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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Wisdom Literature on H.D.Thoreau 【作者简介】琳达·布朗·霍尔特，［美］ 琳达·布朗·霍尔特，托马斯·爱迪生州立学院，美国 特伦顿 08608－1176 琳达·布朗·霍尔特（Linda Brown Holt，1958—），生于美国新泽西州麦西县，于美国杜尔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托马斯·爱迪生州立学院研究生院导师。其学术兴趣包括比较宗教文然、世界生态精神性及亨利·戴维·梭罗著作研究。代表性著作为《从〈薄珈梵歌〉看梅斯特·艾克哈特》。 【内容提要】 有充分的文献材料显示，19世纪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曾一度地热衷于印度古典智慧文献。然而，作为一名自然主义者及环境保护论者，他早期乃至终身都痴迷于中国哲学的事实却鲜为人知。19世纪30年代，在波士顿可以找到中国古典文献的法译本。梭罗就读于哈佛大学时曾热切地阅读了那些法译本。从哈佛毕业后，他仍孜孜不倦地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并对孔孟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引用此类文献，并将它们从法文译为英文发表在文学杂志《日晷》上。19世纪早期就有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涌进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众多图书信，法国汉学家J.P.A.雷慕萨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文献的书，这些书当时在有教养的美国人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此外，让－皮埃尔·纪尧姆·鲍狄埃所翻译的大量法译本也在美国广为流传。在梭罗隐居于瓦尔登湖畔之前，他已经有充足的时间去阅读和汲取中国文献的精华。事实上，他的著作大量引用了中国文献。在热衷于鲍狄埃著作的同时，梭罗还大量吸收了流传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东方文献的其他版本，包括大卫·科利翻译的《四书》以及乔舒亚·马什曼译著的《孔子的著作》。通过这些研究，这篇论文进一步阐述了这段历史，揭示了中国古代理想、尤其是那些关于自然的思想对于梭罗这位作家和伟人的影响。 【关 键 词】梭罗/孔子/超验主义/美国文学 一、引言 梭罗曾在其杰作《瓦尔登湖》中写道：“简单化！简单化！”但梭罗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许多读者都注意到梭罗其人及其思想的复杂性和易变性。一方面他对废奴主义条例表示强烈地支持，另一方面又对美国独立战争前夕的总统选举假装漠不关心。一方面他为保护荒野而大声疾呼，另一方面，他与一位朋友却又愚蠢地让一场大火意外烧毁了100英亩的土地。他是一个粗野的爱顶牛的人，对于别人所肯定的事情总是持相反意见；他被污蔑为一个反社会的人，但孩子们喜欢他。一个孩子在成为著名小说家后，仍亲切地称赞他为山林的精灵——潘神。他的一些邻居认为他是一个浪子、一文不值，但他在极其有限的生命征程中努力工作，做过测量员，教师，商人，甚至职业作家。相关记录显示，他定期为父母的农庄支付费用，在其父去世后，他成了农庄主以及家庭铅笔制造业的执行总裁。 尽管梭罗居住在瓦尔登湖畔期间被人们视为隐士，但他还是很喜欢社交，并经常走访家人和朋友。虽然他拥有著名大学的学位，但他宁愿花几个小时同工人、农民及印第安人真诚地交流，而不是端坐在豪华的客厅里与那些着装华丽的花花公子、头脑空虚的巴结权贵者及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交谈。 梭罗有时被认为是一个粗野之人，但他既不愤世嫉俗，也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个乡巴佬。事实上，他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上最富同情心、最有教养、最博学多才的人之一。他的家乡只有极少数人上过大学，梭罗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正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这位年轻的学者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自然科学及哲学著作，那时，美国公共读者刚刚开始能够接触到这些著作。随着世界文献的新译本及原文从欧洲涌入到波士顿港口，哈佛大学的师生成为美国人中最早一批接触卡莱尔、歌德及斯塔尔夫人的人。 但是大量涌入的文献并不局限于欧洲天才人物的作品。19世纪20、30年代，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东方文本第一次大规模广泛流传到波士顿。首次进入到美国文学界的文本包括印度神圣经文《吠陀经》、《薄伽梵歌》以及《法典》、《佛经》、索罗亚斯德教和波斯文本，还有大量的中国古典著作。一些知识分子领袖如伊丽莎白·帕尔默·皮博迪、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阿莫斯·布朗森·奥尔科特、莎拉·布拉德福德·里普利等，都汲取了这些作品的精髓。这些生动的作品拓展了19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狭隘的加尔文主义世界，向许多西方读者提供了此前他们所不知的其他哲学及古代智慧。后来的学术界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些翻译和解释的学术水平提出质疑，但其总体影响却是西方世界自《马可·波罗行记》后最真实、最直接的。 