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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A Review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Fat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作者简介】刘林海(1969-)，男，山东平邑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基督教史。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内容提要】 西罗马帝国的最终命运如何？这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近代以来，在帝国是否衰亡的问题上，先后有中断说、连续说、转型说、晚期古代说出现，在过去的几年内，中断说又重新高涨；在衰亡的原因上，则有自然衰败说、偶然说、综合说、地理位置说、自杀论等多因素理论，以及涵盖社会各个方面的单主因论等；在蛮族与罗马的关系上，有入侵说、征服说、迁徙说、收留说、融合说等。在蛮族进入罗马产生的影响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分歧；西罗马帝国的命运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学科发展、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时代发展以及民族观念等都深深伴随着该问题探讨的全过程。 【关 键 词】西罗马帝国/衰亡/史学 罗马帝国是西方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其兴衰的历史向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近代以来，罗马帝国的最终命运，尤其西部的衰亡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其魅力至今不减。有学者甚至说：“只要历史研究还存在，罗马帝国的衰落问题就有可能继续争论下去”①。罗马的衰亡是一个大问题，所涉内容也非常多。一般说来，以下几个问题是比较关键的：西罗马帝国是否灭亡了？如果灭亡了，其原因何在？蛮族的到来意味着什么？近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非常多，观点也不尽相同。了解这些成果和观点，既有助于深入学习和研究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也可以从中窥见史学研究的一般特点。本文就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挂一漏万之处，诚请方家批正。 一、西部帝国有没有衰亡？ 虽然在罗马帝国出现之前关于罗马命运的讨论就已经开始了，但罗马帝国的命运真正成为一个史学论题，是在文艺复兴前后。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史学研究及撰写方式的转变，罗马帝国的衰亡问题逐渐引起人文主义者的关注，彼得拉克、马基雅维利、布鲁尼等都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关于罗马帝国命运的理论主要有中断说、连续说、转型说、晚期古代说。本世纪初，中断说又呈现出复兴之势。 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学术界对罗马帝国衰亡的一般观点正式形成，其中的奠基者和代表是英国著名的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从1776年起，吉本先后出版了6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详细梳理了从180年到1590年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吉本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然过程，罗马公民的道德退化，共和制及其精神的泯灭，公民美德的丧失，禁卫军制度等都是危机的要素。“罗马禁卫军的失控的疯狂行为是罗马帝国衰败的最初朕兆和动力。”②军队的蛮族化及蛮族入侵，基督教在帝国内的不断发展，最终使西部帝国遭受灭顶之灾③。罗马人的政权不复存在，古代辉煌的历史中断，历史进入所谓的黑暗时代。作为启蒙运动时期史学领域的重要代表，吉本对西罗马帝国衰亡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他的西部帝国中断的观点也广为传播，成为一般的范式，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知识界。但吉本并非没有反对者。19世纪后期，他的中断论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连续说逐渐兴起并成为学术研究的新主流，其中的代表有德国的道普什和比利时的亨利·皮雷纳（一译皮朗）。 道普什认为，从考古学等资料来看，罗马帝国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中断，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据点呈现出连续性。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差距也不很明显，日耳曼人的文明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从内部和平渗透到罗马社会，保持了原来的传统，经济没有蜕化，货币交换始终存在。加洛林时期在贸易、工业方面均有所发展，并不存在衰退。日耳曼人全面“保存和发展了罗马文化”；“‘西部罗马帝国没有任何骚动地睡着了’”④。“加洛林的发展是活生生的不间断连续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个链条从古代晚期一直延伸到日耳曼的中世纪，没有文化上的中断。”⑤ 皮雷纳认为，罗马帝国后期虽然面临着一系列内外困难，但仍然充满了活力，保持了完整性。“日耳曼入侵既没有毁坏古代世界的地中海的一体性(unity)，也没有毁坏那些被视为罗马文化的真正本质特征的东西。”罗马文明的终结出现在8世纪中期，其原因在于“伊斯兰教迅速而意外的向前推进”⑥。在穆斯林的包围下，新兴的加洛林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全面的变化。古典文明结束，中世纪文明开始。“没有伊斯兰教，法兰克帝国有可能永远不会存在，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也将是无法想象的。”