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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毛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430077 【内容提要】 综观两千多年《天问》研究史，大略可分前后两大段，明末至今为后段。这后段四百年的《天问》研究，呈现一派新局面，而又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为突出。四百年间，极具学术魅力的《天问》错简整理，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收缩的大轮回，现在又处于发展期；艰难的问题分析和本事考索，也由于新材料、新知识、新方法的引入，而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 键 词】《天问》/错简/本事/研究 楚辞研究，从来称难，清人吴世尚即有“骚难读于诗，难解于诗”之叹（注：吴世尚：《楚辞疏·自序》，清雍正五年(1727)尚有堂刊本。清人贺宜孙亦有同感，可见《骚筏·前言》，康熙庚子(1720)《西河文集》本。），姚培谦、张亦枢也有“读庄易，读骚难”之感（注：姚培谦：《楚辞节注·张亦枢序》，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此虽为张亦枢言，而姚培谦亦有近似看法。），这些多以毕生精力治楚辞亦治《诗经》或《庄子》的学者，所吐当是甘苦之言。楚辞难解，《天问》在楚辞中又“最为难解”，东汉王逸距屈原不远，又是宋玉同乡，其注《天问》已有一些扞格不通之处；宋朱熹博闻强识，学见精纯，释《天问》也不敢轻易下笔，十二处以“未详”存疑（注：分别见王逸《楚辞章句》卷三，清同治金陵书局校刊汲古阁本；朱熹《楚辞集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7-59、61-64、68、70页。），可见研究《天问》之不易。但《天问》幽奥神秘，气铄古今，文深体怪，波谲云诡，堪称千古第一奇文，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无数学人探赜索隐，以致绵延两千多年（注：《天问》研究，应从西汉刘向（公元前79年——前8年）辑校《楚辞》算起。），俨然已成一门专学。 综观两千多年《天问》研究史，大略可分前后两大段，前段为西汉至明末，成就主要在校刊、整理、训诂、释义上，与传统治经方法大体一致，可说为《天问》研究打下了基础；后段为明末至今，学界在继承发展前段传统方法基础上，开始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之探索，新思想、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引入《天问》研究，呈现一派新局面，成果不断涌现，成就几近辉煌。我们下面要评述的，主要就是这后一段。 一 这逾四百年之后一段，若以年代划之，又可细分为四段： 明末至清末（公元1600年——1900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两大社会变故（清人入关和西方列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危机，反而大大推动了楚辞学的发展，《天问》研究也随之出现了新局面。这局面在形式上的显著标志，是第一次出现了《天问》专著。 有清一代《天问》专著有三本：毛奇龄《天问补注》、屈复《天问校正》、丁晏《天问笺》（注：毛奇龄：《天问补注》，清康熙庚子(1720)《西河文集本》；屈复：《天问校正》，1936年陕西通志馆排印《关中丛书》本；丁晏：《天问笺》，清光绪广雅书局刻本。另，王邦采《天问笺略》属《屈子杂文笺略》之一部分，故不计于单本著作内。）。三书中，《天问补注》问世最早。毛奇龄为一代经学大师，特好辨正图书、排击异学，以驳难求胜。该书《总论》开宗明义，要补《集注》之缺，纠朱熹之误。书中列注文三十四条，详引各种典籍史料，于历史本事、地理方位、名物故实多有创见，资料运用方法亦有创新，总体来说达到了《总论》所宣称的目的。《天问校正》附于《楚辞新注》（该书后有单行本，如《昭代丛书》本）后，屈复认为，《天问》故典难解，文理不顺，故需“校正”。《天问校正》之最大特点，是启疑古之端，第一次提出《天问》错简说，并动手作了若干整理（后面将详述）。对该书之评价，则因学术见解而异，同意错简说者赞之甚高，否定错简说者则最多只肯定其思路的开阔。《天问笺》出之最后，就学术范围而言，也最全面，无论是古事考证、语意探微还是字义阐释，该书均有创见和发明。书中特别注意补王逸《楚辞章句》之缺，凡认为王注义有未尽者，多加以申发或补说，书名所以为《天问笺》，也是取郑笺补毛传之意。 然而有清一代《天问》研究之成就更多体现于楚辞专著中。即以清代三大楚辞著作为例，王夫之《楚辞通释》重于义理阐发，认为《天问》要旨在于以历史兴衰成败之教训讽谏楚王，“抑非徒渫愤舒愁已也”，以此析视《天问》结构，既与前人相异又言之成理，对后代影响较大；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首次将近代地理知识引入楚辞研究，《天问》部分同样有此特点，书中甚至引陆次云《八紘译史》的“满刺伽四时皆裸，莫斯哥盛夏重裘”来释“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而以神话释《天问》也为该书一大特点。