19世纪30年代中期，梭罗与不久后成为他导师和朋友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一同沉浸在“东方圣书”的著作中。这些著作逐渐为人所知，它们大部分被翻译为法语和拉丁语，而这两人均精通这两种语言。（事实上，19世纪上半叶欧美高等教育的模式包括严格的法语、拉丁语及希腊语的学习，通常也会有德语及意大利语的学习） 已经有大量论述讨论过印度经文对梭罗的影响。而事实上，他自己也曾坦言，在其两年的瓦尔登湖畔实验生活中，一本《薄伽梵歌》一直伴随着他。尽管梭罗在其生前出版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及《瓦尔登湖》两本书中均引用了中国先哲的思想及文字，尽管在《日晷》（1843年10月号）这份影响很大的超验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他一系列有关“四书”的摘录，但是，中国古典智慧文献对梭罗的影响却很少被学术界注意。 本文将表明：与学术界以前的看法不同，梭罗更深地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反复出现在《孔子》、《孟子》、《老子》及《庄子》中圣人理想的影响。我们首先应该认真考察中国作品的各种译本在200年前是如何进入欧洲及美国的图书馆的，考察这些译本在梭罗青年时期是如何影响波士顿知识界的。 二、中国著作向欧洲语言的翻译 本文中引用的中国著作包括：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五经，即《易经》、《诗经》、《礼记》、《尚书》、《春秋》；以及道家经典《道德经》和《庄子》。 毫不奇怪，最早将中国古典文献和智慧文本翻译成欧洲语言的是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1591年，第一个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传教士迈克尔·鲁杰里神父，翻译了儒学四书之一的《大学》。根据兰德贝克的记载，该书1593年在罗马由安东尼奥·叵西维讷的西里可达图书馆出版发行。① 在中国，鲁杰里神父的继任者利玛窦神父，将整部《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字，但这些并未得到出版，仅保留了其手稿。② 直至近100年后，拉丁文的儒家经典著作才得以出版。被称为“把中国引进欧洲”的菲利普·柏应理神父（1623—1693），是第一本完整的、已出版的、儒家教义的欧洲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主要编辑。此书1687年在巴黎由中国宣教的耶稣会会士出版发行。③ 这本著作很快被翻译成多种现代欧洲语言。1691年，书中一部分著述的英文版——《孔子的道德观》出版，④ 这本书根据法译本翻译而来。⑤ 此书的副本被保留在新英格兰超验主义大师阿莫斯·布朗森·奥尔科特⑥ 的图书馆里，青年梭罗或许在那里已经阅读过它。但我坚信梭罗早在其就读于哈佛大学本科时就接触到这本书。⑦ 正如闵福德与刘所言，这本书的语调所强调的是儒学从“自然理性的最纯粹的源泉”所汲取的“无限崇高的、纯粹的、理性的”特质。⑧ 这些特质正契合这位年轻智者的美学思想及苦行精神，他从一些圣人诸如毕达哥拉斯、塞尼加以及其他古希腊哲学家那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念。 19世纪早期，汉语语法开始出现在西方。J.P.A.雷慕萨（1788—1832）在青年时期做药剂师时学习过汉语，1822年在巴黎出版了其学术著作《汉语语法要素》，将法国建设为19世纪欧洲人学习汉语的中心。⑨ 乔舒亚·马什曼的英文版《汉语语法》在1814年也对公众发行。⑩ 文学翻译以及后来被誉为“东方圣书”的著作，也就是本节开头所列举的那些古籍，在汉语语法书籍出现之前所见甚少。J.P.A.雷慕萨在1817年出版了“四书”之一的《中庸》（《中庸》是由孔子的孙子子思辑录而成的）。1826年他又在法国出版了一部中国小说《玉娇梨》。另一位享有盛誉的、将中文译为法文的学者M.G.鲍狄埃，1831年在巴黎出版了其著作《孔子与孟子——中国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四部书》，1837年出版了“四书”之一的《大学》，1838年出版了有重大影响的道家文本《道德经》。两书都是在巴黎出版的。(11) 他的《东方圣书》在1841年出版并于次年再版。《易经》是由儒家、道家、佛教徒及无神论者共享的著作，它何时被西方人熟知是个疑问。18世纪早期，汉学家雷吉思修订了法国冯秉正神父逐字翻译的“五经”之一的《易经》，并使用拉丁语首次完成了其欧译本。(12) 直到1834年，此书由德国一位颇受人尊敬的学者及翻译家朱利叶斯·莫尔修订编辑并在斯图加特出版。(13) 法国的学术翻译影响了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黑格尔曾对J.P.A.雷慕萨大加评论，(14) 席勒也赋了首题为“孔子箴言”的诗，如此等等。但并不是所有的翻译都指向文学界。许多新教会的传教士译员利用他们的翻译技巧向公众呈现中国文献，并不总是以客观的方式。例如，大卫·科利曾将“四书”翻译成英文。科利是马六甲海峡英华学院的校长，他的著作于1828年由使命书局出版。科利在书的序言中说，他希望通过“四书”的翻译可以引导中国人学习英语，“以深刻反思他们最著名的圣贤说教的致命错误”。他宣称，他希望他的译本可以“通过神圣的赐福，对那些读过此书的、受人蛊惑的异教徒有所帮助”。他的译本充满了大量丰富、生动的脚注。且看一例： 让我们祈祷吧！什么样的道德革新才能清除那明显的谬误对信仰者的影响？清除这些赤裸裸的谎言对于读者们的思想影响？是上帝在这样欺骗人们么？……正是模仿古代圣人，今天的中国人通过说谎而将自己区别开来。不是这样吗？(15) 1843年4月，梭罗在超验主义杂志《日晷》上总结介绍了儒家经典著作。他引用的是乔舒亚·马什曼的译本。乔舒亚·马什曼的《孔子的著作》1809年在塞兰坡出版。在引用科利1843年10月的译本时，他有意省略了脚注。(16) 三、从欧洲到马萨诸塞州的图书馆和书店 可以确信的是，梭罗求学于哈佛大学的本科期间（1833—1837）就有机会读到J.P.A.雷慕萨、纪尧姆·鲍狄埃和其他翻译大师的译著。