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令人瞩目的“跨国史”转向 中华读书报：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焦点和边界的历史研究占据主流位置，但近年来，力图突破和跨越这种传统分界的主题研究正蓬勃兴起。请问，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相比，“跨国史”研究这一新的研究视野有何不同，意义何在？ 王希：的确，国内外史学写作的一个趋势是“跨国史”研究或转向（transnationalturn）。这个“转向”实际上在美国学界至少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而且类似的研究以前也有，只不过不这样称呼而已。关于跨国史，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明，一是它并不与民族国家史研究冲突，不存在谁要取代谁的问题。两者关注的主题和内容不同，使用的材料也不完全一样，都是“正宗”的历史研究。跨国史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史的衰落。绝不是这样。 根据入江昭教授的解释，所谓“跨国史”关注的是那些“超越”民族国家国界或范围的事件、思想、运动、人物或发展，这些内容可以与民族国家内部历史有深厚的联系，也可以成为一种有自己内部逻辑的研究主体，而如果是后者，民族国家的历史就在其中扮演次要的角色。我所熟悉的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经典题目，如奴隶制史、废奴运动研究、社会改革思想等，很早以前就有历史学家采取了今天被称之为跨国史的研究方法。但新的跨国史有着更为全面和更为深入的关注点，更注重对商品、体制、思想和组织等在“国家”范围之外的政治和地理空间中的活动及其活动的结果与影响力的研究。当前跨国史的兴起，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国际交流的频繁推动历史学家走出“民族国家”的思维局限，把眼光投向更大的人类共同体，并关注共同的命运。从哲学意义上讲，跨国史研究是对传统的“国家”及其依附它的上层建筑的挑战。换句话说，“民族国家”并不具备人们所赋予它们的那种不可怀疑的政治神圣性。跨国史强调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外国历史、自然历史和非国家史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它阻止我们过分地迷恋民族国家的“神话”。 跨国史应该怎么做，或者什么是真正的跨国史研究，还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跨洋话史》中海安迪（AndrewHazelton）的文章是一个跨国史的作品。他讲的是美国和墨西哥的劳工领袖如何企图建立跨国劳工工会的故事。另外，卢淑贞（SooChunLu）和包安廉（Al⁃anBaumler）在他们对美国冷战史和美国的中华民国史的史学史梳理中，也举了一些有意思的跨国史例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跨国史的主题之一是关注那些带着文化、思想、技术和习惯在不同的“人类社区”之间穿行和生活的人群。这样的研究非常有意思。这不正是全球化时代越来越被普遍感受到的现象吗？我觉得，做跨国史需要一种特殊的研究本领和技能，那就是，研究者必须熟悉其他国家的史学史，需要掌握多种语言，需要使用多国档案，最重要的，是需要学会用多种思维方式来解读材料，不然，一个人可能是在做“跨国史”，但实际上是带着“民族国家”的心态在做跨国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