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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名勘同问题 马可波罗旅程遍及中亚、中国大陆、南海诸国及印度海岸诸地，所列地名甚多，由于年代更迭、地名变迁，特别是他不懂汉语，所记中国地名除少数用蒙古语或波斯语外，对汉语地名多拼读不清，兼之各种版本拼写不尽相同，这就给识辨其汉语原名造成一定困难，也使汉译《游记》诸版本的所译汉名不尽一致。对此，我国学者在地名考证勘同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15年，我国史地学者丁谦即撰有《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地理补注》，1917～1918年又撰写《马哥博罗游记补注改订》长文，针对魏易汉译第一本《游记》的译文及注解的错误作了纠正，除地名外，兼及史实考订。限于时代及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不了解，不免有些讹误，但对魏易之直译汉语地名的错误作了不少纠正，仍有贡献。他指责魏易以《元史》之枢密副使孛罗为马可波罗之误，谓《元史》之孛罗（博罗）系蒙古人，与屠寄所见相同，亦颇有见地〔1〕。 此外，李长傅先生在1942年撰《马哥波罗游记海南诸国新注》一文，从占婆国开始至班卒为止，先引张星烺新译之《游记》原文，后加注解，多用西方学者成说，亦便应用〔2〕。 关于马可波罗云南之行，方国瑜教授《马可波罗行纪笺证》就冯承钧译《行纪》逐章作了细致的考释。对《建都州》一章，认为：“建都即《元史地理志》之建蒂。建蒂本人名，用以称其所属之地，狭义称落兰部，广义称罗罗斯”；“波罗所谓建都州，即包有罗罗斯全境”。此章所言“不里郁思”大河（Brius）， 方教授以为即《元史·速哥传》与《脱力世官传》之不鲁思河，即金沙江。不里郁思为冯承钧译音，张星烺译为白流斯。 对《哈剌章州》一章，方教授同意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说法，即哈剌章有作广义，指云南全省，有作狭义，指大理一区；《元史》中所见，亦有广义狭义之不同。马可所指亦同。此章之哈剌章指广义，即云南省，下章《重言哈剌章州》则为狭义之大理。 关于《阿木州》章，冯译本作Amu，沙海昂注引其它版本作Aniu、Anyn或Anin，玉尔本正文即作Anin，张星烺新译本亦作Anin，汉译“安宁”（第261页）。沙海昂以为即《元史地理志》之阿僰部，方氏认为Amu应在阿僰西南之因远部，该部附近之落恐、思陀、溪处之主要民族为阿泥， 元初有阿（或作禾）泥路， 疑Amu 之名作Anin为是，但其地不应作阿宁或安宁之解释。 关于《秃落蛮州》章，方氏同意沙海昂注所释即《元史》之秃刺蛮、秃老蛮、土老蛮、土獠，指出乌蒙（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至叙州（今四川宜宾市）一带，元初为土獠蛮散居之地，尤以高州、筠连州（今四川县）最多。 方文于释地名之外，并对波罗所述各地物产风俗、轶事详加解释，甚为完备〔3〕。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其《马可波罗游记铨释》中对《游记》中的中国地名有许多独到的考证，但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1980年，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王颋先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一文〔4〕中， 对伯希和及其他学者勘同的三个中国地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游记》在Tigiu（泰州）章中，叙及有一城名Tingiu， 谓“此城大而富庶，产盐可供全省食用”。Tingiu是何地，冯译沙海昂本正文作Tinguy，汉译真州，“（注二）”说，此地名，颇节本作Tinguy，而地学会本及剌木学本均作Cingui，应以后一写法为是，盖指真州，即今仪征。伯希和则据《永乐大典》“从泰州至海州是三站”与波罗说从Tigiu到Tingiu有三天之程相合，认为Tingiu是海州，即海门。 王文认为二说皆误，因真州（今仪征）在长江边，史书上无产盐记载，长江水也不能煮盐。至于海门，元时只是一县，从未称州，《永乐大典》中的海州当是海门之误。他认为颇节本作Tingiu是对的，即“通州”之对音，至元十五年为通州路总管府，二十一年复为州，隶扬州路，领二县：静海、海门。其地在元代是一主要产盐区，即今江苏南通市。 笔者认为，王文释Tingiu为通州，即今南通，极为准确，玉尔在注释中亦持此说〔5〕。张星烺《游记》新译本第287页原文此地作Chinju，汉译“静州”，下有注云：“此节似为静海之讹。宋元之间有静海县，即今通州”，则是歪打正着，偶尔相合。至于伯希和注中引《永乐大典》“泰州、如皋、通州、海〔－州〕”最后原文本只一字即“海”，其下应补“门”字，因《永乐大典》卷19422《站赤》第9页上在“泰州水站、如皋水站、通州水站”下即记有“海门站”，伯氏加“州”字是错的，认为Tingiu指海州即海门亦误。 2.王文引穆尔本《寰宇记》第147章说：“从Saianfu出发，向东南行十五哩，到一城名Singiu，城非特别大，但商业繁盛……它是一个港口。”