他主要通过两个图书馆阅读这些著作，保守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及更具包容性的哈佛学院图书馆。(17)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仍继续从图书馆的朋友奥尔科特及爱默生那里借阅书籍。从巴黎、伦敦到波士顿，这些译著无处不在。它们不仅收藏在学院及私人图书馆里，同时出现在伊丽莎白·帕尔默·皮博迪所拥有的波士顿第13西街的书店里。皮博迪是一个教育家，他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幼儿园；他同时也是一个翻译家。其译著包括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影响深远的佛教经文《莲花经》。(18)事实上，欧洲出版商在美国为其书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拿英国举例来说，甚至在美国革命战争前，其书籍发行最多的地方也是在其殖民地而不是欧洲。(19) 在即将进入19世纪之际，在美国市场所有的外文书籍中，法译本占了近1／8。 在本科学习阶段，梭罗通过历史文献及期刊里的参考书目第一次接触中国古典智慧文献。梭罗在哈佛大学期间的阅读书目包括《凤凰》(20)（《凤凰：古代奇文拾遗集》），《凤凰》被认为是“收集自古以来罕见碎片”的一部著作，其中包括《孔子传》、《孔子的道德观》，由R.F.殷铎泽及卡普里特神父根据中文文本翻译而来。还有一个关于孔子著作的注释摘引自亨利·埃利斯的《阿穆斯特的中国大使》，该书于1835年在纽约出版。(21) 很快成为梭罗终身朋友及导师的爱默生——尽管他们并不总能和谐相处——曾在他的文章中引用《凤凰》所提供的资料信息。(22) 采用殷铎泽及卡普里特《孔子的道德观》部分资料的英译本在1691年出版，梭罗在《凤凰》中所看到的正是此书的版本。同一些普遍流行的观点（包括我自己在内）相反的是，梭罗第一次读到的中国古典智慧文献是英译本的，而不是法语译本或拉丁文译本。这些鲜活的思想可以很自如地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且科利的“教会”版本延后出版，梭罗便通过《与本源更接近的一代》阅读儒家经典著作，这个译本就是早先所提及的法文及拉丁文版本。在阅读了大量卡普里特、科利及马什曼的英文译著后，他开始准备好阅读雷慕萨、鲍狄埃及其他译者的译著。附带说一下，值得注意的是，爱默生在1836年从波士顿文库馆藏图书馆借阅马什曼研究孔子的著作达两周之久，并在1865年梭罗去世后再次借阅。(23) 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及40年代早期，无论是作为一名哈佛大学的在校学生，还是在毕业以后，梭罗一如既往地阅读、翻译、引用及学习中国典籍，直到1845年他决定移居到瓦尔登湖畔之际。最能体现梭罗热忱及学识的是这样一个短暂时期，即他在《日晷》杂志上编辑并为“各民族经典”栏目撰稿期间。《日晷》杂志是由爱默生、玛格丽特·富勒及其他一些知名的超验主义理论家创办的季刊。 将梭罗的阅读年表同他一生的纪事年表关联起来并不困难。两者交点之一在于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爱默生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来。自1840年《日晷》杂志创办以来，梭罗投稿最为频繁，并在1843年春天将其稿编辑成书。此书包括他节选的、由马什曼翻译的2页孔子语录。在1843年10月的版本中，梭罗从科利翻译的《四书》中辑录了10页孔子语录。（与此同时，对梭罗影响最大的爱默生，也阅读并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儒家经典。这与沃尔多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相去甚远。沃尔多在19世纪20年代是轻视中国文学的，他写道“中国人的神学观念是异常的”，并指出中国是一个“愚笨的民族”）。 就其语境来说，梭罗为《日晷》杂志选择中文译本的活动出现在1839年夏末之后，也就是梭罗与他哥哥约翰在康科德河及梅里马克河的著名旅行之后的几年里，但在他写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来纪念此次游记之前。事实上，他写这本游记是在1845—1847年间静居在瓦尔登湖畔时期，距离其游记已有六到八年光景了。在此期间，梭罗一直阅读、翻译和撷取中国典籍的精华。这些中国典籍不仅包括“四书”及其参考的道家及儒家的道德观，也包含有若干佛经。我们已经提到了关于皮博迪由法文翻译而来的《莲花经》。表面上看，梭罗可能完全沉浸在《孔子》及《大学》传统之中，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对每一个教派都深入了解：道教、佛教及儒教，以此去探寻亚洲人的真理观。 据赛特米耶所言，梭罗在他的主要作品中引用中国文本时，他使用的是自己对鲍狄埃译本的翻译。这些作品主要包括《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旅行散记》、《瓦尔登湖》、《改革论集》以及他的一些期刊文章和第一本《梭罗日记》。(24) 尽管鲍狄埃翻译的圣贤之书的后期版本中确实包含了《易经》、《道德经》及《庄子》等原始资料，但梭罗是否阅读了这些经典尚未确定。 显然，梭罗阅读和思考中国文献的渠道很多：期刊、英文译著及其改编、拉丁文及法语译著、从图书馆借阅的材料及从朋友那得来的一些收藏，等等。在阅读过程中，给梭罗留下深刻印象、并促使他在一生都从事中国思想研究的，并非那些新颖奇特的中国视点。中国神圣文本有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吸引着他、甚至使他痴迷，正如他所接触到的印度及希腊古典文学一样。这将是本篇论文的焦点。 四、尽你所能 自我完善并不是福利工业的现代创造。史前时期，人们不仅思索“为什么我在这里？”，同时也思索“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今天，这种冲动经常采用如下形式：花几个小时在健身房锻炼，吃健康的豆制品。但是，在其最早的记载中，对自我发展的渴求比体育文化更深刻。这种冲动产生了大量相关但又独特的超人观、英雄观和圣人观。