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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戏曲文献的持续大量发现堪称曾经造成一定轰动效应致使不少耆宿时贤频频驻足凝眸的奇景壮观。20世纪是中国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取得卓荦进步和辉煌成就的百年，也是中国戏曲文献发现创获至为丰赡的百年。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为中国戏曲不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浏览、阅读文本，而且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整理、研究领域，对传承和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从百年发现看，每种戏曲文献的面世年代都难以先期预测，无法提前揆度，它们的出现虽乍冷乍热，忽疏忽密，既不均衡，又无规律，却断断续续地贯穿着20世纪的整个历程。它们大多数初见于海内外经营图书的店肆摊铺和酷爱文艺的家族村落，也有一部分来源于我国地下的考古发掘，还有一部分藏于世界一些国家及地区久负盛誉抑或不甚知名的各类图书馆。①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历史沿革连贯，地域分布辽阔；类型构成繁复，特征表现奇异；价值蕴蓄宏富，意义指归深广，它们是古代社会留存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古典戏曲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戏剧学价值，它们的粲然亮相使向来狭隘闭锁的戏曲学界目睹到《元曲选》、《六十种曲》、《太和正音谱》、《南词叙录》诸通行本之外更丰富的各种形态的戏曲文献，不但为中国古代戏曲文本增添了独一无二的崭新凭证，而且为中国古代戏曲表演提供了别开生面的真实资讯。通过这些发现既可透视中国古代戏曲文献的形成、流传和藏存，还能体悟一代热爱收藏的知识分子面对行将消失的我国文化遗产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历史精神和高度的时代责任。现当代戏曲学家对此都有至为精辟的论断，像郑振铎在《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中说“单就元、明传奇而论，其新发现的资料，假若能约略整理一下的话，真要使十余年前的研究者吃一大惊”②；傅惜华在《近五年来所获之戏曲珍籍》中说他“每遇戏曲书籍，勿论旧椠名刻，南府官书，梨园传本，苟力所能逮，莫不尽事搜藏，故插架日增，积书盈室，所得乃近万卷”，而“较为珍贵罕觏”者，则达“五十种”；③叶德均在《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中说“十年中，戏曲小说有不少损失，但也在这十年中却有不少的新发现，其中有绝迹几百年的许多重要文献”，这些“发现以戏曲方面为最多”④；陈万鼎在《六十年来元明杂剧的发现》中说民国以来公私所获大批元明清杂剧、传奇，“颇使士人眼光大开，研究资料日益丰富”，我国戏曲“曩不为人重视”，“历经前贤提倡，不惮精力，远穷海隅，广肆搜求，醵金覆刊，始于尘封蠹余重见天日”，其“鸿功伟烈，令人仰止”⑤；陆萼庭《明清戏曲家考略序》说著者邓长风的考订，“做的就是驱散迷雾的工作，使我们开始读到新鲜的材料，呼吸到新鲜的空气”⑥。这些论断从多个侧面反映出现当代戏曲学家对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主体价值的认同和肯定。全面考察、具体分析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价值蕴蓄，对深入了解和准确认识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状况、范畴、性质以及中国戏曲文化史的生成、发展、演变必将发挥不可或缺的导引功能与难以替代的实证作用。 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价值蕴蓄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数以千计的初写原刻。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拥有数量浩繁、风貌质朴的最早写刻本。它们或仿祖本缮抄，或依手稿镌刻，虽简陋粗拙，甚至漫漶断烂，却属初写原刻，看似颓册败页，实乃稀世珍宝。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今虽“可惜见不到原书”⑦，所存乃据原书仿录，却“未经后人篡改，保存了戏文的本来面目，是研究宋元南戏极为珍贵的史料”⑧；《元刊杂剧三十种》为今存唯一元代当世刊行的杂剧集，“虽出坊间，多讹别之字，而元剧之真面目，独赖是以见，诚可谓惊人秘笈”⑨；《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纂辑元明杂剧242种，其中钞本173种，刻本69种，堪称元明杂剧之大国，虽全非初写原刻，然“几乎每种都是可惊奇的发现”⑩，“价值实远在寻常宋元本之上”(11)，它的突现“最煊赫”，是“整个中国戏曲发现史上一件大事”(12)，清昇平署自设立迄解体“计近有二百年之历史，所自编与所尝演之戏，又不下数千种，开旷代未有之局，创千古罕睹之事”(13)，这些剧本都是工笔正楷，绝大多数以原创格局传存至今，实为近代戏曲史中重要资料之“大体悉备”(14)；《车王府曲本》今存剧本几近千种，虽系行草书体，却未失初写韵致，“这批曲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清代由盛而衰阶段的民情、风俗、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又为本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作了一次总结”(15)，“它所包含的文献价值可与全唐诗、全宋词媲美，它的发现，可与安阳甲骨文、敦煌文书并提”，“足可填补‘乱弹’阶段剧目的空白”(16)。