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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Review about the Analyses and Researches on Dunhuang Tibetan Documents in China 【作者简介】黄维忠(1969-)，男，江苏海门人，副主编，副编审，主要从事敦煌文献、藏族历史与宗教研究。《中国藏学》编辑部，北京100101 【内容提要】 文章在回顾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解题目录的基础上，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和21世纪初国内有关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文章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对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再次加以统计。此外，文章指出，西藏发现的前弘期藏文文献中有不少可以归入敦煌藏文文献中，提醒研究者关注两者的密切关系。 【关 键 词】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整理/研究回顾 一、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 1、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 截至目前，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有279件影印出版，现根据出版时间列表（见表1）。  [1]共三册，石门图书公司，1976年印行。 [2]共两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有关详细内容参见李伟国、郭子建、陈青、吴耀妮编写的叙录第3页（上博09）、第8页（上博38），载《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②附录。 [3]共两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有关内容参见张玉范、李明权编写的叙录第7页（北大D045V）、第8页（北大D051/2）、第9页（北大D055V），载《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②附录。另，《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中还附有三件藏文文献，即附C62，藏文书函；北大附C63，藏文佛经；北大附C64，藏文文契。此处未计入内。 [4]共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有关详细内容参见蒋维崧、郭子建、刘国展、李桂英编写的叙录第1页（津艺006）、第5页（津艺035）、第14页（津艺094—津艺097），载《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⑦附录。 [5]共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有关详细内容参见郭子建、刘景云、王翠兰、夏颖编写的叙录第12页（上图059）、第14页（上图070）、第27页（上图139A、B）、第29页（上图156、上图157）、第30页（上图158、上图159、上图160、上图161），载《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④附录。 [6]一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详细内容参见谷辉之、王宏理、柴剑虹、徐志良编写的叙录第21页（浙敦114）、第24页（浙敦133）、第30页（浙敦172—浙敦175）。 [7]一册，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书中另收录编号为ZSD083号的文书，题名为“金银字写经”，似为后期写经，故未计入内。有关详细内容参见编写的图记第20页，载《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附录。 [8]截止目前已经出版127册，《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005-2010年。其中124-126册均为2010年出版。有关详细内容参见各册的“条记目录”。 据《国家图书馆藏文敦煌遗书目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单独编号的共计291件（卷），另有29件（卷）背面有藏文文献。单独编号的291件藏文文献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大谷收集品”，计209件，收录在第124-126册中；其余82件为后期收购或由社会人士私人收藏者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其中有16件为残片。 2、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 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除以上影印出版的有详细叙录外，近年甘肃省藏敦煌藏文文献也陆续有文章进行介绍。截至目前，敦煌市档案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张掖博物馆、酒泉博物馆、武威市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兰州兰山范氏、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等单位已公布详细编号和解题目录（详见附录），仅存敦煌博物馆因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数量较大而未予及时公布。① 二、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回顾 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二是21世纪初。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有吴其昱、黄文焕、陈庆英、张广达等先生关注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台湾学者吴其昱早在1975年就发表《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一文，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编号为7521、7550、7549及7547的4卷藏文写卷。其中，7521号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7550和7549号可以缀合为完整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7547号为大般若经第四编第31卷之首段。