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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陈伯海先生提出古典文学需要“宏观研究”，其核心思想就是提倡学者们要加强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内在的逻辑规律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倡导加强学术的理论品格。当时，一些研究者并不理解其中精义，而部分青年学者又往往误解其意，率尔操觚，以为选大题目、大题材就是 宏观研究，导致空疏之风泛滥，更授人以口实，几乎将“宏观研究”与空疏学风等同起来，各种讨伐文字相继而至。对此，陈先生均报以沉默。 诗学史一直作为批评史或者文艺理论的附庸而存在着。随着学术进步，学科分工愈来愈细，诗学史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学术课题，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学人面前。构建诗学史因而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学术实践。在最近出的几部诗学史著作中，陈伯海教授、蒋哲伦教授主编的《中国诗学史》是成果较为显著的一部。其书有如下几点鲜明的特点： 严格辨析概念。概念是否清晰，直接反映了作者的思考是否缜密透彻。《中华读书报》最近连续发了几篇有关诗学的争论文章。争论产生的原因，不光是由于理论素养及学术思想背景的不同，在我看来，还与没有事先对概念进行严格的设定有关。对于像“诗学”这样一类中西文化中都十分重要而且普泛的概念，在进行论述之前，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严格设定尤其重要。辨析概念其实也就是严格选择论述对象，这是保证研究本身的学术品格的重要步骤。《中国诗学史》的导言部分，主编首先对本书中要讨论的“诗学”与“诗学史”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书中认为：对于诗歌自身的研究，可以顺理成章地称为“诗学”（有关诗的学问），其具体内容可分为诗论、诗史和诗评三部分；对于诗歌研究的研究，即对诗学的研究，则应称为“诗学学”（有关诗学的学问），其具体内容可分为诗学原理、诗学史和诗学批评三部分。作者进一步指出：不加区别地将诗学与诗学学搀和在一起，实质上是混淆有两门具有不同对象与性能的学科。由此看来，本书要从事的“诗学史”研究，只是“诗学学”的一个分支，它不以诗歌作为自己的直接对象，而是以研究诗歌的诗学作为考察目标。它力图通过对历代诗学成果的清理与总结，勾画出一条诗学历史的运行轨迹。 多方面的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作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中长期课题之一，这部《中国诗学史》选题之初即抱定了将诗学史从批评史、文艺理论中脱离出来的学术愿望。将诗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呈现在学人面前，这本身就是追求学术创新的重要表现。如今，全国一些重要高校纷纷建立诗学研究中心，诗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意义将日益显现。因此，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说，这本《中国诗学史》已经站在了学术研究的前沿方向。本书中，主编明确指出：作为研究对象的古典诗学，其呈现形态（理论形态和非理论形态）是多方面的，如选本、编集、注释、考证、圈点、批评、论说乃至习作，都是本书的考察范围。将诗学的范围扩大到以上几方面，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批评史的界域，这就是创新。其中特别提到习作也是诗学史的考察对象，其提法之新颖可能一时让人难于理解，不得不在此作一番解说。在历史上，古人常用的“诗学”一词来指诗歌创作，而诗歌史上大量出现的拟古诗、拟乐府等作品，正说明了古人把诗歌研究直接带进了诗歌创作领域。这种习作实践，理应是诗学史关注的对象。当然，陈伯海先生郑重指出：把部分习作纳入诗学史范围，并不是主张回复到创作与研究漫然不分的状态中去，作为诗学史研究对象的习作，主要是关注其写作中的诗学意识。此外，本书学术上的创新还表现在尽量吸纳最新的研究成果，断以己说。如宋金元卷部分，将宋代诗学史放在宋型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令人耳目一新。 以接受史理论构建全书的逻辑框架，追求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理论境界。陈伯海先生认为：一部中国诗学史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历代诗家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接受史。综观全书，按接受史理论来描述中国诗学史即构成了《中国诗学史》一书的逻辑框架。具体说来，《中国诗学史》一书的总体结构是：以历史上起过重大影响和有代表性的诗学观念为枢纽，在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展开。横向上，探究诗学观念（接受范式）与接受主体、接受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在阅读、批评、写作各环节的展现；纵向上，则着重考察诗学观念自身的流衍变化，包括不同观念、范式间的对立、交渗和兴替过程。我认为这也是该书最具个性和特色的地方之一。接受史研究区别于影响史研究的地方在于：前者以接受范式作为研究工作的核心概念，接受史也就是接受范式变迁的历史。怎样概括“接受范式”，关乎学者本人的学识和眼光，这也是接受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诗学领域而言，接受范式关涉到观念体系、审美情趣、资料积累、学术规范、研究方法、操作手段及至于批评形式、阅读习惯等众多因素，而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诗学观念。所以，《中国诗学史》提出：我们研究诗学，必须注目于各种现象背后含藏着的诗学观念，以此作为核心来观照诗学的整体走向。为此，《中国诗学史》特辟一章《总论》来谈中国诗学观念的流变史。该书认为：中国诗学从先秦两汉到明清的流变过程，也便是古典诗学发展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先秦两汉是诗学观念的奠基时期，确立了“诗言志”的传统；六朝到唐朝前期是诗学观念的演进时期，建立了以“情志”为核心，风骨、兴寄、声律、辞章、兴象诸要素相互交替的诗学观念体系；中晚唐到宋元是诗学观念的转折时期，主情与主意思潮各自发扬了古典审美传统的一个侧面；明清两代是诗学观念的完成与蜕变期，标志着传统诗学的终结。四个阶段各自大致对应于中国诗学中的政教批抨层面、才性批评层面、境象批评层面、体式批评层面。这样，情志——境象——格调，正反映出诗歌自身“意——象——言”的美学建构，而诗学观念由情志逐渐向境象再向格调的推移，也就体现了人们对诗歌由内及外、由本及末的观照和体认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诗学观念历程的演进，同时也是中国诗学体系的逻辑展开。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真正含义。 在目前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像陈伯海先生这样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的学者并不多，所以他的学术路数并不代表着目前本学科学术研究的主流。在从俗与特立二者之间，陈先生选择了后者，因而有些寂寞，也有些悲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陈伯海先生提出古典文学需要“宏观研究”，其核心思想就是提倡学者们要加强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内在的逻辑规律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倡导加强学术的理论品格。当时，一些研究者并不理解其中精义，而部分青年学者又往往误解其意，率尔操觚，以为选大题目、大题材就是宏观研究，导致空疏之风泛滥，更授人以口实，几乎将“宏观研究”与空疏学风等同起来，各种讨伐文字相继而至。对此，陈先生均报以沉默。九十年代中期，我曾问陈伯海先生，当时为何对诸多质疑宏观研究的文字不写一篇反应文章，陈先生淡淡地说：“论争并不解决问题，反而浪费时间。”我非常理解时间对于像陈伯海先生、蒋哲伦先生这样经历过“反右”、“文化大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同时，我还理解：持术不同而导致的论争无法产生真正的交锋。正确的理论迟早会显示它应有的光辉，如今，长时段、跨学科、跨地域、文化视野等宏观研究形式，已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常识。同样，陈、蒋二先生主编的《中国诗学史》对今后诗学史研究的重要的示范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