⑦皮雷纳的这个理论被称为“皮雷纳命题”，是20世纪最著名的史学命题之一，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至今未停止⑧。 连续说与中断说的不同是很明显的。其一，他们不是从传统的政治，而是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层面进行分析。在他们看来，日耳曼人虽然夺取了罗马人的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文明的结束，因为日耳曼人继承了罗马的制度，后者在一定时期内仍然起着主导作用。深层的社会经济制度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并不一定随着政权的变化而中断或消失。这种注重社会经济分析的研究是与当时社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密切关联的，是新兴的经济社会史分析方法对传统的政治史叙事体例挑战的体现。其二，二者的历史定位点不同。中断说主要关注西罗马帝国是如何灭亡的，重点在古代文明的结束；连续说则主要考虑中世纪是如何产生的。前者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断裂，后者则重点在历史的连续。在吉本看来，蛮族的入侵和基督教胜利全面毁灭了古典文化，使之陷于黑暗愚昧中。对道普什等而言，古典文化在很多方面与中世纪文化之间存在着连续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断裂与连续的模式之外又出现了第三种模式，即转型理论。196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专题研讨会，较早使用“转型”一词，强调这段历史的连续性与发展变化并重的特点⑨。1981年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开始推出“古典遗产的转型”丛书，探讨罗马帝国中后期到中世纪初期地中海世界及周围地区的历史，至今已出版了47卷。转型说的代表是“罗马世界的转型”项目及其成果。1993-1997年，“欧洲科学基金会”发起了庞大的“罗马世界的转型”研究计划，由欧洲各国各专业的150多位学者参与，探讨4-8世纪前后罗马世界的转型问题，共出版了17种专题文集。该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皮雷纳命题的重新思考，尤其关注蛮族的到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⑩。 转型说显然不完全赞同“中断说”和“连续说”的看法，而是倾向于考察在选定的时间段内，罗马文化与日耳曼文化是如何交互影响并发生变化的。他们认为，罗马并没有灭亡，只是发生了转型。“各种各样的蛮族后继政权远远不是开始了一个野蛮的时代，而是自视为罗马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并欣然采用晚期古代的制度与思想传统，对之进行改造和彻底改造，使之适应他们自己正在变化的形势与文化传统。”(11)与连续说相同的是，转型说的重点也在中世纪的产生，注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不过，转型说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第一，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物质文明，以此阐明古典文明与中世纪初期文明的承继关系，有把罗马文明物质化的倾向。第二，研究区域上的不足。为了与中断说和连续说有所区别，该项目用“罗马世界”而非“罗马帝国”作为区域的概念，表现出在研究视阈上的扩展。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主要视角仍然在西部帝国，对与这个时期关系密切的东部帝国涉及甚少，拜占庭、非洲、穆斯林世界等都作为间接的参照对象出现。这不但割裂了历史，而且大大削弱了其结论的说服力。 20世纪中后期，晚期古代说异军突起，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作了新的解释。晚期古代说肇始于20世纪初，最早使用这个术语的是维也纳著名的艺术史家、艺术史学科的重要创始人A·里格尔。这种用法随后被德国学术界接纳(12)。1938年，法国古典史学家马罗在《圣奥古斯丁与古典文化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晚期古代的概念。他认为，晚期古代不仅仅是连续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它是另一个古代，另一个文明，对于这个文明必须用它自己的而非前代的标准加以衡量和认识(13)。 美籍爱尔兰裔学者彼得·布朗进一步系统化了这种观点，从而使“晚期古代”理论臻于完备。布朗认为，对于3世纪到8世纪的历史，传统的认识存在问题，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尤其是帝国的衰落。但实际上，这个时期还是一个变化和连续并存的时代。一方面，有些东西确实消失了，如西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另一方面，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与这个时代相联的令人惊异的新开端：我们深入其中，发现欧洲为何变成基督教，近东为何变成穆斯林；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新的抽象艺术的‘当代’特质已经极度敏感；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之辈的著作令我们惊奇；随着我们看到这么多——就像在聆听不熟悉的乐曲的序曲一样，一个敏感的欧洲已经在自己的文化上被视为最‘现代’的、有价值的”。“放眼晚期古代世界，我陷于对古代遗迹的惋惜沉思和对新增长的幸福欢呼之中。”(14)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和变革时期，是一个与古典文明不一样的历史时代。“晚期古代是欧洲文明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15)在《晚期古代：后古典世界研究指南》中，布朗等进一步提出，250年—800年是一个独立的时代，不是辉煌文化衰落的余晖，也不是未来辉煌的简短前奏，这个阶段持续了500多年，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16)。 布朗对传统的论题不感兴趣，尽管他不否认其重要性。他说：“一部都是皇帝和蛮族、士兵、地主和税吏的晚期古代世界史，与一部只记叙那个时代的寻求庇护的灵魂、僧侣、神秘主义者和令人敬仰的神学家的历史一样，呈现给人的都将是该时代特质的毫无色彩的不真实画面”(17)。他的兴趣点在于文化和社会，希望藉此展示历史的变化和转型，揭示晚期古代与古典文明不同的原因，双方不同在何处，这个时期的变化又是如何反过来决定西欧、东欧和近东的历史的。 