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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文学史的另一创新之处，就是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在关注文学所受社会生活影响的前提下更重视来自西方的影响，关注它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变异以及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发展流变。鲁迅一章就探究了鲁迅小说的域外渊源、对传统的承传及其所受现实社会的制约，同时还在张天翼、柔石、萧红、胡风（七月派）等人的章节中，理清了现代文学史的鲁迅传统。现代中国的诗意小说可以上溯到鲁迅的《社戏》与《朝花夕拾》，但是当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与孙犁等人将诗意小说推向极端时，却又呈现出对鲁迅传统的背离。除了关注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这部文学史还对非主流的以吴宓、梁实秋、钱锺书等人为代表的清华文学传统进行了脉络梳理，与强调中国独特性的现代文学主流不同的是，他们致力于表现人类共通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这部文学史虽然给予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并不是很高，却细致地分析了她在小说上的文体创新——以传统技巧表现现代意识，以及她受张天翼的影响。这部文学史还对旧体诗、旧派小说与戏曲等文体给予了适当的关注，虽然鸳鸯蝴蝶派等旧派小说已被纳入当下部分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中，但大部分的现代文学史都对比鸳鸯蝴蝶派小说影响更大的旧体诗与戏曲弃之不顾。本书作者没有忽略旧体诗在一些并不保守的重要作家像鲁迅、郁达夫、老舍、钱锺书等人那里发挥的抒情言志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将毛泽东以诗人的身份首次写入现代文学史。京剧在国外的巨大成功甚至也反过来影响了新生的话剧，这在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大段的歌唱中得到了验证。对于鸳鸯蝴蝶派小说，这部文学史也是从与新文学分合对流的角度梳理其流变。尽管对旧体文学着墨不多，但文学史的发展流变往往是在新旧文学对立融汇及其产生的动态结构中进行，这才是这部文学史的新颖独到之处。 事实上，这部文学史的创新是全方位的，几乎对现代出现的每一个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与思潮都有独特的看法。以“拟古的现代性”反省以“发扬国粹光复旧物”为特征的章太炎、周氏兄弟、苏曼殊等人的革命派文学，作者认为在他们古奥典雅的文言包装下，表现的是超越维新派的现代性。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的解析也是新颖独到的，即“五四”激烈反传统的深层动因与内驱力来自于传统，而传统诗歌与小说在现代文体转型上的错位，也使其具有成败之分。这种创新意识也渗透到所讨论的每一位作家身上，譬如指出了戊戌文学革命的新体诗在“新”与审美之间的巨大矛盾，像谭嗣同的新体诗往往枯燥无味，但当他写出优美的诗篇时却又回归到了传统的趣味上。在对阿Q的命名进行了富有文化深度的解读后，作者认为夏志清说鲁迅故弄玄虚是因为没有找到进入大作品的门径。这部文学史还发现了茅盾在理论倡导与小说创作上的多重矛盾，发现以往的文学史对张天翼评价不高是因为对其代表作的选择不太恰当——他真正的中篇杰作（如《善女人》等）遭到了文学史长期的忽视，发现端木蕻良的长篇杰作《科尔沁旗草原》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寻根文学的先驱，而姚雪垠最具文学价值的小说也并非《李自成》而是《长夜》。这部文学史在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价值重估上，更是新见迭出。不过，所有的创新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这部文学史将在五个文学领域都达到顶尖水平的鲁迅认定为世界一流的文学大师，然而在对文学史的描述上，鲁迅的意见却仅是作为参考，作者不仅没有按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意见将《老残游记》与《孽海花》看成是“谴责小说”，而且还发掘了曾遭到鲁迅否定的杨振声的小说《玉君》以及废名小说的价值。同时，作者还发现鲁迅推崇的台静农在台湾并未继承鲁迅的传统，反而是与鲁迅反目的高长虹却更多地继承了鲁迅的传统。此外，在分析左翼文坛时期与鲁迅发生严重分歧时，对周扬的评价并不高，但在讲述歌剧《白毛女》时，作者却依据事实强调了周扬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要超过现在那些集体项目的主编。 不难看出，这部文学史的特点就是集创新性与客观性于一体，以史家独到的眼光对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客观性表现在用事实纠偏，对作品进行大量引证，同时还配着作品原典及其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很适合一般高校使用的教材。不过，以事实为准绳纠正习以为常的谬误正是创新的源泉，这部文学史的很多章节略加整理就能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这本身已经表明这是一部富有学术深度的文学史著作，是作者三十多年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结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