戴震《屈原赋注》以朴学见长（注：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页；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戴震：《屈原赋注·天问序》，清光绪十七年(1891)《广雅书局丛书》本。），《天问序》中公开斥责有的学者为“曲学异端，往往务为闳大不经之语”，但又肯定“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其注释方法也与《离骚》、《九歌》、《九章》不同，凡有关天文、地理者皆详细注明，古史、人事则极为简略，有的甚至就不注。考戴震一生思想行事，这显然与当时文字狱有关，由此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他有些楚辞著作的《天问》研究，于取得某种成就的同时，方法路径亦往往有自己的特点。如王邦采注释时于版本取舍上不拘一格，夏大霖阐发大义时重视对文句之感悟，陈本礼就全诗“对汤武多微辞”而深探屈原之忠君思想，胡濬源强调“以意逆志”，以超脱态度对文本仅“观其大义”，俞樾因声求义常以通假法求得本字（注：可见下列专著之《天问》部分：王邦采：《屈子杂文笺略·天问笺略》，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刻本；夏大霖：《屈骚心印》，清乾隆九年(1744)一本堂刊本；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二，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扫叶山房影印裛露轩本；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卷三，清嘉庆二十年(1820)长沙务本堂刊本；俞樾：《读楚辞》，收入《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卷三十，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本。）……总之，清代《天问》研究于前人基础上又开出一片天地，研究思想已见新变，各种方法已肇其端。 清末至民国末(1900-1949)为第二阶段。 随着清末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西方各种思潮、理论及学科知识大量涌入，而清代本已确立的全方位、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思想，一经与之结合，《天问》研究便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 这一时期形式上的明显特征，就是出现了单篇学术论文。最早的单篇论文，大约应算1922年徐旭生发表于《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四期上的《天问释疑》，其后1925年，游国恩先生便在《国学月报》第四期上发表了《天问研究》（注：此文后载《国学月报汇刊》第1集，开明书店1928年出版。），文中明确指出，屈原所以能创作《天问》，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北民族思想的差异：“南方民族思想是革新的，是很解放的，他并不受北方守旧思想的影响。”这种从南北民族思想文化差异推求《天问》创作动因的方法，也许是受了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源论的影响，然刘说亦是受了当时新文化、新思想之濡染。随后，1928年，刘盼遂在《中山大学史语所周刊》第三十二期发表了《由天问证竹书纪年益干后位启杀益事》一文，对“启代益作后”一段提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认为应是“益干启位，启反攻而杀之”。接着，20世纪30、40年代，顾颉刚、刘永济、闻一多、童书业、唐兰、苏雪林、台静农、林庚等著名学者都先后发表论文，文中多运用新观念、新知识、新方法，使《天问》研究出现了新局面。 这一时期专著有范希曾《天问校语》，闻一多《天问疏证》（注：此书原为手稿，由季镇淮等1979年整理完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天问疏证》广搜典籍，间引古籀金文，对王逸注详加评析，颇多新见，其疏证方式对后来一批学者影响极大。其他与《天问》有关的楚辞著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屈原研究》（注：梁启超：《屈原研究》，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十九种，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出版。）