文章对7521号着墨最多，不仅对该《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有详细的描述，还将其与同期新疆佛教文献写本中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进行比较研究，介绍了该经的汉译本及与此经有关的汉文经典，并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陀罗尼梵藏汉本对照表。 大陆学者最早关注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要数黄文焕先生。黄文焕先生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③一文通过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与整理，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达9000多页，并论述了这些文书多方面的宝贵价值。随后，他又发表《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④通过对河西所藏古藏文经卷中百余人题记的研究，指出这些既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同时也是吐蕃奴隶主利用佛教统治人民的具体反映。继之，他又发表《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⑤一文，通过对两部佛经抄本的研究，以阐明中唐时期吐蕃与兄弟诸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协作。这些成果引起了我国学界对敦煌藏文文献的广泛重视。⑥ 与此同时，张广达、陈庆英先生均关注到敦煌市博物馆所藏的一份吐蕃驿递文书。该文书编号为敦煌县文化馆（即今敦煌市博物馆）033610-336/10074/74，系抄写在“十万般若颂”写本的上下及字行的空隙处的一份抄件。 陈庆英、端智嘉先生的《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在发布该文书的汉译文和对文书中的专有名词进行考释的基础上，指出，据该文书可以得知，吐蕃时期的驿站制度“有效地推行到了吐蕃所管辖的所有地区”，“吐蕃在边境地区的驿站除传送书信、护送过往信使外，还要负责本地的侦察巡逻等事项，在战争时期又可以起到军事上的作用”。⑦ 张广达先生的《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⑧则以藏文拉丁字母转写形式全文发布了该驿递文书，并结合同时期的汉藏文文献，指出这类文书“具体反映了吐蕃驿传组织的严密，运行手续的完善”，并认为有可能受到唐驿传制度的影响。至于敦煌行人部落“并不像有的学者设想的那样，是吐蕃攻陷沙州之后组织工商行会而成的部落，因为这与河西陷蕃时期工商业活动、货币经济基本绝迹的情况不相符合”。 此后，直至本世纪之前，仅有黄明信、东主才让先生关注过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两位先生因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民族语文组，得其便利，写成《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一文⑨。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为主要资料，全面考察《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外观、内容、版本、年代、抄写者、校勘者署名等情况，并对敦煌写本与后世刻本之间、藏文本与汉文本之间的关系等进行比较研究。文章选取6种藏文本和5种汉文本，对其内容概略及结构、经名、不同版本、汉译本的译者、汉藏文各本中的咒语、偈语、千万佛之具体数字、经中所讲功德的具体内容和数字、用词区别进行详尽的对照比较，指出，敦煌写卷中藏文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本子，抄写年代在公元8-9世纪；敦煌写卷中汉文译本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本子，而且汉文本和藏文本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 21世纪以来，得益于敦煌研究院课题“甘肃各地藏敦煌藏文文献整理研究”（2005年立项）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整理研究”(06JJD870004)，研究人员有机会检索甘藏敦煌藏文文献，从而结合同时期汉藏文文献，写出了不少文章。 马德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概述》对甘肃各地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献作了简要介绍，着重对敦煌市博物馆藏梵夹式经页《十万般若颂》进行了分类叙述，将其分为报废经叶、原标明部类和页码之经叶、无部类和有页码经叶等三类；同时就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意义作出初步判断，指出通过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不仅可以“对敦煌吐蕃时期的写经情况及写经校经制度问题有了一些了解”，确认“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写经、校经题记及相关记载”，而且从文献中的杂写和人物活动的记录，可以判定这批写经的大致年代。⑩ 甘博10565是笔者在做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时发现的一份藏文发愿文文献，因与笔者的博士论文主题相关，便进行了抄录和汉译，与其他同时期的10余篇藏文发愿文构成笔者博士论文——《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的基础材料。 目前，对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研究最多的要数敦煌研究院的张延清先生。他在相关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已陆续发表了5篇以上的论文（详见附录）。 他的《简析敦煌古藏文经卷的抄写年代》利用甘藏敦煌藏文文献探讨藏文写经活动的起止时间。他认为，吐蕃在敦煌的佛经抄写运动“其中心年代当在公元826-830年之间，从准备到结束，上下浮动几年，大概有10年左右时间”。(11) 《敦煌藏文写经生结构分析》一文指出，藏文佛典的写经生、校经生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敦煌本地人，其中包括汉人、粟特人、吐谷浑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其中，在写经队伍中，汉族写经生占很大比例，当时敦煌汉族大姓如张、曹、索、阴、李等都加入到写经队伍中，有代表性的是后来充任归义军节度使的张议潮。 《翻译家校阅大师法成及其校经目录》一文则指出，作为“大校阅师”的法成只有实际参与写经的校对，才与其身份“名副其实”。因此他认为，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署名为chos grub的校经生应该即为法成。(12)文章还详细列出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法成校经目录。 