在帝国的衰亡问题上，传统的视野集中在西部帝国，对于东部及其周围地区的关注较少。皮雷纳虽然注意到了穆斯林的兴起对欧洲历史产生的影响，但把它视为边缘的消极力量。布朗则有很大不同。一方面，他认为这个时期历史的中心舞台并不在西部，而是在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晚期古代在地域上以地中海为中心，涉及西部帝国、东部帝国和近东。作为一个整体，西部帝国的衰亡并非关键的部分，东部帝国和近东的变化才是新革命的阵地。另一方面，穆斯林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它由原来的边缘变为中心，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晚期古代理论虽然影响很大，但也有不足之处。其一，研究地域上重东偏西。虽然他们在理论上以地中海地区为研究对象，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基本集中在地中海东岸，于西部涉及甚少，甚至忽略了西部，有用东部的繁盛掩盖西部的衰落之嫌。其二，晚期古代强调宗教文化及社会方面的变化，致力于精神和思想研究，对于各种冲突、战争、世俗生活等基本不涉及，倾向于罗马与非罗马人的和平融合理论(18)。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中断说在过去的几年内又重新复兴，伯金斯和希斯是其中的代表。 在伯金斯等看来，过去几十年里面出现的关于罗马帝国转型理论、晚期古代理论、日耳曼人和平融入罗马文化中的说法虽然对于开阔研究视野等不无裨益(19)，但从根本上来说，存在方向性的错误。伯金斯说：“我认为当代流行的不加区分地对待所有的文化——以及把所有巨大变革（如罗马世界的结束）视为仅仅从一种制度“转型”到另一种同样有效制度的做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希斯认为：“在探讨诸如基督教和读写等这个时期的各种不同历史话题时，时下非常普遍的做法是认为罗马的陷落是偶然的或无关紧要的。在我看来，那简直是错误的”(20)。 伯金斯依据考古发现的新材料，重新阐释了罗马的灭亡问题。他认为，日耳曼人并非是罗马邀请来的。他们在罗马境内定居的过程中有融合，但更多的是战争和冲突，而且罗马人始终处在下风，并没有平等可言，不是和平“转型”(21)。西部帝国的灭亡是偶然原因，日耳曼人入侵带来的不仅仅是衰落。罗马西部的消失见证了恐怖和解体，一个复杂的文明被终结。“从罗马向后罗马时代的转变是从精深走向更加简单。”(22)因此，罗马的命运不是连续和平地从一个辉煌转变到另一个辉煌，而是无可置疑的文明的毁灭。希斯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角度，尤其是与蛮族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罗马帝国的奇怪死亡”。(23) 受学术研究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中断说在过去的几年里非常活跃，除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不断以各种文字出版外，还出现了一批专著。不过，中断说除了在考古材料方面有所增加外，其他的方面都没有实质性变化。在具体衰亡原因的解释上，也没有超出以往的范围。除了基本观点一致外，中断说的持有者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阵营。 二、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 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何在？这是学术界关注的又一个重要话题。当然，对否认衰亡的学者而言，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存在，但对于持中断说的学者来说却尤为重要。关于马帝国衰亡原因的说法非常多，1984年，德国学者A·德曼特出版了《罗马的陷落：后世对罗马帝国的判断》一书，列举了210种西方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观点(24)。在过去的近30年里，又有多少说法出来，恐怕很难有确切的统计。中国学术界对此也有所研究，但基本没有超出西方学者的视野(25)。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关于西罗马帝国衰亡原因的分析是多样化的。其中既有从内因外因角度的探讨，也有从学科分类角度的分析；既有必然性角度的分析，又有偶然性角度的梳理。即便同一视角的讨论，最终的结论也常常会有很大的差异。西部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如琼斯所言，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许多因素相互作用，无法挑出任何一个作为首要原因”(26)。大致说来，学术界对于西罗马帝国衰亡原因的讨论可以分为综合性理论和单主因性理论两类。综合理论比较强调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单主因说一般认为是某一方面的原因（主因）引起的，形成连锁反应。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归类只是为了方便叙述，并不一定准确。 综合性理论主要有自然说、偶然说、综合说、地理位置说、自杀说等。 吉本是自然衰败说的开创者。他在论述罗马衰亡的原因时说：“罗马的衰败可是过分雄伟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毁败的过程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不是罗马帝国怎么会毁灭了，倒是应该，它怎么竟会存在得如此长久”(27)。在吉本看来，罗马帝国的衰亡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遵循的是盛极必衰的规律。不过，在这一系列的原因中，他特别强调蛮族的入侵和基督教的胜利是西罗马灭亡的重要原因。蛮族的入侵毁坏了古代的文明，基督教则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28)。吉本对罗马帝国衰亡的观点既是对前代认识的总结，又奠定了后来的基础，尤其是关于蛮族入侵和基督教对罗马的灭亡负重要责任的说法。 伯瑞是偶然因素说的代表。伯瑞认为，罗马的灭亡是偶然因素引起的。“罗马权力在帝国这个部分的缓慢崩溃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没有任何一般的原因可以说明它是不可避免的。”(29)这些偶然因素包括：匈奴人涌入欧洲及引发的哥特人迁徙，皇帝个人决策失误导致失败、让哥特人以同盟者的身份定居在境内，西部皇帝霍诺留的昏庸等，这都与帝国的实力没有关系。