。该著虽未对《天问》作专门研究，但其提倡的突破注经传统，以新途径、新方法研究屈原和楚辞的主张，对整个第二阶段《天问》研究也影响极大。 这一时期的《天问研究》还有一大特点，即古文字和考古材料的运用。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殷商甲骨卜辞，考证出“该秉季德”之“该”即殷先祖王亥（后面将详论），使该句考释获得突破性进展，也引领了一代风气。其后闻一多、姜亮夫、朱季海等学者，运用这方面的材料，也取得骄人的成绩。 另一方面，清初兴起的疑古思潮，此时也愈煽愈炽。楚辞学界多有人怀疑《悲回风》、《惜往日》、《卜居》、《渔父》等篇非屈原所作，甚至有人连屈原及其作品全部加以怀疑。表现在《天问》研究上，则几乎所有楚辞学者均认为《天问》有错简。 解放后至“文革”结束(1950-1978)为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学术出现一个特有现象——大陆与台湾分道扬镳，《天问》研究当然也如此。 此时大陆学术界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们也努力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天问》，只是急就章似地学习运用很难立竿见影，反映到成果上便是数量极少，1966年以前只有几篇论文，内容上也显出生搬硬套和挦撦的痕迹。“文革”期间，学术研究基本停顿。好在屈原当时被定为“法家”，《天问》也被定为“反天命”之著作，故“研究”还可算得上是没有中断，这一阶段仅有的两本专著——《天问天对注》、《天问天对译注》（注：复旦大学中文系：《天问天对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天问天对译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并因柳宗元荣膺“法家”而得以撰成出版。两书注释态度尚可算认真，注文也还算平实谨慎，至于报刊上的几篇文章则因异文同腔“反天命”而谈不上什么学术性（注：刘哲夫：《天问中的反天命思想》，《人民日报》1975年2月5日；田文：《谈天问中的反天命思想》，《天津日报》1975年2月5日。）。如果从积极意义上理解，以上现象多少显示了学者们可敬的学术韧性，也证明了《天问》研究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旺盛而强韧的生命力。 这阶段还有一股潜流在地下运行——一些老专家矻矻孜孜为《天问》研究做着基础工作，或收集资料，或考释文本，当时虽未完成或未能发表面世，却都于其后第四阶段集中体现出来。 至于台湾的《天问》研究，似乎仍沿着民国时期形成的路线进行，数量比大陆多得多，质量上亦常有新见。著名现代作家台静农的《楚辞天问论笺》（注：台静农：《楚辞天问论笺》，台湾艺文书馆1972年版。），既善于吸收古代学者成说，也善于融会当代学者新论，间断以己意，常能令人耳目一新。特别要提出的是苏雪林，她坚持民国时期既定的目标，三十年来始终在楚辞园地里辛勤耕耘，《天问》研究成绩更是斐然可观——台湾《天问》论文大半出自她手，《天问正简》也于此时出版（注：苏雪林：《天问正简》，1974年初版，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照排本。）。苏先生一贯主张在世界大文化背景上研究《天问》，其具体结论虽未必成立，然研究视野的世界性及总体思路常能给人以启发。 “文革”结束后（1978——现在）为第四阶段。 十年动乱结束，大陆迎来了学术繁荣，《天问》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先让我们看几组数字： 1900年——2003年，《天伺》研究成果：专著15部，民国时期2部，1949年至1978年5部——大陆学者2部、台湾学者3部，1978年至今8部——大陆学者7部、台湾学者1部。论文344篇，民国时期24篇，1949年至1978年42篇——大陆学者11篇、台湾学者31篇，1978年至今278篇——大陆学者270篇，台湾学者8篇。 数字虽不能全部却能相当程度地说明问题。1949年至1978年，大陆《天问》研究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数均不及台湾，而第四阶段的专著则超过前两阶段之和，论文更是前两段的四倍以上！这几个相差悬殊的数字说明，随着政治、经济新时期的到来，《天问》研究得到发展，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 不单是数量，丰硕的研究成果更多地表现在质量上。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老专家爆发了积压多年的科研能量，纷纷拿出了重量级的研究专著。1982年，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董洪利等补辑的《天问纂义》由中华书局出版，该著裒集了东汉至清末近百家旧注，吸收部分现代学者研究成果，然后以按语形式鉴别、评论，并参以己意。其工程之浩大，资料之完备，为历史所无有，堪称集资料、研究于一体的划时代著作。