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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文学的超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正在于重返古典，他在走了几年启蒙路线之后(甚至曾经与施蜇存同时写出了现代主义小说)，发现西方化写作对农民的教育几乎没有效果，于是找到了用古典形式与现代思想相结合的写作方式，无形中避开了百年来启蒙思路造成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他者化”问题。西方思想的涌入带来的文化自我丧失问题在中国一直存在，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非常相似，强大的西方崇拜淹没了大部分中国现当代作家，使之丧失了对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古典文化的继承能力。在《重返古典：赵树理文学的东方叙事特色分析》这一章，作者从赵树理叙事的古典特色出发，分析赵树理文学传统形式之下隐含的现代因素。赵树理对古典的散点透视和线性叙事都进行了现代改造，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散点叙事和融合了乡村进化观的线性叙事，在接受效果上既让农民愿意接受，又能潜移默化地完成对农民的现代教育，体现了赵树理建构“乡村共同体”的现代整体意识。同时基于一种集体性的农民解放观，赵树理将传统与现代的叙事方式相结合，在貌似传统化的叙事中，淡化情节的冲突和人物主体性描写，从乡村内部出发，用农民的物质利益诉求置换主流革命文艺所要求的阶级斗争，把乡村传统伦理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形成一种渐变型乡村进化观，进而构建出一个合乎农民认知和理想的乡村共同体，赵树理文学以表层叙事的古典化和深层结构的乡村关怀完成了对欧美式现代的超越，并与社会主义式的现代想象结合，形成了超越性的东方化现代叙事模式。 《研究》基本厘清了赵树理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中国传统元素及“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及西欧现代小说在叙事方面的承继与扬弃关系，深入分析了赵树理文学的超越性，指出赵树理超越性的重要方面在于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综合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成分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笼罩下的“现代文学”，形成了独特的异于西方的东方化现代文体。从理论价值上看，“形式”的发现非常重要，囿于所谓的“现代”思路，难以发现赵树理的超越之处，这不是武断的结论，而是学术界的事实。 《研究》通过后经典叙事学方法的运用，把形式分析与思想分析相结合，发现了赵树理在文学性与思想性两方面的超越之处，也发现了曹乃谦在文学上的成功与思想上的失败之处，更大的价值是发现了莫言作为当代成就最高的作家的伟大之处，甚至发现了莫言在乡村理念上与赵树理的延续性，及莫言相对于赵树理的超越之处及其在文学上的更卓越的才华。 《研究》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方法上，都突破了当前研究界主流的社会思想式批评方法，以叙事学为支持的文本分析，某种程度上也克服了当前底层文学和赵树理研究时遭遇的瓶颈，大大增强了分析的力度，具有无可比拟的明晰性和可操作性。《研究》用此研究方法相当成功地揭示出，赵树理创造的叙事模式成功地超越了东方/西方、落后/进步的二元对立模式，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了新的文学叙事模式。在逐渐成为西式现代强国的中国，这种模式对于提升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人性化与人文关怀维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底层文学、三农文学、打工文学开拓新的文学样式提供了较好的思路，直指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的走向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