冯译本第146章（中册第554页）译Saianfu为襄阳府，Singiu 为新州；沙海昂本“注二”谓Singiu为“荆湖”之转音（冯译本第555 页）。伯希和则认为此章之 Saianfu 应是 Yangiu （扬州）之误， 因而Singiu应是真州即现在的仪征。王文认为，Saianfu仍应是襄阳府， 而Singiu是荆州的对音，即今之江陵。但江陵非港口，则马可所指，应是江陵东南的港口沙市，而文中之Saianfu “东南行十五哩”应为“东南行五日”之误。 3.《游记》“福州国”一章（《寰宇记》第155章，冯译本第154章）中说，有一地名Vuguen，此地盛产蔗糖，又说，“离开Vuguen城再前行十五哩，即到一王国的都城福州”。Vuguen是何地？冯译《行纪》音译为“武干”，其“注七”认为是福建的尤溪；菲力卜思（Geo.Phillips）认为是永春；伯希和认为是延平（今南平），他说：“延平在宋、元时叫‘南剑’，波罗的原稿中可能作Namguem，Vuguen 可能讹自Naguem”（原文为“the outcome of”，无“讹自”意，似译为“出自”较妥——笔者）。但他也承认与书中所言“十五哩至福州”不合，因之认为仅系推测之说。王氏认为三说皆不妥。Vuguen应是“侯官”的对音，侯官在元为两附郭县之一，离福州十五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闽侯县新县城，盛产甘蔗制糖，与波罗所说正合。 王颋先生对以上三地名的考证有独到见解，可备一说。 但对第二地名即“Singin为沙市”说，却引起了怀疑和争论。前引陈得芝教授《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文中说，波罗在叙述了扬州之后忽然插叙了南京（今开封）和襄阳的情况，接着他又回到正题，讲述“从扬州东南行十五哩至一名为Singiu之城”。陈教授说，由于有些本子作“从Saianfu（襄阳府）东南行……”，以致Singiu 一名应指何地引起了争论，“我以为前一个地名无疑应如地理学会本作yangiu（扬州），因为波罗在讲述南京和襄阳之前有一段话，明显是说他将离开主线讲一讲西面的两个大区…… 可见南京和襄阳显然是两段插曲…… 至于Singiu城，我无保留地支持伯希和的意见，应是真州（今仪征）。”因为“波罗所述此城商业之盛，附近江面之宽，过往船舶之多，都和真州情况相符合”。 看来，这里涉及版本问题。可注意的是，王、陈二君用的版本都是穆尔（陈译穆勒）、伯希和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查原书第 320页147章，这里确实是Yangiu（扬州）而非襄阳府。该页“注1”还列举了几种异名，除扬州外，还有angiu，Saianfu（襄阳府）等，他们不采用后名，当有考虑。冯译作襄阳府（第554页），张译作扬州城（第293页），李季译（第228页）、陈开俊译（第170页）俱作襄阳府，Singui则定为九江市，皆不恰当，录以备考。 陈教授在该文中也提出一些与伯希和不同的看法。如波罗说他在离开京兆府后，西行三日，至多山之Cuncun地区，此名冯译本作“关中”（中册第435页），张译本作“汉中”（第226页）。陈文认为“此名颇难勘同”，因京兆府亦在关中之内，何必西行三日始至其地。伯希和认为此名似可复原为Cancion，即“汉中”，但非汉水上游的汉中， 而是指凤翔府地，是元代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的治所。陈文认为“此说有些勉强，不仅Cancion的写法不见于波罗书的各种版本， 而且汉中作为地区名称只指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地区。”他说：“当然，波罗过京兆赴云南，必经凤翔府……所谓多山地区无疑是指秦岭。” 波罗说，从此多山地区骑行20里，到达蛮子国边境首府之城阿黑八里（突厥语，意为白城）。伯希和认为无疑是汉中（元属兴元路）的突厥语名。陈文不同意此说。他说：“但汉中（兴元）并不在从京兆至成都驿道上，波罗不可能不走径直的驿路而绕道至此城。我以为阿黑八里应为利州（广元）。”“蒙古攻占利州后，宪宗三年（1253），令汪德臣修筑此城，屯驻重兵，且屯田，为取蜀基地……汪氏系雍古（一称汪古）人，故此地又有一个突厥语名称。元代从京兆至成都的驿道正是经过广元（利州），波罗所述的地理形势也很符合”。 笔者认为，陈氏对阿黑八里的勘同很精当。应指出，沙海昂对此城也有利州（广元）的说法（冯泽中册第437～438页“注一”），但未说明何以有此突厥名称之由。 从上可知，对《游记》中地名的考释工作，也非易事，有些地名所指，还有争论和疑问。《永乐大典》中所收录元代《经世大典》中的《站赤》一书中，载有元代全国交通的驿站系统，伯希和、陈得芝学者曾据以考释波罗书中的一些地名，颇有所得。《游记》与《站赤》对照研读，仍不失为解开《游记》地名之谜的终南捷径。 （五）《游记》的真实性问题 《游记》问世后，由于书中所记中国的富庶、文明和东方的奇风异俗为当时西方人所少见寡闻，而被认为荒诞不经，以致他的友人在他临终之际劝他改正并收回其书中与事实不符之处，但马可回答说：“我还没有写下我所见到的一半。”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证明马可波罗所说与元代情况大致相合，且有可以补充元史之处，当然也有记忆不确、传闻失实或自我吹嘘之嫌。遗憾的是，《游记》所记中国事虽大部分在中国史志上得到印证，但关于马可个人的活动却很难在元代史籍上找到痕迹。