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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取得了辉煌成就：GDP平均以9%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实属罕见，国际社会影响力不断攀升，世人瞩目，以致国外新闻媒体用“中国奇迹”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的成绩。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大国发展的道路或模式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些学者开始从理论层面思考中国发展的模式或道路，并用“中国模式”的概念来解释与总结中国成功的经验。“中国模式”亦再度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讨论和热议的话题，尤其是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顺利举办、201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更加彰显了“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同时面对2011年苏共亡党20周年之际，学者们对当时苏东改革“转型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各国依据“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从西方经济学的本本出发，根本不考虑本国的具体国情，认为只有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才能有效率，企图通过“全盘西化”的道路在一夜之间向市场经济转变。实施“休克疗法”的结果造成了生产持续下降、失业急剧增加、通货持续膨胀、社会不断动荡，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是符合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发展模式，并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显著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 “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立足中国国情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其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模式，更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等领域的、综合的、全面的、整体的概念；“中国模式”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模式。 一、“中国模式”的提出 “中国模式”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讨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对“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全球化的一种防御性论争。2002年在杭州举行的一场“中国道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于2003年出版会议论文集——《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标志着“中国模式”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发表了“北京共识”后，中国模式日益受到关注。 (一)“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 “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首先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在《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中提出的。俞可平等国内学者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中国人民大学秦宣认为，在1980年，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等人曾在季刊《现代经济》中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崇温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模式”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就提出‘中国的模式’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秦宣从社会发展层面的角度提出，“模式”往往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所以“从社会发展意义上说，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任何疑义”。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和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均不赞成直接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因为模式“一词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 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就以“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将伴随有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为由，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实在性。 英国学者里奥·霍恩2008年7月2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一文，说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什么“模式”，“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反而掩盖了中国经验中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会。 2009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又以中国与东南亚四小虎的成功“有相似之处”为由，说它应“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而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2010年5月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一文，声称“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种模式”。他认为：“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是用科学的客观的方法，还是用审美的方法？“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就变得不可避免”，“很显然，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俞可平认为：“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争论‘中国模式’的概念或名称，重要的是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要素、特征，分析这一模式的得失之道，尤其是记住我们从这种发展模式中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2008年年底，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了“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其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国模式”：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对“中国模式”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各方面都有讨论。随后，对“中国模式”研究及对中国发展中的独特特征的讨论逐步深入。 (二)“中国模式”的系统研究 西方金融危机以来，面对西方经济哀鸿一片、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可以用不同于美国“华盛顿共识”的方式，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他们更好。学者们注重“中国模式”的系统研究，尤其法国等欧洲国家，特别热衷于讨论“中国模式”，并宣扬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对抗“华盛顿共识”。 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从历史、文化、地理、政体、革命历程等多个角度论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认为将会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美国MIT的Edward Steifield于2010年出版了一本书，中文译名是《中国的逻辑》，他提出中国实施“制度外包”，把西方的制度和做法学过来，实际上“中国模式”是按照美国的发展模式在发展。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Steinfield的《中国的逻辑》，是国外学者系统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献，相比较于其他论文结集而成的书，这两本专著的分析框架相对完整。而另一位美国学者Stefan Halper也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表明了作者对中国模式的立场：《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二十一世纪》。 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一书中，以其独特观察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含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以全球视野比较研究“中国经验”，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写下专著，该书是“中国模式”论最坚实有力的理论著作，从这本书中读出了“不要轻易否认自己的模式”的结论。而潘维在《“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的开篇长文提出了一个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解释中国模式的综合体系，他名之曰“鲲鹕模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在《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中提出：应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轨迹看“中国模式”，从经济角度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透彻的归纳与总结。 