“罗马在战争中离不开蛮族的帮助这个中心实事可以作为其灾难的原因，但这只是一个远不足以致命的弱点，没有上述一系列偶然的话，它还会继续下去。”(30) 罗斯托夫采夫是综合说的代表。他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政治、经济、社会的衰落，另一方面是思想文化和精神的衰落。西部政治上的蛮族化必然引起西部帝国的解体。社会经济上则逐渐退化到原始的“家庭经济”和原始状态。思想精神领域则表现为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城市文明的衰落。“衰落过程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大众逐渐吸收了受教育的阶级，以及由此引起的所有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生活功能的简单化，即我们所说的古代世界的蛮族化”(31)。西部帝国在内部的阶级斗争中走向灭亡。 巴恩斯提出了地理位置差异导致西部灭亡的理论。他认为，在巨大的危机中东部生存下来，而西部灭亡了，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东西不同的自然地理位置。东西的不同在于在多瑙河诸行省遭到连续不断的侵扰的时候，小亚没有遭到入侵，后者仍是东部的人力和资源的储备库，而西部缺少的正是这个。“西部帝国的悲剧恰恰在于它没有金钱同时维持一支陆军和海军雇佣军。”正是这种贫困使得它无法维持内政和军事体系的运作，后者则是古代文明延续生存的前提(32)。巴恩斯的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成(33)。 汤因比是自杀理论的重要代表。他认为，文明的衰落在本质上是自杀(34)。文明一旦丧失自决，就将死亡。精神道德的败坏导致创造性消失，进而危及文明。这就是希腊文明的特点。罗马文明属于希腊文明，在其帝国还没有出现之前已经注定了死亡。作为普世帝国的罗马帝国，实际是在文明崩溃后兴起的，并非繁荣，而是掩盖了秋天的小阳春，预示着冬天的开端。但有些学者认为，如果真是这样，与其说是自杀，不如说是“不可抗力”(35)。 对大多数研究而言，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不过，在实际的研究中，许多人还是侧重于寻找导致衰亡的主因。围绕着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乃至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代表性的观点。 学术界从政治和军事角度对帝国衰亡进行探讨的很多，涉及政治体制、政权组织及运作模式、王位继承、内部政治斗争、内乱、禁卫军专权、人民起义、公民权、军队、战争、内外关系等各方面。比较有影响的看法有： 第一，内在制度缺陷说。黑特兰认为内在政治制度的缺陷是主因，由于“民众意志”没有“得到清楚自由的连续表达”(36)。民众主权无法实现，致使各种恶行无法得到遏制，从而不可避免的导致灭亡。“任何非革命性改革措施的致命缺失是从罗马的衰亡中推出的一个合理原因。”(37)第二，蛮族入侵说。蛮族入侵说在吉本正式提出后，不断以各种形式被提出来，如法国史学家A.皮加尼奥尔的谋杀论。他认为“罗马文明并非自然死亡。它是被谋杀的”(38)。琼斯认为，虽然帝国内部有一些问题，但本身不足以导致衰亡，衰亡的原因主要在于蛮族不停的侵袭。有学者认为，蛮族入侵是西部帝国终结的结果而非原因(39)。第三，军事方面的原因。一是军队蛮族化导致士兵忠于将领而非政府，致使西部灭亡(40)；一是军事内乱说。罗马军队内部为了争夺帝国权力而发生连续不断的内战，后者削弱了军队和社会的力量，使得它很难抵御日益增长的罗马的敌人(41)。 从经济社会角度探讨罗马衰亡原因的论著非常多，从经济制度、结构、贸易、人口、技术、资源、财政税收、货币、市场、城市、乡村，到社会阶级、阶级关系、财富分配等，几乎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奴隶制衰亡说。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理论，认为西罗马的灭亡是由于奴隶制的危机造成的。苏联史学界根据斯大林的相关论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说法，重点突出阶级斗争，强调内部的奴隶革命在推翻罗马帝国政权中的作用，也注重蛮族入侵产生的合力(42)。中国学术界基本延续了这种内外结合的说法。第二，隶农制导致古典文化衰落说。韦斯特曼认为，“古典文化衰落的经济背景不在于奴隶制，而是罗马的隶农制。”自由民破产改变了古代社会的基础，“经济自由的消失，……最终削弱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43)。第三，技术低下说。沃尔班克认为，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帝国技术绝对水平的低下，这种现状导致了奴隶制，后者又反过来阻碍了技术的进步，从而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无法实现工业化(44)。第四，资源短缺说。一是土地肥力耗尽说(45)。二是人力资源短缺说。博克认为，“随着人力的衰落和贫困的不断加剧，罗马帝国西部无法抵御内部的解体和外部的入侵，慢慢地走向不可避免的解体。”(46)三是矿产资源不足说。这种观点认为，银矿产量减少导致货币减少，影响到经济，进而波及其他领域。第五，复杂社会能源不足说。坦特认为，帝国解体的最终原因是对社会复合体投资收益的不断降低(47)。第六，经济政策原因说。巴特勒认为，帝国中后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导致货币经济崩溃(48)。 物质因素角度的分析也较多，涉及灾害、环境、污染、种族等方面。第一，气候变化说。亨廷顿认为罗马的衰落在于气候的变化，是地中海世界4-6世纪降雨量的减少导致衰落(49)。第二，灾害论。麦克尼尔认为，罗马从165年左右开始就遭受了严重持久的瘟疫，在约20年时间里，天花和麻疹相继发难，使人口锐减一半。3世纪也经历了类似的瘟疫，导致政府和军事人力资源短缺，进而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局部衰退，最终扼杀了西部帝国(50)。第三，环境恶化说。这种观点认为，逐渐恶化的环境导致人口和经济衰退，从而引发帝国的衰亡(51)。第四，铅中毒说。该说认为，长期的铅中毒是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52)。但有些学者对此持有异议(53)。第五，种族混合理论。弗兰克提出罗马的灭亡是由于种族的混合，也就是罗马人的纯正血统被东部的奴隶和希腊人所破坏(54)。尼尔森也认为，各族的混合逐渐破坏了罗马的优良品质(55)。 此外，基督教、公民道德堕落、同性恋、拜物、奢侈腐化(56)等也在学者的关注范围之内。 三、罗马与蛮族的关系 罗马与蛮族的关系是帝国后期历史上的又一个重要议题，也是讨论西罗马的衰亡时无法绕开的问题。日耳曼人进入并定居罗马帝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却存在较大分歧。