1983年，林庚《天问论笺》经人民出版社问世，该著较集中地展现了林先生“三读天问”之所得，笺释、翻译、历史研究兼备，以精到中肯见长。1989年，孙作云遗著《天问研究》由其子孙心一付梓于中华书局，孙先生20世纪30年代即从闻一多修习楚辞，该著可说是汇聚了一生之心血，长于历史研究的他于《天问》神话和本事考证方面多见功力。还有一些老专家虽未有专书，却在楚辞或其他专著中拿出了《天问》研究的卓越成果，如姜亮夫、汤炳正、钱钟书等，此处不一一列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积学有年、造诣深厚的中年学者与志治楚辞、学识俱佳的青年学人登上《天问》研究主台，他们多以论文形式发表成果，思路开阔，方法多样，学术个性鲜明。他们有的循守师承，于传统方法中出新，如褚斌杰、金开诚、聂石樵诸先生；有的引进新知，以他山之石攻玉，如萧兵、翟振业、刘毓庆等；有的借重考古，寻出土文物求新证，如赵逵夫、江林昌等；有的拓展眼光，从文化背景得新识，如潘啸龙、罗漫等；有的以史为鉴，清理学术史探规律，如周建中、高秋风（台）等；有的重于理论，透析文本看思想，如聂恩彦、戴志钧等……总之是百花齐放，千岩竞秀，呈现出历史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就总体学术特色和趋势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天问》研究有以下数端。 一是新学科、新知识、新方法、新理论的引进。大凡考古学、古文字学、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等，只要能用上的，概在引进之列。这种学科交叉还有一新特点，即不单是楚辞学者学习兄弟学科、相邻学科的知识，而本来是这些学科的学者也来研究《天问》，如历史学者孙作云、现代文学学者杨义等，甚至自然科学的学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如遗传学者任本命等（注：杨义：《楚辞诗学·天问：走出神话和反思历史的千古奇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370页。任本命：《天对试译》，《唐都学刊》1989年1期；翟振业：《天问研究·任本命同志给翟振业同志的回信》，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45页。）。 二是注重资料的裒集、整理及统计、研究。继游国恩《天问纂义》后，一批楚辞学者积十年之努力推出了800多万字的《楚辞学文库》（注：该丛书为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项目，总主编崔富章，分四大卷：《楚辞集校集释》（崔富章、李大明主编）、《楚辞评论集览》（李诚、熊良智主编）、《楚辞著作提要》（潘啸龙、毛庆主编）、《楚辞学通典》（周建忠、汤璋平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其中《楚辞著作提要》对一半以上的《天问》专著作了长篇评析，其他三卷分别对《天问》的注释、论文、专题作了汇总，堪称当前最全面、最完备、最系统的集资料与研究为一体的大型学术丛书。 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开始了《天问》研究史之研究，周建忠对当代《天问》研究的归纳，翟振业对《天问》问题的回顾与展望，高秋凤（台）对清代、民国《天问》研究的综述等，均取得阶段性的可观的成绩（注：周建忠、汤璋平：《楚辞学通典·专题》第635页；翟振业：《天问问题的回顾与展望》，《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1期；高秋凤：《清代天问研究综述》，中国学术年刊12期，1991年，《民国以来之天问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台）》1991年第13期。）。 三是加强了对《天问》艺术的探讨。《天问》之艺术特色，历代学者均注意不够，有的甚至认为艺术成就不高。尽管有少数学者（如清代学者林云铭、现代学者游国恩等）对其艺术结构作过分析，但得不到大家的响应。进入新时期，学者们愈来愈重视《天问》的艺术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并于专著中多作探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宏洪，近十年来，他有计划地发表了三篇论《天问》艺术成就之专文（注：张宏洪：《单一与丰富的有机结合——一论〈天问〉的艺术成就》，《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4期；《一元与多元的完美相融——二论〈天问〉的艺术成就》，《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4期；《冷峻与热烈的辩证统一——三论〈天问〉的艺术成就》，《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计划中的专著虽尚未出版，但已显示出良好开端。 以上是四百年《天问》研究之鸟瞰，下面再进一步就几个重要问题作具体观察分析。 