梭罗在就读哈佛大学期间及毕业后的学习研究中，广泛接触了所有这些独特思想。 在历史长河中，超人的出现有多种方式。在印度《奥义书》、尤其是在《吠檀多经》中有这样一种信仰：我们最内在的存在可以达到神圣。我们只有除却幻想的面纱，才能展现这不朽的超灵。超人理论出现在19世纪德国超验主义时期，但可能因为产生时期太晚而没有影响学生时代的梭罗。尼采的诗意想象视超人为人类进化的终极点，打破了我们传统界定人类世界的原型。当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纳粹德国，这种思想对人们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英雄在神话传说及历史记载中是常见的人物形象，他不一定是特别有天赋的人，但首先是一个胆量非凡的人，或者是身体本身所具有的勇气，譬如冲进一幢失火的房子去救出房子的主人；或者是具有智力及道德上的勇气，比如冒着被监禁及死亡的危险而努力帮助被奴役者获得自由。梭罗在《伊里亚特》中读到了许多英雄人物，该书是他静居在瓦尔登湖畔时珍藏在其小木屋中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之一。毫无疑问，古希腊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东印度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阿朱那，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梭罗首先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在送他到哈佛大学就读时，他的家人认为他是一个有手工技能、自力更生的人，建筑、雕刻、铸补及工艺制作就是他的第二天性。我认为，正是这种注重实际的性格倾向，才使得中国思想家对梭罗产生了如此难以抗拒的魅力。梭罗从“四书”中的圣人身上发现了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使他觉得非常有意义。印度苦行僧的极度简朴的禁欲生活，战场上英雄不顾牺牲的英勇精神，最终没有促使他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相反，中国的圣人模式才是他——事实上，所有的人——所向往和追求的。圣人与现实世界联系密切：如自然界与科学世界、家庭与社会、秩序与公正的法律世界等。它促使人们根据自己的主张去发展自己，而不是依靠那些神秘的、看不见的以及不可知的世界。 本文的读者对于圣人的特征是非常熟悉的。但在这里我还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要知道，对于在封闭的清教徒社会里长大的梭罗来说，这是一个未被外界侵扰的国度，一个全新的、可以使人们从他所厌恶的宗教正统观念的牢笼中解脱出来的世界。 作家林语堂的英语著作在70年前的美国颇为盛行。他曾写过一本题名为《生活的艺术》的著作。该书的标题暗示，中国古典智慧文献的焦点是生活的艺术，尤其是“五经”之一记录相关仪礼的《礼记》。梭罗在就读于哈佛大学期间从未间断过对中国著作及其评注的阅读，这些审慎的、自觉的、良好的生活理念极易引起他的共鸣。梭罗自我生命的意义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的艺术”，都反映在这些古代作品所描述的圣人的特征上。 我认为，在所有描述中国古代圣贤特征的英文概要中，最好的莫过于《孔子的道德观》这本书了。这本书于1915年出版，作者迈尔斯·米南德·德森是美国的一个律师兼计算员，他对世界文献中的伦理学特别感兴趣。这本书可以在谷歌图书网在线阅读，或在sacred- texts.com网站及其他网站浏览。一些学者也许会争辩说，德森并非汉学家，但是为了了解梭罗对于中国思想的回响，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梭罗思想的形成，并非总是依赖于阅读那些当今被人们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著作。虽然距离梭罗有50年之遥，但我坚信，德森的诠释与从《瓦尔登湖畔的哲人》一书中所获悉的理解是非常接近的。德森写道：“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应希求成为一个卓越之人。”(25) 那么，试想，所有这些被德森提取出来的圣人的特征，都可与一生都在进行个人勇气的追寻、环境保护及致力于献身整个人类社会的梭罗相媲美。特别是想象他“两年、两月、又两天”瓦尔登湖畔的静居生活。充分体现了他的圣人特征： 宗旨：“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章篇》19.7） 姿态：“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篇》14.26） 自足：“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篇》15.21） 认真：“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大学》2.4） 周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篇》1.2） 真诚：“君子必诚其意。”（《大学》6.4）“君子胡不慥慥尔？”