如：日耳曼人是以何种方式进入罗马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的？其结果如何？ 日耳曼人是以何种方式进入罗马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入侵说。这是最早出现的影响力最大的一种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日耳曼人是野蛮落后的民族，他们在罗马帝国后期迅速出现，消灭了西罗马帝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文明。入侵说的观点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将古典文化灭亡的主要原因归因于日耳曼人的入侵和破坏，日耳曼人则是文明的敌人和毁灭者。这种观点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在启蒙运动前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被法国的许多学者进一步阐发，广为流传，如布兰维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都在著作中持入侵毁灭的观点。吉本则把这种观念进一步传播开来。 第二种观点是征服说。这种观点认为，日耳曼人不是入侵者，而是征服者，他们的进入给垂死的西罗马帝国最后一击。日耳曼人征服了罗马，建立了新的制度，为帝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日耳曼人并非落后民族，他们具有自由的精神，共和的制度，有自己的社会组织。这种观点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是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认识的一种反动，近代以来，逐渐成为德国知识界的共识(57)。 第三种观点是迁徙说。入侵说和征服说是随着近代法德民族国家意识的发展逐渐出现的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两国争锋的体现。一般说来，以法国为首，拉丁文化系统的学者多持灾难性的入侵说；以德国为首，日耳曼文化系统的学者多持征服说。从18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学术界的一些学者试图在这两种观点之外，寻找新的表述模式，并提出了民族迁徙说。迁徙说在术语的使用上比较中性，逐渐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成为德语区和英语区学术界最常用的一个术语。 第四种观点是和平进入或收留说。该说的历史也比较悠久，其中法国学者A.杜宝和德国学者E.T.高普是早期的倡导者，美籍比利时裔学者格法特是最著名的代表。杜宝认为，日耳曼人并非征服者，他们是罗马的友军，和平进入罗马，不存在入侵之说。高普提出，日耳曼进入罗马并非以武力的形式，而是以和平的方式。他们作为帝国的士兵，被帝国收留下来。格法特认为，日耳曼人是以“和平顺畅”的方式进入罗马帝国的。罗马与日耳曼的权力转移并非暴力式的中断，并没有引起罗马人的反抗。对罗马人而言，这是一个帝国政府利用各种政治和军事手段安抚或收留的过程。日耳曼人在这些地区的定居似乎是在与罗马政府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随着日耳曼人逐渐在帝国境内定居下来，原来享有的对公地的税收及资产收益权也逐渐变成实际的控制权，随着政府机构的解体，征税者逐渐演变为统治者(58)。格法特的和平收留说得到了很多学者尤其是持转型说的学者的赞同。不过，转型说学者还进一步提出了融合说(59)，他们基本同意和平地进入，但又认为并非单纯的收留，而是双方融合的过程。 由于学术界在日耳曼人进入罗马的方式上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因此，在进入产生的后果方面也见仁见智。综合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毁坏或中断说。这种观点认为，日耳曼进入罗马毁灭了原来的罗马文明，后西罗马帝国时代的文明是日耳曼文明。日耳曼人成为统治阶级，原来的罗马人沦为被统治阶级。持这种观点的大多为入侵说和征服说（迁徙说）的学者。不过，双方在具体的表述上并不一样。入侵说一般认为罗马文明是先进的，日耳曼文明是落后的，是野蛮落后战胜了先进；而征服说则多认为罗马文明是腐朽衰败的，日耳曼人摧枯拉朽，建立的是带有自由精神的充满活力的新文明。 第二种观点是没有毁坏说。这种观点认为，日耳曼人的数量并不多，他们的到来并没有对原来的罗马文化产生多大的影响，罗马的文化在这之后仍然存在。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古朗士认为，日耳曼人没有毁灭罗马的文明，他们通过和平的方式渗透到帝国内部，没有奴役罗马人。皮雷纳是没有毁坏的主要代表。他认为，蛮族的入侵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罗马的文化在整体上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其活力仍然存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连续说者居多，对他们而言，罗马并没有灭亡，所以也不存在蛮族带来的灾难问题。 第三种观点是融合说或转型说。这种观点认为，后西罗马帝国时代西欧文明的发展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相互融合，在新的基础上转型为中世纪文明。融合说在具体的解释上，也不完全一致。有些学者认为日耳曼文化占主体；有些人认为罗马文化占主体；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双方相互的融合，日耳曼文明与罗马文明在冲撞中形成新的中世纪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发生了变化。从目前的研究情况而言，融合说或转型说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其中以转型说和晚期古代说的学者居多。不过，这些学者比较倾向罗马文化的主体作用。他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外来的日耳曼平稳地融入罗马文化。罗马文化则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转型，由古典的形态转变为中世纪文化。