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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问题近十年来始终是学界最为关注的理论问题之一，从早期的概念辩证到后来的广泛运用直至对它的反思和重估，研究者们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和运用逐渐宽容而且无意识化了。以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作为论域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其中的优秀之作或以文化研究为主，或以文本解读为重，又或者兼而有之，力图从 不同的视角凿透并展现它们各自所理解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本质因素。 杨联芬女士的专著《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长期处在五四重重遮蔽之中的晚清民初文学，但它并非全面叙述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以“现代性”作为理论资源和研究策略，严肃而深入地考察了这一时期几个十分突出而且意涵丰富的文学文化现象和作家作品，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学科领域内部形成了实质性的推进。 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话题都不算新，然而杨联芬女士对这些“老话题”的再解读却充满了新意且极富于启发性，这与作者的学术态度、学术修养、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首先，作者能够深入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境，充分尊重历史的细节和偶然性，细致入微地考察历史本身的复杂丰富与多元异质。以第三章为例，作者不厌其烦地具体考察了林纾用古文翻译一百几十部西方小说的情况，以及他为译者所写的大量序跋在共时性语境中的作用；还搜集了这一研究领域中尽可能多的资料，论证林纾的译作对几代文学青年，诸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李吉力人、钱锺书等人，所产生的历时性影响。对于文学史重复论述的林纾与五四新文学家们的论争，作者也不忘做深入的考察，从而得出“林纾与新文化的分歧，并非是否使用白话，而是是否使用白话，就一定废除古文”这样的结论。据此，作者不仅恢复了林纾被“历史主义”叙述扭曲的原生态形象，而且俨然将林纾放在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环节上，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据此深入地接触并展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本土性情境，摒绝了此类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理论与材料脱离的恶劣现象。其次，这本专著相当充分地体现出了杨联芬女士宽广而精警的学术视野，及其对纵横错综的比较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这在最后一章的长篇历史小说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精彩。作者将曾朴的《孽海花》从鲁迅定位的“谴责小说”中提升出来，与李吉力人的《死水微澜》三部曲放在一起比较论证，将它们统称为“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并与法国文学中“从莫里哀到雨果、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的作品进行了广泛而精确的比较。作者认为曾、李二人小说的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体现在，它们摆脱了传统历史小说“以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宏大叙事模式，而展现了一种由日常世俗生活构成的“风俗史”。这种见解很有价值，现代性文学的主要内涵之一就是对日常化私人生活空间的发掘与表现，作者以她的具体考察和研究将这种现代性内涵落到了文学叙事的实处，这也正是其高出同类研究的地方。此外，该书特别值得称赞之处还有作者卓越、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及富有灵气的文字表述。可以第六章具体论述为例，比如，“从意象、用典看，苏曼殊是古典的；但从表现的真诚、大胆，感情的纯洁看，苏曼殊的诗是现代的，充满了拜伦式的热烈情怀，也散发着雪莱式的忧伤。”作者的诗人文笔并非感性的无余流露，而是与一个学者的知性和理性相伴相随，这样描述作者的文字风格也许更为恰切。 在这本著作的绪论中，杨联芬女士明确地将“现代性”表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这本身便具有很大的开拓性和学术勇气。尽管这种表述本身可能还有商榷之处，因为“现代性”的所指显然过于宽泛，其内部就包涵着两种互为悖反的话语模式，也许将其限定为“审美现代性”更合适一些。绪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作者对“现代性”这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在本土化学术研究中的发展和嬗变所做的精简而清醒的梳理，这可能是对这个复杂的概念最为洗练、中肯和谦虚的解读。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在可预见的未来相信都不会有止境，面对这项极易被玄虚化和空洞化的研究，研究者们应该有充分的耐心、毅力、勤奋和智慧，杨联芬女士的新著《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已经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积极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