二 若论《天问》之重要问题，当首推错简。《天问》一文，自王逸开始，即认为有文义不顺畅、不连贯之处，王逸将原因归之于“题壁”。即是说，屈原写《天问》是随壁画题诗，后人从壁上录下，图画不连贯，诗义当然也就不连贯。此说经千余年基本无异议，到宋时洪兴祖方巧妙地反驳王说：“王逸以为文义不次序，夫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岂可以次序陈哉？”（注：洪兴祖：《楚辞补注·天问章句序》卷三，《四部丛刊》影印本。）实际肯定了《天问》文义有序。 直至清初，屈复与夏大霖才第一次提出《天问》错简说（夏代提出略早于屈复）（注：现学术界一致认定屈复最早提出错简说，然按理夏大霖应更早。屈复《楚辞新注》最早版本为清乾隆三年(1738)弱水草堂刻本，夏大霖《屈骚心印》最早为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本。）。即认为“文义不次序”是因《天问》一卷简绳烂断，竹简错位所造成。夏大霖于《屈骚心印·发凡》中推测，“帝降夷羿，革孽下民”以下十二句，应挪于“释舟陵行，何以迁之”之后。并特注明：“愚按此十二句，应是错简。”屈复更于《天问校正》中断定，《天问》“文义不序”原因在于错简，必须要重新整理才能使文义通顺。他将《天问》分为问“日月星辰，山川怪异”与问“女帝、虞、夏、商、周之历史”两大部分，在两大部分基础上又将全文分为九段，当认为某几句与某段内容不相合时，便将其挪到他认为相应合适的段落中去，整理范围比夏大霖的要大得多。不过，屈复这种全无根据单以己意断之的整理法，立即受到朴学代表学者戴震之严厉批评，由于其时学术环境及戴震的学术地位，其后有清一代几乎再无人像夏大霖、屈复这样认定《天问》有错简并进行整理。 进入20世纪，《天问》错简问题重新被学术界提起，而较早提出这问题的是游国恩先生。1926年《楚辞概论》出版，书中十分肯定屈复对《天问》所作的错简整理，表示了自己的整理倾向，其后于《屈原》中，游先生拿出了整理成果。他对《天问》结尾一段作了大的调动，将第七、八两句（“荆勋作师，夫何长”）和第十一、十二两句（“吴光争国，久余是胜”）调到开头，将开头六句及第九、第十两句调到末尾，认为只有如此文义才通顺（注：游国恩：《楚辞概论·天问》，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136页；该《屈原》为解放前之版本，现已难寻得，此据苏雪林《天问正简》，见所有整理者中，只有苏雪林先生在《天问正简·引言·近人对天问文句的移置》（第9-11页）中，批评游国恩先生将两句搬移时，提到《天问》是四句一简。但此说法无根据，《天问》究竟几句一简，尚待考证。而游先生于《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3页）中再申己见，其整理次序与《天问正简》所录完全相同，足见苏先生所引有据。）。其后，1937年，唐兰在《天问阻穷西征新解》一文中（注：见《禹贡》，1937年1-3期。），对《天问》中间部分作了整理，改动幅度较游先生的更大。这以后，“错简说”影响越来越大，《天问》整理进入了加速度阶段。 1953年，郭沫若《天问解题》发表（注：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4页。），文中公开将“反对整理《天问》”定为封建思想之“孑遗”，并“破旧立新”，对《天问》动了大手术，据笔者统计，挪动达二十处之多。经郭先生整理后的《天问》，原结构已经完全被打乱，甚至可以说已经不见了踪影。1975年，孙作云《天问研究》完稿，孙先生将《天问》看作历史文献，以历史表述的标准要求之，从而判断《天问》有三分之一章次出了错，改动之处自然比郭先生的还多。 但孙先生还不算对《天问》改动幅度最大者。1974年，台湾苏雪林《天问正简》问世，书中将《天问》分为天文、地理、神话、历史、乱辞五大段，又判定这五大段句数当为定数：前三大段每段均为44句；历史一段又可分为三小段，每小段72句；乱辞为24句。由此，《天问》不但章句之间需要调动，有些地方还需补足。也就是说，《天问》不仅有错简，还有脱简。如历史一段，夏代有72句，而商、周两段就有脱简，商代脱了8句，周代脱了6句。苏先生又断定乱辞均为七字句，于是将诗中七言句全部集中到诗尾，然只有23句，由此又断定脱了一句，这一句应在“荆勋作师夫何长”之后。至于错简整理，除天文部分44句保持原样，其余都作了大的改变。 苏先生自1938年发表《天问整理的初步》起，直至九十高龄还在进行《天问》的研究工作，其间无论社会发生多大的变动，都未能使她放弃，学术精神令人敬佩。她对《天问》整理的过程，实际成为20世纪《天问》整理历程的一个代表。但《天问》整理到这一步，就有因整理而亡之危险，学术界大多不能认可了。此后，即令赞成对《天问》整理的学者，在具体作章句间关系的判属时，都十分审慎。如林庚先生在《天问论笺·错字与错简》中言：“凡在两可之间的，与其相信它错了，勿宁相信它原来的”，并认为集中的错简只有两处。其后金开诚、周秉高等先生（注：金开诚：《屈原辞研究·天问错简试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234页。周秉高：《屈原赋解析·天问》，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108页。），均认为错简不多，只不过具体整理处与林先生略有区别罢了。