笔者认为，法成确如巴桑旺堆先生指出的“极有可能参与了部分写经的校对”，因为敦博T.0487有这样一段校勘记录：“校勘记录（正面左侧乌丝栏界栏外剪条上，横写）：□□□□chos grub gyi gur phyun gngo——□□□□在法成经坊中抽出。”(13)这说明，法成有自己专门的写经组织，在其写经组织中所抄的写经由其进行最终的核校，是可能的。但该文列出的法成校经目录中，有法成初校、二校、三校后再由其他人核校的情况，(14)显然与其“大校阅师”的身份似乎并不符合。因此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这些题记。 《吐蕃王妃贝吉昂楚及其敦煌校经题记》一文与《翻译家校阅大师法成及其校经目录》一文相似。作者同样认为，墀祖德赞的王妃贝吉昂楚(dpal gyi ngang tshul)曾远赴敦煌兴佛，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吐蕃在敦煌发起的规模宏大的抄经事业。文章还列出了由其校对的佛教文献及题记。笔者同样认为应慎重对待这些题记。 其一，从文章提供的校经生题名看，叫做ngang tshul的有两人，一是dpal gyi ngang tshul，一是确吉昂楚(chos kyi ngang tshul)。(15)在一份文献中，她们同时作为校经生出现。(16)她们两人均有可能简称ngang tshul，因此署名ngang tshul所校的佛经显然不能全部归入dpal gyi ngang tshul名下。其二，明确署名为dpal gyi ngang tshul的有六处，其中五处为初校生，一处为终校生。(17)而且经常与都赖布(stag slebs)、夏里布(sha rl bu)组成一个校经组，由都赖布二校、夏里布三校。可以确认，此dpal gyi ngang tshul有时简称为ngang tshul，因为ngang tshul常与夏里布一同出现在校经生名录中，而且ngang tshul为初校，夏里布为三校。我们的疑问是，作为吐蕃王妃的贝吉昂楚难道参加的多是初校工作？似乎并不符合其身份。其三，并不是带有dpal gyi（贝吉）两字的人就非得是贵族成员。校经生中还经常出现了一个人名贝吉仲玛(dpal kyl sgron ma)，而且也常常作为初校生出现的。贵族成员经常从事初校工作，似乎于理不通。 《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一文则利用甘藏敦煌藏文文献，探讨了报废经页的标记方法（包括剪边、删除、画圈、打叉等），经页报废的原因及处罚举措；其中详细列举了经页报废的多种原因：纸张不合格、墨汁不合格、经文短缺或重复。指出报废经页“记录了当时佛教经文抄写的盛况和抄经制度的严格，也从侧面反映了吐蕃在敦煌弘佛力度”。(18) 三、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再统计 目前，有关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统计仍不十分精确。笔者曾于2003年做过一次粗略的统计，指出国内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献有10880件（页／卷），而流失在海外的已编目的文献共计4967号。而且当时也作了说明：“这里的件数和上述的号数不是等同的概念，也就是说也许包括了很多件（页），也许只包括了1卷，因此不能仅从数字上看觉得国内的收藏比国外的还要多”。(19)此后，随着甘肃各地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的陆续刊布，以及国内散藏敦煌文献的陆续出版，使得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得以不断增加。本文在对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及研究情况作简要回顾的基础上，再次尝试对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进行统计（见表2）。  [1]资料来源于《国家图书馆藏文敦煌遗书目录》（未刊稿）。 [2]共两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有关内容参见张玉范、李明权编写的叙录第7页（北大D045V）、第8页（北大D051/2）、第9页（北大D055V），载《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②附录。 [3]《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共一册，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书中另收录编号为ZSD083号的文书，题名为“金银字写经”，似为后期写经，故未计入内。有关详细内容参见编写的图记第20页，载《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附录。 [4]系《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简称，共两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有关详细内容参见李伟国、郭子建、陈青、吴耀妮编写的叙录第3页（上博09）、第8页（上博38），载《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②附录。 [5]系《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简称，共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有关详细内容参见郭子建、刘景云、王翠兰、夏颖编写的叙录第12页（上图059）、第14页（上图070）、第27页（上图139A、B）、第29页（上图156、上图157）、第30页（上图158、上图159、上图160、上图161），载《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④附录。 [6]系《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的简称，共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有关详细内容参见蒋维崧、郭子建、刘国展、李桂英编写的叙录第1页（津艺006）、第5页（津艺035）、第14页（津艺094—津艺097），载《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⑦附录。 [7]一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详细内容参见谷辉之、王宏理、柴剑虹、徐志良编写的叙录第21页（浙敦114）、第24页（浙敦133）、第30页（浙敦172—浙敦175）。 [8]资料来源于马德《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的几个问题》，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杭州，2010年4月。 [9]资料来源于马德《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的几个问题》。 [10]资料来源于黄布凡的《敦煌学大辞典》“河西吐蕃藏文写本”一条（参见《敦煌学大辞典》第464页）。 [11]资料来源于马德《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的几个问题》。 [12]李淑萍、黄维忠《敦煌市档案局所藏藏文写经定名》，《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13]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黄颢研究员的介绍，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藏文文献共计115件，其中唐宋时期的藏文文献约占10%。参见黄颢《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71-381页。 [14]资料来源于马德《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的几个问题》。 [15]资料来源于张延清、李晓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藏古藏文经卷考录》，《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第95页。 [16]共三册，石门图书公司1976年印行。 [17]郑阿财《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卷子题记》，《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专辑》，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此外，在西藏地区也保存有数量不等的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西藏的前弘期文书主要是佛经写本，保存在萨迦、哲蚌、夏鲁、吉茹、卓卡曲德等寺院，其他藏区寺院亦有少量遗存”。(20)其中的部分文书经与敦煌藏文文献相比较，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两者都十分相似。 就目前所知，西藏的前弘期藏文文献多为《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巴桑旺堆先生曾对卓卡寺和哲蚌寺所藏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尾题的抄经人和校经者的署名与《甘肃省图书馆藏梵夹装藏文写经考录》一文刊布的甘图藏T0060、T0105、T0153、T0202、T0266、T0267的校经者署名进行过比对，指出：“一是卓卡寺、哲蚌寺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写本的署名中也有唐人和其他民族的姓氏，说明此类重要写经是多民族共同参与完成的；二是署名中有6名与甘图敦煌藏文佛经写本的署名完全相同，2名与敦煌市博物馆（下称敦博）藏吐蕃写经上的署名完全相同。”(21)并推断：“(1)西藏卓卡寺、哲蚌寺保存的称之为《喇蚌》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写本的9名校经者与出现在甘图、敦博藏敦煌藏文写经《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的同名校经人实为同一人。(2)西藏卓卡寺和哲蚌寺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写经是在敦煌完成抄经、校对后运回吐蕃本土，有可能作为重大供品敬献给吐蕃赞普的。(22)(3)如果卓卡寺和哲蚌寺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是在吐蕃本土完成抄经的，那么说明了吐蕃统治敦煌期间许多唐人远赴吐蕃参与了《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抄经活动。”(23) 显然，无论是在敦煌完成抄经的，还是在吐蕃本土完成抄经的，可以确定的是，敦煌的藏文文献与西藏的前弘期藏文文献应来源于同一处。因此在大类上，西藏的前弘期藏文文献可以归入敦煌藏文文献中，研究者需要一并关注。 附录：有关国内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文章索引 整理篇： 潘重规《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题记》，《敦煌学》1975年第2辑，第1-55页 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 黄布凡“河西吐蕃藏文写本”条，《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464页 郑阿财《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卷子题记》，《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专辑》，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黄颢《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藏文文献译释研究》(1-3)，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004年 李淑萍、黄维忠《敦煌市档案局所藏藏文写经定名》，《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王南南、黄维忠《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上）》，《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 俄军《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补录》，《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 张延清、梁旭澍、勘措吉、郭俊叶《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古藏文写经叙录》，《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 孙宏武、寇克红《张掖甘州区、高台县两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大乘无量寿经〉简介》，《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 张耀忠《酒泉博物馆古藏文〈大乘无量寿经〉叙录》，《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 邰惠莉、范军澍《兰山范氏藏敦煌写经目录》，《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 勘措吉、黎大祥《武威市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本》，《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 曾雪梅、张延清《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梵夹装藏文写经考录》，《中国藏学》2008年第3-4期 张延清、李晓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藏古藏文经卷考录》，《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 研究篇： 