后，发行数由6万份增至10万份。发行数的增长，无疑是读者对停刊处罚的回击，是读者对《大公报》的肯定。 （摘自《纵横》2004年第2期，王鹏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