（《中庸》13.4） 真实：“君子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篇》13.3） 思想行动的纯洁性：“君子必慎其独也。” （《大学》6.2） 热爱真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15.31） 处世之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篇》2.14）“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篇》4.10） 正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篇》4.10）“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4.16）“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篇》15.17） 谨慎：“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篇》4.24） 镇定自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篇》7.37）“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篇》15.2） 无畏：“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篇》12.4）“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篇》12.4）“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篇》7.15） 安适庄严：“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篇》13.26）“君子矜而不争。”（《论语·卫灵公篇》15.22） 坚定：“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篇》18.8）“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篇》15.37）“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篇》19.9） 谦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篇》13.23） 不谄媚：“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篇》6.4） 成长：“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究问篇》14.24）“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篇》15.19） 才能：“君子不可小知而大受也。”（《论语·卫灵公篇》15.34） 开放性：“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篇》19.21） 仁爱：“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篇》12.16） 胸怀博大：“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篇》19.3）“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篇》15.23） 仁德：“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论语·雍也篇》6.30） 适度：“君子依于中庸。”（《中庸》，11.3） 中庸：“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中庸》13.3） 储备力量：“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中庸》，33.2）(26) 尽管如此，令国际读者感到吃惊的是，梭罗在美国并未受到普遍好评，而且在他1862年去世后，梭罗并未被大多数读者所认可，一些批评也曾经将矛头指向梭罗。批评意见主要有：提出了一些不可能实现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及其周围的人；蔑视有组织的宗教，即新英格兰社会的道德基础；是一个冷漠的人，与其周围亲近的人没有感情联系；将他大量的天赋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活动上，爱默生曾一度轻视他为“黑果木晚会的领队”；(27) 生活范围太过狭窄，不通过广泛的旅游或与知识渊博的人交谈以扩大自己的视野；例如，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1880年《康希尔杂志》上针对此点及其他显而易见的缺陷，对梭罗进行了严厉抨击。(28) 相对于人类而言，他似乎更关注动物、石头和树等环境。 事实上，这些批评也是无可厚非的。梭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只关注他为自己所设立的人生准则。但是，鉴于他早年的阅读及学习，这些特征证明了他对于审慎的生活的热爱，对于自我提高的热爱。这些热情基于他对于孔子、孟子与其他中国先哲学习。对于他的批评者来说，梭罗的冷漠其实是一种自我省察，也就是一种为道家所称道的自我人格的修养，其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人。梭罗所谓的节制情感是他实践《中庸》理论的结果：在一切事情中保持平衡。正如我们用150年后的眼光看问题，对自然世界之爱，事实上是在人们认识到自然是种可消耗的资源时对环境保护和对环境负责的一种呼吁。指责梭罗缺乏社会责任感显然是不恰当的：梭罗是废奴运动的领袖，不顾自身安危帮助奴隶获得自由，敢于强烈反对社会的不公正。他用生动的文笔写了一本书《论消极反抗》来反映公民的不服从。 梭罗通过以上行动，来追随中国先哲的著述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国先哲告诫我们要宽容，要最大限度地去开发自己的潜能。我们不仅要对我们血缘家族成员关爱及负责，同时也要对整个人类家族、整个自然世界关爱及负责。正如我们西方人早年从圣·弗朗西斯那里所了解的一样，石头和树木也应被视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事实上，梭罗对于遍及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及壮大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这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先哲对整个自然之爱、尤其是对于整个人类自然之爱的基础之上，而且中国先哲的智慧使自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性能。 