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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早已融入中国的文化血脉，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之构成。中国本土文化固有一种真切的历史意识，正如龚定庵所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无论是思想、学术还是文化，都要在历史的意识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佛教也不例外。历史上，曾有教内各大宗派之《传灯录》《高僧传》《祖师传》等记载。这些记载方式所遵循的原则，是通过历辈高僧、祖师的行传及各宗各派传法的机缘，来展现佛教法脉的相续不断；惜未形成与历史学体例、规范相适应的“佛教史”。因此，如何既遵循法脉传承的原则，又与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历史意识相适应，在“佛教历史”的叙述中厘清中国佛教的法脉传承源流关系，实属中国“佛教史学”中一个既迫切又重大的问题。 近日读到任宜敏先生所著的《中国佛教史》元、明、清系列的第三部《中国佛教史·清代》，欣喜地发现任先生在研究、写作中竟已解决了这个大问题。这部著作，就是以佛教法脉传承为旨要的一部“真正的”“中国佛教史”。 首先，该书以佛教法脉清净传承为宗，依法脉传承之轴心叙述佛教历史。在佛教文化中，法脉的清净传承极为关键。汉传佛教所形成的八大宗派，无不依法脉源流进行分支和传承；后来的净土宗、禅宗亦依缘于法脉源流来记录祖师修法踪迹和衣钵承继关系。藏传佛教更是强调法脉传承的清净性。因此，深入梳理并忠实再现佛教各宗各派的法脉传承，实是叙述佛教源流、写作佛教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与难题。真正的佛教史，就是要如理如法地把佛教自身的法脉传承历史清晰并忠实地再现出来。本书最后附了三个法脉传承简表，分别展示清代汉传佛教临济宗天童系、磐山系以及曹洞宗各支系的法脉传承，令读者对清代汉传佛教禅宗法脉传承源流一目了然。这个简表前无所依，完全是任宜敏先生填补国内外空白的研究结果。这个简表明确宣示，佛教的历史就是法脉传承的源流史。 其次，该书依附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将当代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传统佛教的法脉传承原则圆融结合。任先生的《中国佛教史·清代》不仅仅是“佛教史”，更是“在中国的”“佛教史”。因此，本书一方面遵循传统佛教的法脉传承原则，另一方面又缘随“中国”文化的本土语境。在《导论》部分，任宜敏先生娴熟地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对“在中国”的佛教演化历史的舞台背景、内外因缘、发展轨迹（诸如佛教政策、僧官制度、刻经与文献著述）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凝练而深刻的叙述，极具穿透力。在全书其后的各个章节，任先生在遵循传统佛教的法脉传承轴心，展开清代佛教的法系画卷之同时，又巧妙地运用文献考据、义理分析等原则和方法。这就使得“佛教史”从法脉的清净传承与坚实的史料依据两个方面，都成为名副其实的“信史”。 再次，该书开创性地将“藏传佛教”纳入到“中国佛教”的整体法脉之中，既强化了以法脉传承为中国佛教历史中轴的意义，也更深刻、更合理地体现了这是“在中国”的佛教史。 可能由于各种因缘，本书还留有一些遗憾。其一是没有将南传佛教的法脉传承历史纳入进来；其二是在绘制的中国佛教法脉传承表中缺少禅宗之外其他宗派的法脉传承线索。希望日后的修订中能够看到这些内容。总之，这是一部真正的佛教史，更是一部真正的中国佛教史。 （张蓬，作者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佛教史·清代》任宜敏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