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标题】Overview of Cross-cult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作者简介】刘阳，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传播学博士。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分析了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总结出2000年以来该研究领域的特点：理论研究意识增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多、学术环境更为宽松等。同时指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研究总量偏少，议题分布失衡，研究方法单一，缺乏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亟需构建本土化跨文化传播教学模式等。 【关 键 词】跨文化传播/研究/本土化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破时空、国界的藩篱，促成了人类文明各个区域的相互交流、沟通与传播。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国际学坛的显学，而在中国，这门年轻而又充满前景的学科却处于始温期，在研究视点、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上虽有诸多突破，但总体而言，仍有不少缺憾。本文以跨文化传播研究历史的纵向发展为经，以现阶段研究内容为纬，勾勒出该学科在中国沿革的大致图景，并对其中潜在的问题予以理论分析和现实观照。 一、跨文化传播研究历史的梳理 1955年，霍尔在《举止人类学》中提出跨文化研究的范式，其《无声的语言》被视为是跨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20世纪60年代美国已有5所大学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70年代不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专业期刊、课程和组织相继涌现，大量的相关教材也陆续出版，学术研讨会层出不穷。时至今日，跨文化传播学在北美、欧洲已成为一门种类齐全、规范严谨的学科，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由外语学界引入国内。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基本上以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相关论著为主，自90年代起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步入平稳发展的轨道，一般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① 第一阶段：借鉴和初创期（1990年—1995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外来理论成果的借鉴和归纳研究，如高一虹的《“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刘燕南的《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分析与因应探讨》等。此外，还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国内学者的理论专著，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王志章的《对外文化传播学引论》等。但总体而言，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其交际、应用的工具属性上，尚未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看待。 第二阶段：提升和拓展期（1996年—1999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外学术交流愈加频繁，一些大型国际跨文化传播会议在中国召开，② 学术交流不仅增强了各国学术界的对话、融通，也拓展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议题，使之从偏重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转向一些交叉学科的探讨，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如跨文化新闻传播、跨文化影视传播、跨文化广告等。 第三阶段：高潮和深化期（2000年至今）。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掀起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特别是围绕着入世、北京奥运会、神七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大事件，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较之前有了量的增加和质的飞跃。具体来看，研究议题突破了早期语言交际、文化交流的范畴，拓展到国际传播、跨国技术传播、新媒体研究和跨文化管理等新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再是定性研究一统天下，出现了部分以定量研究为主的论文。难能可贵的是，跨文化传播研究已经涉及理论问题和宏观层面的问题，且尤为注重史料的梳理，表露出了较为明显的学科建构意识。同时，国内的高校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专业课程与研究机构。 二、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述评 由于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第三阶段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作用，故考察2000年以来的相关研究实际，并择其亮点予以述评。 1、理论研究意识增强 （1）跨文化传播的史料梳理。作为学科建构的研究对象来说，需要治史、立论、取实相融合。起步较晚的跨文化传播学在治史方面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已有的史料梳理中有相当部分混同于新闻学范畴，或将传统文化纳入研究视野，但仅局限于运用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与视角观照中国古代的文化仪式、文化现象及其意义生成。③ 而绝非跨文化传播史的梳理。 但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出现了史料考据、考证的新趋势。④ 尽管这种史料梳理还不够全面，在对象选取上也有一定的局限（如多拘囿于报刊等大众媒介，而不见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艺术传播等分支研究），且研究总量在跨文化传播各议题中只占极小部分，但从学科建构的必要性上来看，还是值得肯定并应大力提倡。 （2）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深化。理论研究的匮乏与肤浅一直是制约跨文化传播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大掣肘。已有的一些论著因研究者的学科背景而拘囿于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技巧，或是就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专业术语解释，并将之片面地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2000年以来的研究突破此窠臼，来自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维度阐述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研究语境和研究方法等，从单一引进西方理论转而思索跨文化传播自身的文化特性，并结合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等深刻背景与中国当下的文化实际，质询、探索并试图建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框架。 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学应该如何建构，国内的研究者持不同看法，这突出地表现在学界关于跨文化传播本体属性的论争上。