阿合马被刺时马可说他正在中国，所记事实也与《元史》相符，但他不是枢密副使孛罗（见前）；他说他曾在扬州任官三年，但扬州方志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就给怀疑马可波罗曾到中国的人一个借口，他们可以说，《游记》中与元代情况相符的事物，焉知不是从旁人耳闻或从其它书上抄袭来的呢？ 笔者五十多年前，在上述《永乐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条资料，足以证实与马可波罗有直接关联，虽然未提马可波罗之名。该资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永乐大典》卷19418，第15页下） 这段资料和《游记》所说波斯王阿鲁浑（Argon）派遣三位使臣Oulatai（兀鲁）、Apousca（阿必失呵）、Coja （火者）向中国皇帝求婚，得Cocachin（阔阔真）姑娘，三使者请波罗一家从海道伴彼等同行一章完全一样。公文主要是江淮行省平章沙不丁向中央请示三使者的随员的口粮供应问题，当然不会提到波罗一家，连阔阔真这一女主角也不提，更不论波罗这一小人物了。但波罗记这三使臣的名字与《站赤》所记完全一致，又和他们一家离开中国的机缘完全对口，无疑他们是在这一年的年末或次年初离开中国的，证以西域史料（如《史集》）亦完全相合。笔者为此写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向达师对此文的评价是：“这一发现证明两点：一、马可所记他们陪同波斯阿鲁浑汗使者是事实，元代官书可以证明。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二、阿难答的奏章是一二九○年的阴历八月，提到本年阴历三月的事，请示圣旨。这说明马可诸人离开中国应该是一二九○年阴历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阴历年初，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这也就是替《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但“真实性”问题并未就此解决。 1966 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W.Haeger）、 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到中国北方而未到南方等论点提出个人看法。他们的论据不外这几点：1.中国史籍中找不到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证的资料；2.书中未提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3.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襄阳，蒙古皇室谱系错误等；4.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对此，笔者曾一一为之辩解〔6〕。 以上三位外国学者可能未见到或未重视笔者在《站赤》中发现的那份资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条的诘难。但有位中国教授虽看到笔者的论文，却仍然相信外国学者、特别是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克鲁纳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一文， 针对笔者对《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释提出质疑，要点是：（1）《站赤》所记兀鲁等三使者为大汗所遣，而《行纪》则谓为阿鲁浑大王所遣，两书所记迥异，如何解释？（2）《史集》（波斯文蒙古史—引者）记合赞汗与阔阔真成婚而对马可一家只字未提，有悖常理。（3）忽必烈大汗为阿鲁浑大王选妃是朝野尽知的盛事，马可无论在中国或波斯，都可能由传闻而得悉，“也可能作为这次船队的一员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机遇”。《站赤》所记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杨文断言《站赤》所记“只能证明马可波罗的记载是真实的”，论据不够充分。对王教授这一论点及其它看法，笔者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一文中作了申辩〔7〕。 直到近年，仍有一位西方学者坚持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一说，其人即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博士（Frances Wood）。