梭罗曾预言未来文明将在西方世界找寻，那么我们如何使之与这些启示相调和？他经常说，“朝西行进”，“我是被迫向东行进的，而向西走却可轻松自由。我必须朝向俄勒冈州而不是欧洲”。我想，当他向西方行进的时候，他的视野远远超过了太平洋海岸而到达了中国。正是在那里，圣人“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是未来个人及文明发展的基础。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未来生态学的基础：寻求自我发展，尊重他人，拥抱自然。通过学习圣人，梭罗自己也成了一个智者：一个在有生之年，极富热情及创造性地发表了大量文章的智者。他是“圣人参与模式”的体验者，是一个我们所有人为应对不可想象的全球性挑战的榜样。或许，现在正是我们每个人用“四书”来清除我们心灵灰尘的时候了：用“四书”来装备我们，以便为我们的生活而战斗。 注释： ① See Knud Lundbaek,“The Image of Neo-Confucianism in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 44, No. 1(Jan. -Mar., 1983), pp. 19-3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参考克努德·兰德贝克，“哲人孔子的新儒学形象，”《思想的历程》期刊，第44卷，第一期（1—3月，198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第19—30页。 ②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by John Minford, Joseph S. M. Lau,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age xliv.《中国古典文学译文选》，约翰·闵福德，S.M.约瑟夫·刘，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③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by Gerald H. Anderson, Published by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99《基督教会士人物传略辞典》，H.·安德森杰·拉尔德，Wm.B.Eerdmans出版社，1999年版。 ④ Minford and Lau, ibid. 约翰·闵福德，约瑟夫·S.M.刘，同上。 ⑤ According to the Web site of the Antiquar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it was“translated from La Morale de Confucius, a compilation by J. de la Brune published in Amsterdam in 1688. De la Brune's translation in turn was adapted from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Confucius's Ta Hsueh, Chung Yung, and the Lun Yu by Intorcetta, Couplet, Hertritch and Rougemont published in Paris in 1687.” The Confucian texts mentioned are three of the Four Books.http://search.abaa.org/dbp2/book326729624.html根据美国古文物研究书商协会的网站，它从“La Morale de Confucius翻译而来，由J. de la·布隆编写，于168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J. de la·布隆的译文又采用了孔子语录、中庸及论语的拉丁文翻译，由殷铎泽、卡普里特、哈特瑞奇及鲁杰蒙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所涉及的儒家文本是《四书》中的三书。http://search.abaa.org/dbp2/book326729624.html ⑥ Stack of the Artist of Kouroo Project, http://www.kouroo.info/kouroo/transclusions/19/10DECADE/15/MAY/May1915_FruitlandsLIBRARY.pdf ⑦ Cameron,Kenneth Walker,Transcendental Apprenticeship: notes on young Henry Thoreau's reading: a contexture with a researcher's index, Hartford: Transcendental Books, 1976. This rather peculiar volume, with its self- published patina, nonetheless does include valuable data about Thoreau's collegiate reading and student writing.卡梅隆，肯尼斯·沃克：《先验学徒：关于青年亨利·梭罗的阅读：一个研究员索引的建构》，哈佛：先验图书，1976年版。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它由作者自行出版，包含了一些梭罗在大学期间的阅读及写作等弥足珍贵的资料。 ⑧ Minford and Lau, ibid. 约翰·闵福德，约瑟夫·S. M. 刘，同上。 ⑨ Joseph Needham, Christoph Harbsmeier, Kenneth Robinson, Science &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VII: I, Language and Log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约瑟夫·尼达姆，克里斯多夫·哈贝斯麦尔，肯尼斯·罗宾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第7卷，第一页，语言与逻辑，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⑩ This can be viewed on Google e-books.可在谷歌电子图书上浏览。 (11)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5, London, 1839.大英及爱尔兰皇家学会期刊，第五卷，伦敦，1839年。 (12) James Legge, tr., Sacred Books of the Eas t, vol. 16[1899].詹姆士·莱格：《东方圣书》，第16卷，1899年。 (13) A copy of this two-volume edition resides in the Andover-Harvard Theological Seminary Library on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mpus.《易经》的两卷本副本现在馆藏在哈佛大学的安多弗－哈佛神学图书馆。 (14)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The Lectures of 1827, One-Volume Edition by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translated by Peter C. Hodgson, R. F. Brown; Contributor Peter C. Hodgson;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宗教哲学演讲录：1827年演讲》一卷本，C.霍奇森·彼得、R. F. 布朗翻译，C.霍奇森·彼得撰稿，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 (15)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1828)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 by the Late Rev. David Collie; a facsimile reproduc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Bysshe Stein, Scholars' Facsimiles & Reprints, Gainesville, Florida, 1970.《中国古典：通称四书》（1828）由大卫·科利翻译成带有注释的插图文本：威廉·雪莱·斯坦的复制简介本，学者副本及重印本，盖恩斯维尔：佛罗里达州，1970年版。 (16) Emerson was also reading Collie. The following citations are from The Letter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edited by Ralph Leslie Rusk and Eleanor Marguerite Tilt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s, 8:146 et passim, 9:7, 32-34, and 403. Also mentioned in a letter June 7, 1843, 3:179.爱默生也经常阅读科利的著作。下述的引文来自于《爱默生书信集》，由拉尔夫·莱斯利·让思科与埃莉诺·玛格丽特·蒂尔顿编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期刊及随笔》，8：146 et passim, 9:7，第32－34页，第403页。在1843年6月7号的书信中也同样被提及，3：179。 (17) Cameron, Thoreau Discovers Emerson: A College Reading Record,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1953. Cameron states that the Harvard Institute Library eventually was absorbed into the Hasty Pudding Club, and from there, the collection found its way into the Harvard Library.卡梅隆：《梭罗发现爱默生：一份大学阅读记录》，纽约公共图书馆，1953年。卡梅隆说哈佛大学学院图书馆被并入到布丁俱乐部，从那里，一些收藏开始进入到哈佛大学图书馆。 (18) There is still some disagreement as to whether Peabody or Thoreau translated the Lotus Sutra. While earlier scholars such as G. W. Cooke. An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Dial (Cleveland 1902) and Joel Myerson,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1973, affirmed that Thoreau was the translator, the more contemporary view is that Peabody was the probable author. See http ://www.buddhadharma.org/LotusSutral/See also Essential Buddhism: A Complete Guide to Beliefs and Practices by Jack Maguire and Jack Hosho Maguire, Simon and Schuster, 2001, p. 162; and Touching Feeling: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by Eve Kosofsky Sedgwick, Adam Frank,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61关于梭罗及皮博迪是否翻译了《莲花经》至今还存在一些分歧。