一方认为，应该在肯定西方政治文明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引进他国的先进理论和成功经验，但同时更应看到自身不足，弘扬传统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竞合中发展壮大颇具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学；⑤ 另一方则认为，建构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就要识破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文化殖民主义属性，采取人类学、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相结合的方法，以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为己任。⑥ 这场学术领域的讨论，虽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却说明建构本土化跨文化传播学科已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 2、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1）国际传播研究激增。比较而言，该领域的论著无论是在关注点、研究取向，还是研究路径等方面都比其他跨文化传播研究议题更为宽泛多样。具体来看，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大众传播的国际比较研究”、“国际新闻报道／传媒制品研究”、“国际／对外／跨文化传播的策略和技巧”等。其中不少文章涉及到国家形象、国际政治、文化误读、文化冲突与互动、情感构建等问题。⑦ 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呈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议题只占少数，而中观层面的实践论文却为数甚多。宏观层面上，既有从文化传统、自我意识和集体情感记忆等哲学高度思考国家间的结构冲突，⑧ 也有运用辩证法原理探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共生共长而又二律悖反的文化理念；⑨ 中观层面的论著则大多结合全球化背景，从描述性层面探讨国家、企业或大众传媒集团的跨国／跨文化传播的谋略、技巧和效果，或是进行中外对比，而实务类外宣性质的微观研究论著不多见。不可忽视的是，国内学界对国际传播活动中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关注不够，对于国际传播中涉及的技术和资本、语言和文化等要素的研究也不够，现有的成果大都仅停留在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中，缺乏对媒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及其之间互动关系的关注。⑩ （2）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研究者从华人华侨的生活环境、地缘政治、文化制度等角度，对于海外华文传媒业的发展历史、传播特点、文化传承及政治参与等积极作用方面深入论述(11)，但大多是探讨海外华文传媒的国际化模式、市场运营理念、资源整合及生存之道、管理创新及新媒体融合等问题。多数研究具有实践意义，但因缺乏学理深度和宏观层面的理论架构，而显得格局狭促，气象短浅。笔者以为，研究海外华文传媒，须将其置于中外文化冲突融合的焦点之上，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冷静反思中外文化的异同，在双向互动中追求跨文化传播的理想境界，这才是研究工作应有的题中之义。 （3）跨区域传播现象研究。一直以来，国内学界存在研究误区，以为只有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传播才能称之为跨文化传播，忽略了国内跨区域之间、同区域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其实也属于跨文化传播。在国内，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对等而导致传媒生态失衡，已有研究者从经济区位、市场作用、政策调节等方面深入论述其中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12) 而更多的研究者则是从报业新闻视角出发，采取量化研究方法，以媒介为框架从日报普及程度、报纸信息容量、报业经济实力等三方面分析中国西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报业发展差距(13)，或采用内容分析法反观东部地区媒介如何生产、呈现、建构西部图像，以此考量东西部媒介之间的误读、重构与互动。(14) 或许是因为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所限，或者是因为没能摆脱以新闻学研究为主的框架建构，跨区域传播现象研究这一议题始终是在大众传媒的图景中予以呈现。因此，该议题在研究广度、深度上尚有待进一步拓宽。 （4）新媒体研究异军突起。这一议题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较其他议题要高，研究对象涉及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扩散现状与前景、中美博客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方面的比较以及青少年与动漫产业传受状况之间的关系等多个领域。其中，如何处理网络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研究的重点所在。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是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于一体的一种全新媒介，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同样会体现在网络传播中。因此，网络时代的跨文化传播不仅要考虑国家与民族的差异，还要考虑到对亚文化群体的特定影响。(15) 有的研究者则提出，为了应对计算机网络技术迅速发展而伴生的文化安全问题，我国应建立一批以网络媒体为主的大型跨媒体集团，扶植一些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网站，使网络成为中国对内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宣传国家主流思想意识，对外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我国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渠道。(16)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以新媒体研究为背景的有关跨文化管理和跨文化营销等实用议题研究近年来也大量增加。 （5）中外传播学教育议题。由于欧美等国的传播学教育比较成熟，因此，中国研究者研究的主要对象大多以美国、英国等传媒强国为主，内容涵盖中美传播学与公共关系学之比较、中美新闻专业课程设置研究、中美高校传媒专业教学理念比较研究、中美新闻教育培养目标之比较以及英、美等国传播学高等教育现状评析等，由于主要以新闻学教育为主的研究方向且过于单一，缺乏跨文化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分支学科的补充，这不能不说是缺憾。 3、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多，学术环境更为宽松 在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不仅国内的大陆、香港、台湾以多种形式展开交流、互访和研讨，如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台湾、香港等地的院校和研究所互派学生、合作研究，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 而且与英国、美国等传播学界直接建立合作研究关系。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东南亚等国的著名新闻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不但对方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中方院校也多次在法国、英国、美国、韩国、新西兰等国家举办学者专场学术报告会，实现了中外学者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高层次对话，对推进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问题与反思 回顾我国十几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 1、研究总量偏少 虽然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00年后进入高潮，涌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与同期新闻传播研究相比仍然为数甚少。