据说，她将在1995年即“传说的”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的 700周年纪念时，推出她的新著，认定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笔者未见其书，只是从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4年10月1日英文版和北京《青年参考》1994年10月28 日摘译的《南华早报》《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得知梗概的。《南华早报》该文是大维·瓦伦（David Wallen）自伦敦发出的，她指责马可未提中国妇女缠足，连同其它与怀疑论者多半雷同。她提到中国学者曾从中国和阿拉伯（应为波斯——引者）文献中指出马可波罗曾护送一蒙古公主从海道航行的事实，但指出官方史籍并未提及马可之名，因而相信此事是马可波罗从旁处听说的，这倒和王育民教授所见相同了。 笔者发现，对马可波罗书研究有素并作出很大贡献的外国学者，如英国的亨利玉尔和穆尔，法国的亨利考狄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奥勒斯吉（L.Olschki，曾著《马可波罗的亚洲》一书），美国的柯立夫（F. W.Cleaves）等人，都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虽然也指出了书中的缺陷。在信息灵通的西方世界，为什么偏有些人置这些研究成果而不顾，独树一帜，大唱反调呢？当然，学术研究，贵在独立思考和百家争鸣，真理愈辩愈明。在相互商榷和争辩中，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可波罗学的研究。 三、几本介绍与研究马可波罗的书 和研究、介绍《游记》的论文相比，介绍、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相应少些，但也有十几种，篇幅都不大。兹介绍几种较好的如下： 1.张星烺：《马哥孛罗》，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81 页，约48600字。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带研究性的专书。此前， 张氏已将玉尔、考狄本译注《游记》译出一部分，故对《游记》内容颇为熟稔。全书四章：《马哥孛罗传》（9节）；《马哥孛罗游记本书》（4节）；《游记之内容》（4节）；《书中关于中国之记载》（3节）。前二章多采自玉尔、考狄本《游记·导言》，其第一章第五节《入仕中国》则沿用其枢密副使及扬州达鲁花赤或宣慰使说，已被否定。第三章介绍全书内容，清晰概括，兼抒己见。第四章虽只三节，但第一节统计《游记》所记元代名人，甚有功力和特色。其结论谓孛罗所记名人，帝王以外，几尽武人，文臣仅阿合马一人，遂“深以为马哥在元廷入仕，为武职也”。仍是为其枢密副使说找佐证。笔者认为，武人之多，当与其喜谈战争有关，因战争故事情节最能吸引听众也。第二节为《所记元代史事》，用《元史》及地方志注解书中所记九件大事，亦大致不差。第三节《所见中国文明及由马哥孛罗之记载比较当时中西文明》，就《游记》所载元代情况归纳为《国家富强》、《政治善良》、《交通便捷》、《宗教道德》、《通行钞币》、《建筑美丽》六项，皆据实直书，不尚矜夸，以见元代文明在当时欧洲人之上。他说：“吾人处今日积弱多乱之中国，常闻有自暴自弃之言，谓中国为半开化之国，人种为劣等人类，永不能与欧美人竞争也。读《马哥孛罗游记》能使吾人兴奋，不甘自暴自弃也。”其爱国情怀，跃然纸上，令人钦敬。 2.余士雄：《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1988年7 月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71页，156千字。余氏研究《马可波罗游记》多年，并于1983年编辑出版《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论文集，从百余篇文章中选出有代表性的论文37篇，汇萃难以搜寻、有价值的论文为一编，甚便应用，因而对此学科的研究行情知之较熟。书分八章：一、马可波罗赴中国的前奏（3节）；二、马可波罗旅行中国的始末（4节）；三、马可波罗所记元初中国的状况（12节）；四、马可波罗记述的中国历史名城（9节）；五、《马可波罗游记》的外文版本（5节）；六、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译著（4节）；七、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8节）；八、《马可波罗游记》对后世的影响（5节），其中并附有图片、地图、 书影等多幅。网罗各家成说，参以个人新见，体系宏大，内容丰赡，用力甚勤，颇有特色。虽偶有疏失〔如第139 页已提及邵循正教授《〈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而第24页，记阿合马事件时仍指责波罗“王著（实为‘万户’译音），张库（实为‘千户’译音，见本文第一题末段所述）”之误〕，但小瑕不掩大瑜，本书不失为初学者入门的向导。 3.王苗、石宝琇等：《追踪一页历史——重走马可·孛罗进入中国的道路》，1993年8月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6开本，116页。这是一部图文并茂、以彩图为主的书。