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欧洲形势的变化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欧美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尝试从新的角度重新对传统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使这个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第一，对“民族”的概念重新界定。近代以来，在民族的界定上，占主要地位的是原生理论(Primordialism)范式。这种范式认为，种族是自古以来的组织单位，单位成员具有相同的血缘。民族则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具有明确身份特征(Identity)和独特精神的共同体，不会因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其中语言是最主要的标志和体现。根据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民族观，日耳曼人就是自古存在的具有纯正血缘的民族，他们与罗马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狭隘的种族观逐渐被抛弃，新的民族理论出现。这种理论认为，种族的纽带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同血缘，而是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是变化的。 1960年代，奥地利学者R.温斯库斯利用苏联学者J.布鲁姆雷的种族生成概念，提出了种族生成理论(Ethnogenesis)，明确否定原生理论。他认为，生物体意义上的种族并不存在，种族是一个社会建构，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动因在于一个小的军事集团。从日耳曼民族的角度来说，这个小的军事或贵族集团利用所谓的“传统的硬核”，也就是声称拥有一个古老神圣的王族血统。他们以此为标准，建立组织并不断征召新人加入。只要是有作战能力的士兵都可以加入，并不需要相同的血缘。这样，这个多种族的军事群体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民族，甚至形成起源于一个共同祖先的信仰。这种共同起源的神话虽然并不真实，但却在种族生成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温斯库斯开创的研究民族迁徙时期的日耳曼民族的理论被称为“奥地利学派”，他的理论经沃尔弗拉姆、波尔、盖瑞等进一步发展，在欧美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0)。其中沃尔弗拉姆在1979年出版的《哥特人的历史》一书，对这个问题作了最详尽的阐述。他所提出的历史种族学（Historical Ethnography，亦译历史种族志）的研究法成为该派最典型的范例(61)。他认为，即便是在中世纪早期，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也是变化不定的。以血缘为核心的种族并不存在，而是一个以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共同体，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的。盖瑞则提出，族群身份是一个主观而非客观的范畴，是一个情境的建构，是在具体的政治、军事、宗教和地理情境中形成的，其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巨大。研究的重点应该在于族性(ethnicity)是在何种环境中形成的(62)；其建构的方式有多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非历史事件(63)。 种族生成理论虽然影响很大，但有也反对者(64)。格法特提出，古代日耳曼人的族群认同和种族生成理论都是不正确的。因为民族是一个新的事物，古代世界根本不存在一个日耳曼各族群都拥有的共同身份特性。日耳曼民族并非古代的产物，日耳曼是现代的产物(65)。 第二，关于“日耳曼”民族建构的分析。长期以来，学术界在研究中对于文献中的记载，尤其是关于日耳曼人的记载基本按照信史使用。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解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学术界逐渐对古代文献中的日耳曼的真实有效性提出质疑。这些研究大都认为，从文献的角度来说，日耳曼民族的概念并非他们自己的产物，而是罗马人创造出来的。日耳曼民族在这个过程中是罗马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出来的“他者”，是想象的产物。盖瑞认为，“日耳曼世界或许是罗马政治和军事天才最伟大最持久的创造”(66)。格法特则认为，“晚期古代根本没有日耳曼民族”(67)；中世纪以前不存在“日耳曼人”和“日耳曼”，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起源于北欧的日耳曼民族的观念是近代以来的建构。 第三，对民族迁徙的新界定。格法特对民族迁徙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他提出，学术界想当然的蛮族因压力有目的、有计划地向罗马帝国腹地进攻的说法并不成立，缺乏考古学上的确证。当时的各蛮族的规模有限，也不是一个整体，其迁徙并无明确指向性，也并非以罗马为对象。迁徙及定居过程中重要的是人和王朝，而非种族特性。其次，他认为，学术界把民族迁徙的历史视为日耳曼史、把蛮族等同于日耳曼人简单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日耳曼人起源于北欧的神话则是6世纪拜占庭宫廷政治的产物。 第四，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与解构。从过去几十年的相关研究来看，虽然学者们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在立意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尤其是德国一些学者宣扬的日耳曼种族的优越论，给德国和世界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二战以后，学术界就致力于从根源上对这些理论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从介于拉丁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中间地带如比利时和奥地利等国家的学者开始，他们对德国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反对民族的血统论，指出民族形成的复杂性及互相转化的事实。他们提出曾经是蛮族，并非永远是蛮族，曾经是罗马人，也不一定永远是罗马人的观点。