这样，几百年的《天问》错简整理，就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收缩的大轮回，现又正处于发展期。 20世纪初至今，对《天问》错简问题见诸文字的，还有两种见解。一是认为《天问》虽可能有错简，但并不太主张或不具体动手对其整理，如姜亮夫、褚斌杰、杨义等先生（注：姜亮夫、姜昆吾：《屈原与楚辞·天问的内容》，安徽教育出版1989年版，第69-71页。褚斌杰：《楚辞要论·情理兼备的咏史之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杨义：《楚辞诗学·天问解题与祠庙壁画思维方式》，第277页。），显现出更为审慎的态度。二是坚持认为《天问》不存在错简，如汤炳正、翟振业、毛庆等（注：汤炳正：《楚辞类稿·天问的段落次序问题》，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279、280页。翟振业：《天问研究·论天问的问题逻辑》，第155-167页。毛庆：《论天问独特的立体结构与抒情方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3期。），他们否定“文义不次序”说，认定《天问》有着独特的立体结构和内在的问题逻辑，“段落秩然不紊”，后人之错简说是受了王逸的误导。 2001年9月，毛庆发表了《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注：该文见《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5期，以上诸先生错简整理的较详细情况，亦可见该文。），对《天问》错简整理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观察分析。该文引用《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的竹简文字情况，朱彝尊《江村销夏录·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五）中对简策尺寸之记录，及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出土实物状况，证明先秦重要典籍和韵文，每简均有固定字数，而《天问》究竟几句一简还尚待考证，整理之首要条件目前根本不具备，但几乎所有整理者恰恰忽视了这一最重要的条件（注：所有整理者中，只有苏雪林先生在《天问正简·引言·近人对天问文句的移置》（第9-11页）中，批评游国恩先生将两句搬移时，提到《天问》是四句一简。但此说法无根据，《天问》究竟几句一简，尚待考证。），不能不说是犯了校勘之大忌。该文还指出，即使仅鉴于整理史的经验教训，《天问》的整理也不应该进行——那怕只整理一两句。至于《天问》究竟有无错简？文中从楚辞成书和校点的历史，屈原之创作心理，《天问》的抒情方式等方面，证明其并无错简。 如果跳开具体问题的争论，从整个学术史角度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天问》错简说与疑古思潮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疑古”之风“起于青萍之末”为宋代，而疑古派真正产生，当属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即《九经通论》，今仅存《诗经通论》）出世之时。也正是这以后不久，屈复、夏大霖著作杀青，姚氏早屈、夏二十来年，以姚当时之声望影响，二人不可能不知其学术观点。其后，民国顾颉刚先生“古史辨”学派的疑古之风渐煽渐炽，这正是错简说重新提起并开始发展之时。然而，由于现代大量出土文物接二连三轰击，疑古派已经走向终结。而宋、明两代著名辨伪学者，如朱熹、高似孙、苏轼、胡应麟等，均未提及《天问》有错简，这些学术史之事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不过，《天问》错简是个极具学术魅力的问题，中国诗歌史上，没有哪首诗的文本整理魅力有它这样大，故错简仍将会不断地被人提起，其文本的整理也仍将继续下去。 三 《天问》究竟有多少字？多少句？提了多少问题？这些数字虽自明末开始统计，然一直就未统一过。不同学者据不同版本、不同理解、不同统计方法往往得出不同数字。关于字数，清王邦采《屈子杂文笺略·自序》计为1559字，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计为1545字，今人姜亮夫计为1553字（《屈原与楚辞·第六节〈天问〉》）。句数，林庚《天问论笺》按双句计算为188句，姜亮夫、王从仁等按单句计为374句（注：姜亮夫：《屈原与楚辞·天问》第66页；林庚：《天问论笺》第3页；马茂元主编《楚辞研究集成·楚辞注释·天问》第293页。），也还有计为353句、376句等等的（注：前者见周秉高：《屈原赋解析·天问》，第100页；后者见王延海：《楚辞释论·天问简说》，大连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至于问题数，则差别更大，明汪仲弘计为150余问，黄文焕计为171问，今人胡小石计为172问，翟振业计为174问（注：分别见汪仲弘：《天问补注》卷一，附于汪瑗《楚辞集解》中，明万历四十六(1618)年刊本；黄文焕：《楚辞听直·听天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齐鲁书杜1997年版，集1第587页；《胡小石论文集·屈原与古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翟振业：《天问研究·天问提了多少问题》，第169页。）