1991年，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的记者们想要追寻马可波罗进入中国的足迹，在仔细阅读了《游记》并咨询了有关人士后，他们从帕米尔高原的红其拉甫山口出发，穿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河北，到达北京。沿途对照冯译《行纪》，拍摄当地山川景色，采访民族风情，将所见所闻编成此书。卷首以《马可·孛罗是否到过中国？》为题，叙述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和结果，他们把这个问题作为能否启程的关键，并附一《马可·孛罗进入中国路线示意图》，用两种颜色表示马可行程路线与此次行程路线。下分十章：一、帕米尔高原起步；二、喀什人海涌商潮；三、于阗古道载歌载舞；四、塔克拉玛干大朝圣；五、柴达木戈壁苍茫路；六、河西千里十日行；七、西夏故土纵横；八、居延古城孤立大漠中；九、鄂尔多斯大汗长眠地；十、星夜兼程进元都。每章卷首摘引冯译《行记》与本章有关的记载，正文则述今日该地与《行记》所述异同，而以大量篇幅描述当地见闻及风土人情、遗闻轶事，配以多幅彩照，读来如亲历其境，饶有趣味，也增加了不少知识。可谓一本别开生面的、读《游记》的生动的辅助教材。此前，他们已将此行所获资料在其《中国旅游》杂志1993年7月号157期上作为“大特辑”刊出，次月，即作为专书出版，并将卷首长文重新修订，想见此书之受社会欢迎。 四、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 当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社的同人们完成他们的追踪任务到达终点站北京时，正值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召开，时间是1991年10月6日到9日。他们躬逢其盛，欣然参加。 会议由北京中国国际文化书院、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新疆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举办。到会的有意大利、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国际友人，我国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扬州、泉州、厦门、大连、成都、新疆等地学者50余人。意大利学者人数最多，近20名，多为大学教授，其中引人注目的有马可波罗的后裔波罗·帕多莱基亚教授，长相颇似《游记》中的马可画像，还有热心中意友好事业、被称为“小马可波罗”的记者、作家威尼斯人马达罗。前者以其祖先曾亲临中国的业绩感到自豪，并表达了对中国壮丽山河、风土人情的向往，愿继承发扬其祖先所开拓的意中人民的友好情谊。后者做了一个题目很长的报告：《百万：关于人类友谊和团结的一个特殊事例如何导致一个关于普通贪婪的事例》。《百万》是《游记》的名称之一。全文大意是，马可波罗怀着友好、真诚和尊崇的心情写出了一个伟大、勤劳、文化发达、高度文明的民族，想不到在15世纪后却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贪欲，他们为了寻求黄金，征服、破坏了美洲高度文明的玛雅和阿兹台克两个王国。他说：“历史是‘若干事例’的奇异综合，每个事例对其他事例是独立的，但所有事例都是严格关联和相互影响的。马可波罗的事例和所有其他事例是一样的。”这一辩证的看法很有见地，虽然他并未对《游记》作任何考证和阐发。其他意大利学者的论文有《马可波罗访华后中国和东方对意大利艺术的影响》、《马可波罗和中国法律》、《马可波罗时代在华的意大利人》等。 中国学者各就其研究领域或所在地区的特点写出论文。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章研究员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新疆行程实地考察与相关问题的研究》，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张宁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大都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定平的《从马可波罗到利马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萨那的《马可波罗对哥伦布航行美洲的影响》，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副教授孙光圻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文明》，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副研究员蒋华的《〈马可波罗行纪〉与饮食文化交流》，江苏省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吴献中与扬州市社科联副主席韦培春合作的《从扬州地方志印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踪迹》，中国国际旅行社扬州分社李建平副编审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扬州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集美航海学院高级工程师陈延杭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写刺桐的几个问题之探讨》等。