这些观点得到包括德国在内的大多数学者的认可。“罗马世界的转型”项目就是希望藉此消除欧洲内部各种以种族为借口的仇恨与杀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格法特提出要把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笼罩中解放出来，使民族迁徙史远离“德意志民族主义”，甚至连“日耳曼人”、“日耳曼”等术语都要予以消解(68)。 四、余论 作为一个历史问题，罗马帝国的命运在不同的研究视野中呈现出不同的景象。通过这些不同的景象，一方面可以看到历史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历史学的一般特点。作为人的一种思维活动，历史研究既受到学科发展的制约，也受到学科之外诸因素的影响。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对罗马帝国衰亡问题的研究是与近代以来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相辅相成的。经历了从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转变和从叙事到分析的转变，由宏观到微观，由局部到整体，由上层到下层，在认识上经历了正、反、和的不断深入的过程。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出现，近代以来罗马帝国衰亡的一般范式也随即被解构、被重构，从而使这个问题的研究转向新视角。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体现出历史学内部不同分支学科的差异。这个问题不但关乎古代史的结束，还关系到中世纪的开端问题。文艺复兴以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划分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界限。这种断限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而且带有浓厚的价值色彩，直接影响到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一般定位。一般说来，古典学者大多倾向于断裂或终结，而在绝大多数研究中世纪早期历史的学者看来，连续或转型则更符合历史事实。随着研究的深入，罗马帝国与中世纪文化的关系也不断得到调整，研究的重心也由古典文化如何灭亡或消失，逐步转向中世纪文化是如何起源的，在研究的局面上也由古典学者的专利逐渐变成中世纪学者的特权。 从学科之外的因素来看，价值观念、时代发展、民族意识等也是非常清晰的。对欧美史学界而言，罗马帝国的衰亡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还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对推崇古典文化的人文主义者和以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而言，罗马的衰亡是不争的事实。而对浪漫主义者而言，则并非如此。在多元文化论者看来，则只有转变而无衰落。在衰亡原因的争论中，道德论者强调的是公民道德的沦丧，共和论者强调的是共和体制及公民自由的丧失，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奴隶制危机，市场经济论者归咎于自由经济的衰败，种族论者认为原因在于种族的退化，自然环境论者则放眼于客观环境。 罗马帝国的衰亡问题还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资本主义确立以前，社会关注的重心在道德、政治、军事等，研究的重点也以这些为主；资本主义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经济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关注的重心也发生转变；两次世界大战及殖民主义的解体则促成了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转变及对民族问题的新思考；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问题则催生了环境角度的研究。罗马帝国虽然不复存在，但罗马帝国的观念则一直没有消失，始终跃动在西方文化的脉搏中。除了直接继承了罗马遗产的拜占庭帝国之外，这个元素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如查理曼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沙皇时代的莫斯科、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大英帝国、二战后的美国等。在这些政权的发展历程中，罗马帝国都不同程度地被史学家们被作为参照系，用来反观或反思自己所处的社会。可以说，关于这个问题的每一种代表论著都是建立在强烈的现实关切基础之上的。例如，在美国发展的历史上，罗马帝国始终是一个理想的模板，二战后的美国也被比拟为昔日的罗马帝国。911以后，关于罗马帝国命运的讨论再度升温，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国会不会像罗马那样走向灭亡(69)。 民族意识也与该问题的讨论相始终。罗马与蛮族的关系曾经是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是法国德国争锋的重要战场(70)。围绕这个问题，长期存在着以拉丁语族为代表的“罗马派”和以日耳曼语族为代表的“日耳曼派”的争论。随殖民主义的解体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史学领域也以此为阵地，开始了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批判甚至解构。 史学研究的这些特点使得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呈现出很大的复杂性和开放性特征。罗马帝国的命运虽然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始终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也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答案并非简单的断或续所能涵盖的。在这个问题上，从共时性的角度看，是断裂和连续并存的；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则经历了不断的转型，在认识上不断深入(71)。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将随着学科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会有最终的结论。 