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和宏观研究的论文主要分布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3家纯学术期刊上，一些中观分析和实务类研究成果则散见于各期刊，且所占份额极少。至于跨文化传播学专著，在每年出版面世的传播学论著海洋中也只是沧海一粟。换言之，研究跨文化传播在当下的中国传播学界并非主流。 2、议题分布失衡 现有的研究议题不仅丰富并完善了跨文化传播的内涵与外延，也反映了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深化与拓展。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此类研究大多数还是以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为主，其中实用性研究占据了大半数。而就研究成果来看，虽能发现问题所在，但尚停留在微观分析的层面，缺乏进一步提炼新说、概括模式的能力。 3、研究方法单一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定性研究仍是目前国内跨文化传播的主要方法，而且基本研究范式是：“阅读一些中外相关著述，提出某个观点或理论加一些论据加结论。因而，著述中通论式的多，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17) 一些论著主观臆断多于客观分析，文献研究多于调查取证，并没有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概念、视角和预设出发去深究其学理内涵。 4、缺乏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 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学科，需要整合、归纳并化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近20年来，许多国家与地区尚未形成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理论，而以北美为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被当作是普适性的原则而不加质疑地广泛应用，缺乏具体文化的检验与调适。作为文化大国，中国理应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较量的语境下，构建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应在实现东西方文化对话与文化合作的基础上，提炼富于中国本土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构设、预想并进行科学演绎与论证，这才是当前学科建构的当务之急和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 5、亟需构建本土化跨文化传播教学模式 体察我国传播学教育现状，可以发现基本都以欧美模式为蓝本。这一方面是因为鲜有东方理论和东方模式可供教育者使用，另外也是因为大部分东方学者接受的是西方式传播学教育，研读的是西方学术体系中衍生的论著，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教学、科研中引进、应用和模仿习得的理论、方式和方法。为了更好地推进跨文化传播本土化，在人才培养模式和传播知识体系上进行积极探索，应当说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美国霍华德大学约翰逊传播学院的实践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这所学院致力于教育和培训合格的非裔美国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从事传播事业，他们根据自己的教育目的和教学计划自编教材，注重培养非裔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这对于国内大专院校在传播学教学中教材西化、本土特色模糊甚至缺失的状况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警醒。(18) 至于国内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本土化教学思路及产、学、研相结合等方面的问题也应当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毕竟这也是跨文化传播的职能之一。 注释： ① 罗以澄、司景新在《中国大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04）一文中提出这种划分，关世杰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2006）中也认可并引用这种划分法。 ② 如1996年北京大学与美国肯特州立大学举办的“交际与文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研讨会、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翻译研究和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1998年首届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1999年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等。 ③ 如郑学檬主编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系列中，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李国正的《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郑学檬的《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初编》等。 ④ 如方汉奇的《〈清史·报刊表〉中的海外华文报刊》、黄瑚的《新发现的欧洲第一份华文报刊〈飞龙报篇〉考》、阳美燕的《英商在汉口创办的〈字林汉报〉（1893）——外人在华内地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日报》、陈冠兰的《近代中国的租界与新闻传播》等。 ⑤ 童兵：《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新闻大学》2004年第3期。 ⑥ 姜飞：《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⑦ 张咏华：《试析2005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现代传播》2006年第4期。 ⑧ 罗以澄、司景新：《对中日传媒关于两国报道的文化思考》，《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⑨ 欧阳宏生、梁英：《混合与重构：媒介文化的“球土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 ⑩ 周亭：《大陆国际传播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 (11) 彭伟步：《海外华文传媒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 吴信训：《中国东西传媒经济的失衡及其对策》，《新闻记者》2004年第1期。 (13) 赵星耀：《是“适度差距”而非“严重失衡”——论中国西北地区与东部报业发展差距》，《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2期。 (14) 路鹏程：《东部媒介中的西部图像——上海报纸西部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5) 彭兰：《网络与跨文化传播初探》，《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 (16) 张骥、齐长安：《网络时代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冲击与对策》，《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 (17) 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 (18) 刘阳：《基于本土化之上的东西方对话——评〈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新闻大学》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