此外，中国工运学院教授余士雄的《马可波罗研究中几个问题评述》和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研究员朱江的《从〈马可波罗行纪〉联想到的三点》则是对《游记》研究有素的专文。另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世松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桥》和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讲师龙达瑞的《〈马可波罗行纪〉与十三世纪的印度宗教》则是过去很少触及的课题。上海教育学院讲师顾卫民的《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提供了这门课题的研究信息。已在国内刊物发表的有蔡美彪的《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前），黄时鉴的《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41～145页）， 此文的副标题是《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文章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成了某些学者判断他未曾到过中国的主要论据之一，从研究方法而言，这样的论证不能成立。在详细考察了茶传入吐蕃、回鹘、中亚地区、契丹人和女真人的历史后，文章继续说，在蒙古兴起后的一段时期内，蒙古人也还未饮茶。元世祖在1268、1275年已榷买四川和江南之茶，1276年在常湖等处设置茶园都提举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但并无资料表明，在13世纪60～70年代， 蒙古人和回回人已普遍饮茶。 马可波罗来华（1275—1291），他若一直生活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中间，那就可能得不到茶的信息。“所以，他未有记茶是合乎情理的”。笔者在会上提出《再论马可书的真伪问题》草稿，当在《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刊出时， 即引黄教授此文作为附注（见该刊76页注〔2〕）。 这次会议的召开，适在马可波罗从泉州出发离开中国的700 周年后，其意义值得重视。这是我国百年来第一次召开的马可波罗国际学术会议，也是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的马可波罗学术会议。它不仅沟通了国际间的学术信息交流，也联络了我国和外国学者的感情和友谊，它又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可波罗学研究的大检阅，这是百年未有的盛举！它必将推动我国马可波罗学的研究和进展。 注释： 〔1〕两文皆刊于当时的《地学杂志》上，第2篇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80～446页。 〔2〕原刊于《真知学报》1942年第2卷4期， 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63～379页。 〔3〕原刊于《西南边疆》1939年第4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107～126页。 〔4〕刊于《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57～362页。该文所引《游记》系穆尔与伯希和本，即统称为《寰宇记》。 〔5〕见玉尔与考狄：《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诸国奇异之书》（简称《马可波罗游记》），1929年第3版，第2卷154页注〔1〕。 〔6〕参见《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原刊于《南开学报》1982 年第6期；《马可波罗与中国》，原刊于《环球》1982年第10期， 二文俱收入《元史三论》及《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 〔7〕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该文第二节是对王文的答辩；第一节是对西方怀疑论者的概括性评论，要点是：在马可波罗前后到达蒙古的西方传教士、使臣、商人不少，其名也未见于中国记载；马可未提到的事物，上述诸人的书中也多未提及；说马可书抄自波斯的《导游手册》，但未举出何处抄自《手册》，论者并未见到《手册》，只是揣测之辞。 (责任编辑：admin) |