二、“中国模式”的特征 坚持使用中国模式的国内外学者们对其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国内学者总结的“中国模式”特征 1.四特征说 秦宣认为中国模式有四个特点：第一，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一条发展道路；第二，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全球化视野下的独立自主发展之路；第三，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第四，是一条渐进发展之路。尹倩认为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经济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第二，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稳步推进政治发展；第三，文化上，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四，外交上，走和平发展之路。 2.强国家一弱社会说 萧功秦认为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上说，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强势的执政党保留着强势的执政资源，社会领域中的个人、地方与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拥有适当的竞争的自主性，社会自主发育受到国家的有力督导与管控。在政治社会学上，称为“后全能主义型的威权发展模式”。 3.四民主义说 陈红太认为中国模式的经验特征可概括为“四民主义”。所谓“四民主义”就是“民营经济”、“民权政治”、“民生文化”、“民主社会”。这“四民”不仅是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快速发展的主要活力和动力源泉，也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并不断走向更加辉煌的决定性要素。 4.五经验说 陈平认为中国之道有五条经验：第一是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东欧的全面私有化；第二是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远超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第三是政府和企业认为，市场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第四是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第五是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 5.五特征说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刘宝三总结了“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是方向正确，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二是目标明确，始终着眼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三是基点准确，立足于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四是步伐稳妥，实行渐进式改革与发展，逐步推进；五是视野开阔，大胆借鉴和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决不封闭自守。 6.二板块说 汪玉凯认为中国模式是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三者的综合。就经济模式来说主要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国有经济在国家所有制中起主导作用，体现在控制力上；政治模式归纳为“执政党主导下的国家治理模式”——公共治理模式、民族政治模式和多党协商政治制度；社会模式上城乡二元结构分治，强政府弱社会。 7.四板块说 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板块中。在经济建设上体现为“四主型制度”：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产权制度，多种生产要素分配制度，多结构市场制度及全方位开放制度；政治上“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文化建设上体现“一个体系、两个主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两主体格局；社会建设上体现“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健全各方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立政府社会联控联防机制。 8.八特征说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独特的地方可归纳有八大特点：第一，它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比较有效的政府，能够制定一种比较长期的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长远战略和政策且有能力把它付诸实践；第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第三，集中精力关注民生；第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第五，渐进改革；第六，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第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第八，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把中国模式描绘为“最不坏的模式”。 9.多角度说 俞可平从多角度来概括“中国模式”，从基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方面来看，“中国模式”的要素是：在所有制方面，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在政治上，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并存；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引导下的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从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看，“中国模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从改革和发展的策略看，“中国模式”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 10.名副其实说 什么才是中国自己的道路、名副其实的中国模式？林春认为：首先，中国模式以人民的意志为基准；其次，中国模式以民众的需要和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以利润为生产的目的和经济增长的目标；再次，中国模式意味着彻底摆脱发展中的陷阱，拒绝向老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及消费主义看齐；最后，中国模式的现阶段表达是小康社会。 (二)国外学者视阈中的中国模式特征 1.七特征说 海贝勒认为中国发展有七个特征：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已进入“适应阶段”；二是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三是中国是发展主义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四是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显著特色；五是中央领导层和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六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具有越来越多的对内职能；七是中国正在迈向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 2.六特点说 安德烈阿尼认为“中国模式”有以下特点：一是国有部门具有重要地位；二是股份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仍然受到国家监督；三是农村特殊的社会主义面貌；四是中国经济仍然主要是负债经济；五是计划尚未消失；六是基础公共事业有待完善。 3.三定理说 雷默的“中国模式”三定理指出：一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二是以可持续性和平等性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三是自主理论，即“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超级大国”。 4.两维度说 学者科尔奈、安德纳斯·伊诺泰、科勒德克等中东欧学者主要从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对“中国模式”展开研究，一方面他们肯定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不论他们对中国式民主是否赞成，但普遍认为中国的民主模式适合中国国情，同时认为不平等是“中国模式”进一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中国模式的实质与内涵 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刘同舫认为，中国模式其实质内涵，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现实性运用，是基本原理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个建设”的提出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现实化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是对中国模式的最全面概括。 李伟认为“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是独立自主、以人为本、改革创新与和谐共赢。独立自主的发展实质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益，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改革创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共赢，就是走和平共赢的崛起之路。 杨光伟认为，中国特色经济模式中，既有社会主义因素，也允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中国经济并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中国特色政治模式是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现代化强国而走出来的道路；集权为民是其显著特点；当代中国“民本”政治模式中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上不可替代的先进性等。中国特色文化模式是坚持“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 刘玉认为中国模式从本质上解决发展为什么、为谁发展、如何发展等主要问题。