而《西游记》杂剧，明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成化刻本《白兔记》、嘉靖抄本《蔡伯皆》、潮州戏文五种(《荔镜记》、《颜臣》、《荔枝记》、《金花女大全》、《苏六娘》)，清道咸时期青阳腔戏曲民间抄本四种(《三元记》、《黄金印》、《涌泉记》、《陈可忠》)诸戏曲作品单行本，与以《盛世新声》、《风月锦囊》、《词林一枝》、《乐府玉树英》、《满天春》、《乐府红珊》为代表的戏曲作品选集，以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南词引正》、《南曲九宫正始》、《霜崖曲话》、《今乐考证》为代表的戏曲理论著作，或抄或刻，都无不保留着面世之初的朴素和质实。它们的发现为中国古典戏曲提供了数以千计的珍稀剧本，丰富了中国古典戏曲作品的种类和内涵，改变了20世纪以前中国古典戏曲作品流传的萧条和沉寂，更为可喜的是，它们能使后世随意浏览从未涉猎过的诸多戏曲作品的最早文本。 第二，世所罕见的孤本秘籍。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包罗装帧别致、行款卓异的众多特殊版本。它们或裒辑于总集，或付梓以单行，都独一无二，为世稀有，是迄今为止孑然传世的唯一典籍，欲考察、阐释某类戏剧样式固非它们莫属。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就是后世认识宋元南戏必须首先接触的三个孤本，而《张协状元》还是“今存最早的南戏剧本”(17)；《元刊杂剧三十种》有14种为海内孤本，其“是我们今天研究元人杂剧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18)的价值自不待言，即使非孤本的16种也为更充分地扩大元刊杂剧的社会影响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促进作用。《风月锦囊》四百余年来一直秘藏西班牙，鲜为海内所闻知，“系天壤间孤本”，选录“传奇杂剧，亦颇多今已失传者”(19)，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戏文选集”(20)，俄国汉学家李福清20世纪80年代初在欧洲发现的《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为《善本戏曲丛刊》所失收，乃名副其实的孤本秘籍，“虽都残缺不全，却收载了不少失传的佚剧与佚出，它们都是值得珍视的文献”(21)；清以前行世的元代《西游记》杂剧今仅存明万历刻本，后世版本皆据此抄刻而来，它是“现存最早的这一题材的戏曲剧本”，“对我们研究西游记故事演变有着重要价值”(22)，宣德南戏抄本《刘希必金钗记》出土于广东潮州西山溪明墓，今已无别本存世，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23)，也是“迄今见到的最古老演出剧本”(24)，《远山堂曲品剧品》“湮沉了三百年”后方“重见天日”(25)，实属秘籍，从未见于著录，它“不仅丰富了明代传奇、杂剧的数量，也提供了明代戏曲史上一些重要资料”(26)；《南曲九宫正始》“前后共历二十四年，易稿九次，方始成之”(27)，虽为曲谱之伟著，然亦系孤本，它“保存了一百多种‘元传奇’，其中三分之二是近人辑佚所未及的”(28)。他如《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清昇平署戏曲文献》、《车王府曲本》、《吐鲁番梵文戏剧残卷三种》诸戏曲作品集以及《盛世新声》、明成化刻本《白兔记》、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所代表的戏曲作品选集、单行本和理论著作，或全部或部分地以孤本秘籍的身份，填补了中国古典戏曲领域的许多空白，为戏曲校勘提供了一种毋庸置疑的确凿文本。中国古典戏曲绝大多数作品只有孤本独刊，重刻再版十分匮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读者对版本价值的敏锐判断和允当鉴定。 第三，难得寓目的散编逸篇。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蕴蓄着著于经史、载诸百家的大量珍贵资料。它们或为片言只语，或为遗文佚曲，没有通例准则，不分巨细宏丽，然其实用价值庶可与原稿孤本相轩轾甚或略高稍强，尤为不同寻常的是它们作为戏曲资料皆属首次征引和最先披露。像录于《宋书·乐志》卷二十二之《公莫舞》，虽长期隐而未显，却似吉光瑞霓，令人珍视，它是“我国戏剧的祖型”，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29)《唐戏弄》稽考了以《踏摇娘》、《西凉伎》与以《侮李元谅》、《三教论衡》为代表的数十种歌舞类戏和说白类剧，其旁征博引、搜罗剔抉之深广，至今仍无人轶其右，因为这些剧目而穷极古籍的材料“每每倾筐倒箧，竭情尽致，没有遮拦”，更为独家采撷，“它的轮廓是已够圆满的了”(30)；《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仅新增往昔未见著录的戏曲家就达一百二十四人，而新增未为人知的剧目亦达五十余种，这完全是新发现，它“对于深入研究元明清三代戏曲，也有许多值得参考的新材料”(31)；尤使人眼界大开的是《明清戏曲家考略》、《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这三部著作带有拓荒性，它们大规模地辑录了流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戏曲文献史料，其于国内不仅一无所知，而且未见著录，“综观前后三编，作者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始终坚持掌握第一手资料”(32)。近年问世的《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著录新见晚清民国传奇杂剧31种，稀见晚清民国传奇14种，“披露了新的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剧本文献和相关戏曲史实，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33)。而很琐屑却颇关键的资料更是不绝如缕，像说“戏场”一词最早见于东汉翻译佛典《修行本起经》卷上“试艺品”(34)说“瓦舍”一词最早出自前秦翻译佛典《鼻奈耶》卷四(35)，说“杂剧”一词最早见于唐初翻译佛典《量处轻重仪本》卷一“杂剧戏具”(36)，说“戏曲”一词最早出自南宋刘埙《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37)，若凿凿金石，为荦荦端绪，具有发凡起例、追本溯源的嚆矢作用。《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山西神庙剧场考》在考察戏曲文物的同时，也著录了许多新的戏曲文献史料。