注释： ①A. H. M. Jones, Book Review of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by F. W. Walbank,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parts 1 and 2, Vol. 38 (1948) , p. 150. ②［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8页。 ③［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第136-147页。 ④Alfons Dopsc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London, 1937, p.386. ⑤Alfons Dopsch,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Karolingerzeit, ed. 2, Weimar, 1921, Vol. II, p. 352. From: H. St. L. B. Moss, Revis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I.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Barbarian Invasi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7, No. 2. (May, 1937), p. 114. ⑥Henri Pirenn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New York,1939. p.284. ⑦Henri Pirenne, Medi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0, p. 27. ⑧Alfred F. Havighurst ed., The Pirenne Thesis: Analysis, Criticism, and Revision, 3[rd] editio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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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 , p. 9. (16)G.W. Bowersock, Peter Brown, Oleg Grabar, eds. , Late Antiquity: A Guide to the Postclassical World,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99, ix. (17)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 p. 9. (18)Bryan 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5, pp. 170-172. (19)Bryan 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pp. 169-183. (20)The Fall of Rome-An Author Dialogue, http://blog. oup. com/2005/12/the_fall_of_rom/. （2010年8月17日下载） (21)Bryan 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p. 87. (22)Bryan 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p. 179. (23)Peter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of Rome and the Barbari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2006, xii. (24)伯金斯在著作里全文列举了这210种理论。参见：Bryan 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p.32. (25)关于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请参见李长林先生的相关研究及综述。李长林：《采蜜集：李长林史学文存》，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16-242页。 (26)A. H. M. Jones, Book Review of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by F. W. Walbank,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parts 1 and 2,Vol. 38(1948) , p. 150. (27)［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第138-139页。 (28)［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第233-370页；（下册），第136-147页；第690-707页。 (29)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Dover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23, p. 311. (30)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 313. (31)Michael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Clarendon Press, London, 1959, Vol. I, p. 541. (32)Norman H. Baynes,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Power in Western Europe. Some Modern Explanations,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33, Parts 1 and2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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