“发展为什么”是发展模式的首要问题，追求科学发展，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文化繁荣以及社会的全面和谐；“为谁发展”是发展模式的核心问题，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发展的目的是为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如何发展”是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强调发展的实现问题。 李彬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本国实际、把握国际形势，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成功经验的抽象和升华。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优秀成果，是理论与实践的产物。具有五个特性：理论性、实践性、系统性、开放性和独特性。 詹宏伟认为“中国模式”的内涵，应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具体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中国的经济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中国的政治模式实质上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的社会模式实质上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的文化模式是一个“包容型”的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有效融合。 上述对中国模式所作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目前世界热议的中国模式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当代实现形式。中国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中国个性，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四、“中国模式”的时代价值 邹东涛认为中国成功的最基本经验有三点：一是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党领导下的权威政府；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三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高度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一是中国经济的惊人增长与“中国模式”不可分离；二是中国的成功是实施整个公共政策的结果；三是中国模式似乎已经渡过危险阶段，具有较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 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有六个独到之处：一是正确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关系；二是非常务实的指导方针；三是实事求是的制度创新；四是推行渐进改革；五是改革顺序是先易后难；六是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李伟认为“中国模式”为经济落后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和范式：把发展经济放在最优先的战略地位，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在各种文明的相互激荡中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时强调“中国模式”不应被简单复制和过度吹捧。 胡鞍钢认为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优势：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陶文昭认为中国模式作为一个多方面的集合体，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借鉴意义：一些发展中国家看重中国高速发展的经验；一些转型国家看重中国有效转型的经验；一些大国看重中国和平崛起的经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中国模式的启发。 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所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一是中国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全人类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命运；二是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从单极向多极发展；三是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四是中国模式影响着全球治理；五是中国模式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李刚和王再文认为“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其价值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应对危机的实践方面。国有化或变相国有化已成为西方国家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手段之一。二是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和修正。随着“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模式”所承载的价值也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他们开始审视“美国模式”、“欧洲模式”，以期进行完善和修补。 张树华认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在于：中国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单一的“西化——民主化——私有化——自由化”的政治框架，有效地吸纳了经济转型和社会调整的张力，有效地防范了一些国家出现的民族分裂和地区分离势力，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国的政治发展理念更加成熟，发展步伐更加稳健，发展视野更加宽广，发展前景更加美好。 五、“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第一，“四隐忧”。庄俊举认为中国目前存在诸多隐忧：一是当前经济发展是高消耗、低产出；二是整体环境不容乐观；三是金融风险；四是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在加大。 第二，“改革不足”。张维为指出“中国模式”还衍生出不少严峻问题，例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 第三，“四大弱点”。托尼·安德烈阿尼认为：一是能源和一些原材料不足；二是银行体制不健全；三是耕地面积有限；四是受到国内矛盾和环境问题威胁。 第四，“高代价”。中央党校邱耕田认为中国高代价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成本的高投入；二是消极后果的严重化。中国高代价的增长模式导致中国“资源威胁论”。 第五，“多重危机”。清华大学教授汪曙光指出，当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特征是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承受，表现为沉重的人口基数与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传统与现代、经济与道德、公平与效率、贫富分化与对立、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分裂等现实矛盾与冲突的共时展现，而且这些危机相互关联、影响、叠加。 第六，“五大瓶颈”。常修泽认为“中国模式”面临以下问题：一是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首要“瓶颈”；二是金融领域的“基因”滋生金融市场风险；三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社会矛盾；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资本化问题不容忽视；五是未来还面临若干不确定性。 第七，“五种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学者概括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经济发展质量问题；二是生态环境问题；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四是社会问题；五是国际安全问题和国际挑战。 第八，三板块推进。汪玉凯认为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从政治模式来看，更为突出：一是在处理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如何防止国家体制的倾斜；二是在多元文化趋势下，如何防止国家治理中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倾向；三是在权力结构还没有充分分化的状态下，如何实现权力制衡；从社会模式来看，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和社会组织力量的壮大，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第九，降低三大社会成本。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缺陷是高速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二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巨大生态代价；三是中国模式的巨额行政成本。 上述内容是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的概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些曾经认为西方经济体系完美无缺的国内外学者对于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称赞并仿效的中国模式表现出浓厚兴趣。然而其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内涵、独特性、面临的挑战及世界性的深远影响等的解读，因立场、视角和心态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别。很多西方学者仅仅从经济方面进行研究，而对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避而不谈或者有意忽略；国内学者对于中国模式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很多认为应该谨慎对待中国模式，因为其仍存在很多缺陷，且有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之嫌。实际上，中国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符合当代中国国情之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然它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相信学者们一定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时代价值、发展趋势、理论成果进行研究。 【作者简介】赵志勋，平顶山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讲师，河南平顶山4670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