他如《说剧》、《优语集》、《宋元戏曲史》、《宋金杂剧考》、《清代戏曲史》、《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在戏曲文献资料的搜集、钩稽、寻访、考索方面都成绩斐然，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绝无仅有的装扮排场。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附丽着角色表演、舞台调控的各种真实信息。它们或径直简化省略，或额外增补添加，前者往往干脆被忽视，后者虽多所瞻顾，但观照仍嫌寂冷，尽管如此，却都为中国古代戏曲已失去光和影的舞台演出保留了无数珍奇的原始资讯。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张协状元》“许多地方还可以看到早期南戏融合各种伎艺未化的痕迹”，不仅“保存了诸宫调、宋杂剧等演出的片断”，而且“对我们了解早期南戏的剧本创作、演出形式并借以探索南戏形成的艺术渊源和对后世戏剧的影响”极有实证价值(38)；《元刊杂剧三十种》大部分剧本之唱词较明刊本诸剧本集为多，宾白较明刊本诸剧本集为少，甚至少数剧本只存唱词而宾白全缺，遂衍生出元杂剧“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39)、“初时止有填词，其介、白之文，未必不系后来添设”(40)的推断，它的宾白的简化省略对探讨元杂剧的实际演出情形无疑颇具认知价值；《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有102种抄自内府或以内府本校勘的剧本缀附了穿关，详细开列每折戏的登场人物及其穿戴衣冠、髯口与所执砌末，数量之多，名目之细，就杂剧演出资料著录言实在无与颉颃，它“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比较系统的戏曲服饰史料”，对“研究戏曲舞台美术的历史演变”，很有参考价值(41)；《清昇平署戏曲文献》的发现使一向甚感神秘的清代宫廷演剧大白于天下，它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相当完好地保存了宫廷戏演出的翔实资料，从机构沿革、制度废立、剧目编排、舞台表演，举凡与戏曲演出相关者都有清晰具体的档案记载，卷帙之繁，规模之巨，为世所罕见，使“近百年来戏曲之流变，名伶之替代，宫廷起居之大略、朝贺册封以及婚丧之大典，皆可于此征之”(42)；《车王府曲本》几乎皆为皮黄戏演出的脚本，既有记录戏班艺人现场演出的“全串贯”，也有导演为掌握剧情而随手使用的“总讲本”，不仅标注脚色、唱词、说白，而且附载音乐、布景、动作、表情以及相关舞台提示，虽因带有草稿性质而甚显凌乱，却非常方便实用，真实可信，它是一个出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资料库，“为研究说唱艺术史、戏曲表演史、汉语演变史、清代政治文化史以及民俗民情、宗教信仰、民族关系”(43)，极有征引价值。而明成化刻本《白兔记》、明本潮州戏文五种、青阳腔民间抄本四种诸单行本，《南词引正》、《鸾啸小品》、《南曲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今乐考证》诸戏曲理论著作，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为代表的戏曲文献史料都蕴蓄着极其丰富的古典戏曲演出资料。若将这些资料认真加以整理归纳，中国古代演剧史肯定会以饱满充实替代单薄干瘪傲立于世人眼前。 第五，鲜为人知的藏迁轨迹。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具有机遇迥异的庋置经历与遭际离奇的流转过程。它们或厕身于神州中土，或寄迹于别国异域，显现，隐没，再显现，再隐没，此起彼伏，循环往复，自问世迄被发现，无论沉潜浮露，曾都屡遭劫难，备受漂泊。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竟惊见于英国伦敦“一小古玩肆”(44)，斥资璧购暂存“天津某银行保险库”，抗战胜利复“不知下落”(45)，幸赖仿抄得以衍传；《元刊杂剧三十种》经李开先、何煌、黄丕烈收藏，因有人从吴门购回而不幸流落日本(46)，罗振玉、王国维在东京发现它并将其公布于世，今国内所见乃据日藏影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更为蹇舛，先后经赵琦美、董其昌、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孙伯渊多人措手，最终被郑振铎发现于抗战正酣的上海(47)；《清昇平署戏曲文献》原本善藏京城，却因宣统溥仪废黜，而“惟昇平署在宫城外，故其太监得私以档案及戏曲稿件，售于小书铺”(48)，如此复散复聚，旋失旋得，由于散佚和发现之间为时较短，遭受磨难尚少；《车王府曲本》为“清末北京蒙古族车王府钞本”(49)，它的藏迁亦甚为典型，今一部分收藏于大陆，一部分保存在台湾，二部分流落于日本，而其缩微胶卷还远藏在美国、英国，所经人事尤为扰攘(50)；颇具传奇色彩的《风月锦囊》从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就被传教士转呈西班牙国王，秘藏于“爱斯高里亚尔静院”(51)(今埃斯科里亚尔圣·劳伦佐修道院)，直至20世纪中后叶方通显于世，封存境外长达四百余年之久，原物虽无望返还，但影印本已发行国内外；《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乐府南音》、《玄雪谱》、《大明春》七种，“幸赖日本内阁、尊经阁两文库保存至今”(52)，它们在境内究竟何以亡逸、又何以为日人收藏，今均无确切史料；而发现于丹麦哥本哈根的《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发现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大明天下春》，发现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满天春》、《钰妍丽锦》，发现于德国萨克森州的《百花赛锦》，以及与今仍珍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乐府红珊》、牛津Boodleian图书馆的《乐府菁华》、牛津大学的《乐府歌舞台》，庶几全是“作为古文物被人带到欧洲”(53)，可谓藏迁国度最遥远的戏曲选集，正越来越受到学界高度关注；《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南曲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霜崖曲话》诸戏曲理论集虽俱发现于国内，较少经受劫难，但待真正公开流传，已是历尽沧桑；至于《西游记》杂剧、《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诸戏曲单行本也都拥有各自甚为奇特的藏迁历程。