；而大多数学者采用170多问较模糊的说法，然在这一说法中，郭沫若的统计又很有意思，他介绍虽为170多个问题，但在《屈原赋今译》之《天问》译文中，却只列出162个问题。笔者曾据王逸《楚辞章句》本作过统计，得到的数字是：1559字，374句，172问。若综合各种数字就其大概而言，1550多字，370多句，170多问，是较为稳妥可靠的。 《天问》所问之170多个问题，上探天文，下核地理，中究人事，可说是包罗万象，贯古索今。由于史事湮灭、典籍散佚、传说中断等因素，屈原所问之本事有些已不知所云，近四百年来，许多学者殚精竭虑求索本事真解，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突破性进展。最典型的例句为“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该”是什么？“厥父”是谁？“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指何事？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而“该”是四句之关键，一旦“该”字释出，四句将焕然冰释。现代学者王国维以殷商卜辞作考证，参以《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等，证明“该”即为殷先祖王亥，并进一步推论：“则该与恒皆季之子。该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见于卜辞，则卜辞之季，亦当是王亥之父冥矣。”（注：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卷九，收入《海宁王忠懿公遗书初集》，海宁王氏1927年排印石印本。）此考证一出，立即得到学术界一致赞同，千古之谜由此破解——原来此是指殷先祖王亥、王恒兄弟与有易部落交往、冲突的——段史事。不过有一点须说明，释“该”为王亥，王国维并非为第一人。唐柳宗元、宋洪兴祖已看出“该”为人名，只是将人物释错；清徐文靖依据《汉书·古今人表》、《竹书纪年·帝杼》，定“该”为“垓”，即“  ”（即“契”）五世孙“冥”之子（注：徐文靖：《管城硕记·楚辞集註·天问》卷十五，清乾隆九年(1744)志宁堂刻本。），已经接近正确答案；而刘梦鹏更是考出：”该乃亥之误，有扈当作有易。有易有扈，并夏时诸侯，传写讹耳。”（《屈子章句·天问》）实际谜底已解出，只是徐文靖、刘梦鹏所据史料，其他学者多已见过，认为“该”未必即是“亥”。及至王国维以殷商卜辞考之，证据确凿，方确信无误。现在大多数学者不了解这一段研究进程，以为是王国维第一次独立解开了千古之谜，这显然是误认。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王逸、朱熹释“菟”为兔，而释“顾”为动词，清毛奇龄于《天问补注》中引梁简文帝《水月诗》、隋袁庆《和炀帝月夜诗》及古谚、古诗等大量材料，证明“顾菟”就是兔。后闻一多认为：“毛奇龄以顾菟为月中兔名，庶几无阂于文义，而刘盼遂云‘顾菟，叠韵连绵词’，亦无愧卓识。”在肯定了“顾菟”为一个词后，闻一多引用《诗经》、《说文》、《尔雅》、《初学记》等文献，证明“顾菟”最早是蟾蜍，“蟾蜍为最先，蟾与兔次之，兔又次之”，故《天问》用它就应是指蟾蜍而不是兔（《古典新义·天问》）。20世纪80年代初，萧兵依据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运用神话学、民俗学知识，论证“顾菟”为蟾蜍和兔，是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产物（注：萧兵：《马王堆〈帛画〉与〈楚辞〉二则》，《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1期。）。其后，考古学者郭德维根据曾侯乙墓、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纠正闻一多“蟾先兔后”的结论：“曾侯乙衣箱上已有兔，而马王堆一号汉墓里已有蟾蜍与兔，因此，应该是先为兔（《楚辞》里也提到‘顾菟在腹’），再演变为蟾蜍，后来就变成蛤蟆与兔了。”（注：郭德维：《曾侯乙墓中漆  上日、月和伏羲女娲图象试释》，《江汉考古》1981年1期。）其后汤炳正先生根据曾侯乙衣箱并参考郭文，从音韵学角度，引用郭璞所注扬雄《方言》等材料，证明对月中阴影，古来有三种说法：兔、蟾蜍、虎，而《天问》所言“顾菟”应是虎（注：汤炳正：《屈赋新探·〈天问〉“顾菟在腹”别解》，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61-270页。）。综观以上研究进程和几位学者的结论，意见虽尚未统一，然而可以大胆预言，离“顾菟”之确解已经不远了。