早期的一些学者如G.W.库克在《〈日晷〉杂志的历史介绍》（克利夫兰1902）、乔尔·梅耶森在《文献学研究》（1973）中都指出梭罗是《莲花经》的翻译者，而目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皮博迪更有可能是《莲花经》的译者。参考http://www.buddhadharma.org/LotusSatra1/，同样可参考《佛教基本原理：信仰及实践的圆满导向》，杰克·麦奎格、杰克·宝生·奎格、西蒙及舒斯特编辑出版，2001年，第162页；及《动人的情感：影响，教育学，操演性》，伊夫·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艾德姆·弗兰克，杜克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 (19) Sher, Richard B., The Enlightenment & the Book: Scottish Authors & Their Publish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Ireland, &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 515.理查德·B.·舍尔：《启蒙运动与书籍：18世纪英国、爱尔兰和美国地区的苏格兰作家及他们的出版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15页。 (20) Sattelmeyer, Robert, Thoreau's Reading: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With Bibliographical Catalogue, 198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罗伯特·赛特米耶：《梭罗的阅读：带有传记目录的思想史研究》，198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美国新泽西州。 (21) Cameron, Kenneth Walker, Transcendental Apprenticeship, ibid. The Phenix can be viewed in full at Google e-books.卡梅隆，肯尼斯·沃克：《先验学徒》，同上。《凤凰》可以在谷歌电子图书上阅读全文。 (22) The Topical Noteboo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Vol. 1 edited by Susan Sutton Smith and Ralph H. Orth;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0, pp.385 and 394《爱默生有关时事的记录簿》，第1卷，由苏珊·萨顿·史密斯及拉尔夫h.奥尔特编写，密苏里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85、第394页。 (23) Cameron, Ralph Waldo Emerson's Reading: a guide for source-hunters and scholars…, New York:Haskell House, 1966, reprint of the 1941 edition.卡梅隆：《爱默生的阅读：资源搜寻者及学者向导》，纽约：哈斯凯图书馆，1966年，1941年版重印本。 (24) Sattelmeyer, ibid., p.248.赛特米耶，同上，第248页。 (25) Dawson, Miles Menander, The Ethics of Confucius, Chapter I, http://www.sacred-texts.com/cfu/eoc/eoc06.htm 道森，迈尔斯·米南德：《孔子的道德观》，第1章，http://www.sacred-texts.com/cfu/eoc/eoc06.html (26) Dawson, ibid. This entire section of characteristics is taken verbatim from Dawson' s text.道森，同上，对这些特征的描述的全部章节逐字出自道森的文本。 (27) Perry, Bliss, ed., The Heart of Emerson's Journals, Houghton Mifflin, 1926, p. 256; June, 1851:“Thoreau wants a little ambition in his mixture. Fault of this, instead of being the head of American engineers, he is captain of[the] huckleberry party.”必列斯·佩里：《爱默生期刊的要旨》，霍顿米孚林出版，1926年，第256页；1851年6月：“梭罗作为一个多才的人似乎缺乏一些抱负，因为这个错误，他不是美国工程界的领袖，而成了黑果木晚会的领队。” (28) http://thoreau.eserver.org/stevens1.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