吴其昱《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吐蕃研究——拉露教授纪念论文集》，1971年，第567-571页；汉译文载《敦煌学》第2辑，1975年，第56-73页；《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37-146页 黄文焕《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 黄文焕《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陈庆英、端智嘉《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甘肃）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7-178页；收入《西域史地丛考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5-187页；《张广达文集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5-225页 黄明信、东主才让《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2期，第59-76页 马德《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概述》，《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 黄维忠《甘博10565文本和汉译文》，《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61-66页 张延清《张议潮与吐蕃文化》，《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 张延清《简析敦煌古藏文经卷的抄写年代》，《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 张延清、谢尔萨《敦煌藏文写经生结构分析》，《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 张延清《翻译家校阅大师法成及其校经目录》，《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 张延清《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西藏研究》2009年第1期 张延清《吐蕃王妃贝吉昂楚及其敦煌校经题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注释： ①据悉，《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将于近期由甘肃出版。 ②原文为法文，载《拉露纪念文集》，1971年；汉译文载《敦煌学》第2辑，1975年，第56-73页。 ③《文物》1978年第12期。 ④《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 ⑤《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2期。 ⑥杨富学《20世纪国内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述要》，《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 ⑦陈庆英、端智嘉《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甘肃）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第77、81页。 ⑧《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7-178页；收入《西域史地丛考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5-187页；《张广达文集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5-225页。 ⑨《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 ⑩马德《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概述》，《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第40页。 (11)张延清《简析敦煌古藏文经卷的抄写年代》，《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第92页。 (12)西藏社科院著名吐蕃史专家巴桑旺堆先生也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根据法成生平轨迹来看，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成在敦煌一带从事佛教译经活动，也极有可能参与了部分写经的校对，笔者赞同chos grub为法成一说。”（巴桑旺堆《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79页） (13)张延清《翻译家校阅大师法成及其校经目录》，《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第83页。 (14)参见张延清《翻译家校阅大师法成及其校经目录》，《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第82、87、89、91页列出的相关题记。 (15)参见张延清《吐蕃王妃贝吉昂楚及其敦煌校经题记》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32、36页。 (16)参见张延清《吐蕃王妃贝吉昂楚及其敦煌校经题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36页。 (17)参见张延清《吐蕃王妃贝吉昂楚及其敦煌校经题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34-36页。 (18)张延清《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西藏研究》2009年第1期，第51页。 (19)王南南、黄维忠《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上）》，《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第68页。 (20)巴桑旺堆《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61页。 (21)巴桑旺堆《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78页。 (22)巴桑旺堆原注：2008年8月“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闭幕会上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马德博士曾提出了在敦煌完成抄经、校对的一些重要写经有可能送往吐蕃本土的意见。 (23)巴桑旺堆《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7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