自王国维创导以地下出土文物与传世典籍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学者们纷纷采用此法求解《天问》本事，取得可喜成绩。与此同时，一批学者又运用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知识，审视旧注，对《天问》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而追溯该方法之源头，也应是从清代开始。 “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自王逸释此为崔文子击王子侨之故事后，一直未见异议，清蒋骥方引《山海经》、《淮南子》以“嫦娥奔月”古神话解之（《山带阁注楚辞·天问》），后丁晏主蒋骥说，进一步将“白蜺婴茀”释为“此盛言姮娥之装饰也”。现代学者郭沫若、姜亮夫、孙作云、汤炳正均赞同此说，并作若干补正，林庚更认为《淮南子》正是据《天问》此两问而增说的，何剑熏又于前述基础上详作考证（注：何剑薰：《楚辞新诂·天问》，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57、158页。），终使大多数学者肯定了此说。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四句，由于禹之事迹尚留有少数史料，此四句旧注较为统一。只是学者们大多对于禹的行为不太理解，旧时学者常将禹与涂山女“通之于台桑”，解释为留后继嗣。翟振业据民间习俗，考之以《礼记·月令》、《周礼·地官》等典籍，推论禹与涂山女是邂逅而结合——禹经过涂山时，当地正举行一年一度的“春社”，两人便在桑台“野合”，这在上古是很正常的（《天问研究·〈天问〉中禹与涂山氏的婚姻新解》）。何剑薰则依据古文字定“献”为“傩”，认为“禹除了是治水英雄外，还是一个宗教巫师”，又据民间傩戏，推测“力献功”即“力傩工”，为打鬼驱役之工（《楚辞新诂·天问》）。此类说法当然不敢说是确证，但至少言之成理，更重要的是开拓了新思路。 除本事考证、句义辨释外，还有一些问题的研究，如《天问》释名、“题壁”之说、创作主旨、诗篇结构等等，这四百年也都取得很大进展。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胪述。 四 四百年《天问》研究，积淀了丰富经验，锻造了完型方法，开拓了广阔思路，这不仅有助于《天问》研究今后的发展，也足资整个古代文学学术事业借鉴： 首先，它告诉我们，任何学术都必定受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的制约，追求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学术只能是研究者的个人愿望，即令是《天问》研究这样专之又专的所谓象牙塔中的学问，也不能例外。但另一方面，从史的角度观察，学术事业又有着自己内在的运动规律，一旦外部条件合适它就会加速发展。近二十年来《天问》研究进入了最好时期，值得每位楚辞学者珍惜。其次，它启示我们，学术研究为数代人长期从事的事业，任何个人只是事业中之一环，所谓“横空出世”，所谓“遮断千山”，只能是一种幻想。但它也说明，无论多么扑朔迷离的史事，无论多么艰深难解的文字，只要历代学人坚持不懈钻研下去，结论或正或误都能积聚宝贵经验，终会渐渐接近真理，直至条件时机成熟时一举解决。第三，它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考古学之进展，重视新的地下文物的发现，注重它们与传世典籍的比照分析，其所得学术创获，往往令人无法想象。第四，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飞速发展，新学科、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尤其是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引进它们可为我们的研究点明新思路，开辟新途径，拓展新空间，有时更可为我们直接提供新证据，有些学者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增加一重田野考查证据的建议，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确乎相当有理。 事物总有正反两面，四百年《天问》研究也暴露了学界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有的文章承袭（甚至抄袭）前人见解而毫无己意，徒增一些文字垃圾；也有的引用前人观点而不注明，这无论是有意还是不知，均应力求避免。引进新学科、新材料，运用新知识、新方法，无疑是《天问》研究的主要趋势，但这必须从学术出发取严肃谨慎的态度，不能随便比附，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应哗众取宠、大言欺人。必须加强对《天问》文本、文体的研究，以别的学科知识研究《天问》与以《天问》为材料进行其他学科研究是两个概念，不能让后者遮蔽了前者，以致模糊了我们的主要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