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藏迁轨迹不仅给戏曲文本的世代传承提供了坚实的资料依据，也为古典戏曲跨越国门、传留境外提供了早期中外文化互相交流的有力证明。这对重新审视、评价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很有支撑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说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不仅为中国戏曲学界洞开了一片气势恢弘的雄阔天地，使后世能够欣赏往昔未曾寓目的原始戏曲作品、论著及史料，而且驱动了中国古典戏曲整理、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就像《南词引正》的发现彻底恢复了魏良辅《曲律》的真实面目一样，它们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非同寻常的重要位置。从主体价值看，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在初写原刻、孤本秘籍、散编逸篇、装扮排场、藏迁轨迹诸方面都反映出为普通戏曲文献所不具备的独特性和珍贵性。值得说明的是，这只是从主体的角度观照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价值，除此而外，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可以说是一座价值连城的文化宝库，在戏剧学、文献学、艺术学、历史学、民俗学、文物学、考古学、中外交流学诸领域都蕴藏着浑朴价值，正如王季思称誉《车王府曲本》“诉说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54)一样，有待我们继续发掘和整理。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从主体的角度对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价值作了较系统的概括和归纳，从而为今后戏曲文献的全面整理及深入研究提供一种铺垫和尝试。 注释： ①李占鹏《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文化特征》，《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日。 ②郑振铎《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清华中国文学月刊》1932年第4期。 ③傅惜华《近五年来所获之戏曲珍籍》，《艺文杂志》1943年第1、2、3期。 ④叶德均《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东方杂志》1947年4月15日。 ⑤陈万鼎《六十年来元明杂剧的发现》，载张敬、曾永义《中国古典戏剧论集》，第15-17页，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 ⑥陆萼庭《明清戏曲家考略序》，第3页，载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⑦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前言”，载《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第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⑧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第54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 ⑨王国维《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载《王国维遗书》第三册，第168页，上海书店1983年版。 ⑩郑振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跋》，《文学集林》1939年第11期。 (11)傅惜华《也是园所藏珍本元明杂剧之发现》，《朔风》1938年第12期-1939年第1期。 (12)叶德均《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东方杂志》1947年4月15日。 (13)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引论》，载《清昇平署志略》，第3页，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版。 (14)周明泰《〈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序》，载《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第2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15)(16)王季思《足可填补乱弹阶段剧目的空白》，载刘烈茂、郭精锐《车王府曲本研究》，第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金宁芬《南戏研究变迁》，第125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8)王季思《〈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序》，载《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第1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载吴晓铃《小说戏曲论集》，第67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20)彭飞、朱建明《海外戏曲孤本风月锦囊的新发现》，《上海艺术家》1988年第2期。 (21)李福清《〈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序言》，载《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2)李修生《元杂剧史》，第307-30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3)饶宗颐《明本潮州戏文说略》，载《明本潮州戏文五种》，第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4)林淳均、陈历明《潮剧剧目汇考·刘希必金钗记》，第55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5)黄裳《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后记”，载《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第308页，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 (26)叶德均《祁氏曲品剧品补校》“后记”，载《戏曲小说丛考》，第30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27)钮少雅《〈南曲九宫正始〉序》，载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一)，第85页，齐鲁书社1989年版。 (28)冯沅君《南戏拾遗》“序例”，《南戏拾遗》，第1页，燕京学社1936年版。 (29)杨公骥《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 (30)王悠然《〈唐戏弄〉序》，载任半塘《唐戏弄》，第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1)赵景深《〈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序》，载赵景深、张增元《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第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32)陆萼庭《〈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序》，载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3)左鹏军《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引言”，载《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35)康保成《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第12页、第25页，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36)刘晓明《杂剧形成史》，第44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37)洛地《一条极珍贵的戏曲资料的发现》，《艺术研究》1989年第11辑。 (38)金宁芬《南戏研究变迁》，第133页。 (39)臧晋叔《元曲选序》，载《元曲选》，第3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40)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宾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第5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41)龚和德《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穿关》，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第242页。 (42)朱希祖《整理昇平署档案记》，《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 (43)刘烈茂《论车王府曲本的文献价值》，载刘烈茂、郭精锐《车王府曲本研究》，第13页。 (44)(45)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前言”，《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第1页。 (46)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自序”，载《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第11页。 (47)郑振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跋》，《文学集林》1939年第11期。 (48)朱希祖《整理昇平署档案记》，《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 (49)雷梦水《车王府钞藏曲本的发现和收藏》，《学林漫录》1984年总第9辑。 (50)仇江、张小莹《车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载刘烈茂、郭精锐《车王府曲本研究》，第135页。 (51)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载吴晓铃《小说戏曲论集》，第67页。 (52)傅芸子《东京观书记·内阁文库读曲续记》，载《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第16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3)龙彼得、胡忌《被遗忘的文献》，载龙彼得、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第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 (54)王季思《足可填补乱弹阶段剧目的空白》，载刘烈茂、郭精锐《车王府曲本研究》，第9页。 【作者简介】李占鹏，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窦开虎，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